文化工业体系下国际新闻公共领域的侵蚀

    所谓国际新闻，是指超越了国家界线并具有跨文化性的新闻，或者说国际新闻是新闻在国际间的流动。①因此在新闻传播过程中，国际间文化的交织与博弈，经济的渗透与束缚都无形中消解着新闻本身。从法兰克福学派早期提出的“文化工业”，到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国际新闻既是这种全球化“文化工业”生产下的媒介产品，同时新闻本身所固有的公共领域也在不断遭受侵蚀。本文基于西方对媒介生产制度的分析和批判，力图展现“文化工业”对国际新闻“公共领域”的侵蚀。

    “文化工业”与国际新闻

    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批判理论”曾红极一时。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他们站在文化精英主义的立场上，沿着黑格尔和马克思以降的“异化”思路，第一次以“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这个术语取代“大众文化”(Mass Culture)。他们认为，“大众文化”在资本主义社会是整个商品生产和消费体系的一部分,并且指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更多地看到了生产过程的异化，而没能注意到在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同样被异化的消费过程。文化，正是这一异化过程的产物。无论是传统的大众文化、低级或高级艺术，其生产和消费的过程都没能逃脱商业化过程，其直接后果是：第一，文化产品自身的同质化；第二，公众的文化消费完全沦为维护社会体系制度的手段和工具。但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是有限的。这主要由于法兰克福学派悲观地判定无论高级艺术还是大众通俗文化全盘沦为资本主义社会工业链条的一环和意识形态的工具，既而走上了对整个意识形态的批判。这是一种激进的批判主义，其本质是认为在工业社会和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制度内拯救人的精神价值是毫无希望的。

    英国政治经济学派没有陷入彻底的悲观失望，他们对文化、媒介的批判没有德国人那种灾难深重的历史包袱，也没有德国人那种幽深曲折的理论负担，在批判的矛头和实质上也有较大差异。政治经济学派更多的是通过媒介文化在生产、消费的具体环节来分析社会的不平等以及非统治集团所进行的文化抗争。并且，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是直接沿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文化工业”一语，而是有了自己对“文化工业”新的阐释和定义：“我们社会中的这样一些结构，它们采用工业公司典型的生产和组织模式，以文化物品和文化服务的形式生产和传播作为商品的符号。”②这无疑更为直观地指出了，文化产品作为一种媒介产品，在制造过程中，如果采用的生产结构相同或类似，那么媒介工业的文化过程许多特征都是相同的，比如资本集中，高度分化的劳动力，等级化经营的组织模式，追求利润和效率的最大化等。这事实上是所有工业化社会的具象特征。政治经济学派关注的是如何切实承认并且分析媒介工业的过程。

    然而，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严肃的批判，还是政治经济学派对“文化工业生产”理性的思考分析，两者都指向了同一个命题：文化对媒介的影响。国际新闻作为一种媒介，既是文化的载体也是利益的聚合物，既是文化或媒介工业体系的构成，也是终端产品。国际新闻有着跨国和跨文化的双重属性。诸如“任何新闻都是经过选择的”，“新闻是没有国界的，新闻记者是有祖国的”，“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新闻自由和客观报道，新闻报道服从、服务于国家民族利益，有鲜明的国家民族性”，可以看出，国际新闻在出生之前，在母体之内就带着强烈的民族意识，代表着民族利益。

    这就是说国际新闻除了自身新闻内在属性和要求之外，还有外在的属性，它是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国际新闻代表的利益，必须服从新闻生产组织者的利益。国际新闻的本身，无论大到巨型媒体公司，小到报头文字，无不是组织生产者的意识的延伸。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国家利益和全球市场环境，在国际新闻的生产中，能够达成利益的一致性，即媒介公司在生产、传播国际新闻时，这个过程是整个媒介生产的一部分，而生产的终端产品和最终效果能够实现新闻生产具体组织者和国际环境宏观控制者的利益双赢。政治经济学派代表性人物尼古拉斯?加纳姆在《论文化工业》一书中认为：“把市场概念从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中分离出来是至关重要的，也就是从一个给定的所有权结构中分离出来，从把劳动当做一种市场商品的特征中分离出来。”这种分离的积极效应在于作用于消费者、分配者和制作者的关系，从而形成一定的市场。这就无形中提出了一个基本前提：为了关系的公正性和市场的均衡性，消费者必须以同等资质和待遇进入关系圈，所有制权力的集中必须得到有效控制或削弱，甚至取消。在这种利益矛盾的平衡过程中，媒介产品充当着一种符号参与社会物质生产、流通和消费。媒介产品在媒介工业的制造过程中既是利益载体，也是体制矛盾所在。媒介工业的批量生产导致了文化产品的同质化。“这种复制的费用是有边际的。边际回报是从每一份额外的销售中趋于增长的，这反过来导致了以受众的最大化作为利润的最大化的策略的一种强有力的趋向。”③可见，媒介工业的产品正是利益之间妥协的产物。

    国际新闻显然是一种公共产品，因此在国际市场上也难以建立起稀缺性，而稀缺性，正需要从经济角度观察到意见商品的基础价格。显而易见，为了创造这种国际新闻的稀有价格，新闻体系内部必然会“发展出一些策略来人为地限制对文化产品的接近以便创造一种稀缺性。”④故此，新闻在整个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中形成，出现了一系列的控制措施和隐性的平衡手段。这包括国际新闻资源变相独占和垄断渠道分配，在这种举措下，国家政治力量与垄断利益会彼此依托，共同建构国际新闻体系内部利益趋同化的文化消费环境。

    然而，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下，国际新闻所凸显出来的矛盾双方利益的均衡只是暂时的，一旦新闻生产体系内部不足够完善，利益将无法得到平衡，矛盾就将加剧。究其根本矛盾是媒介产品生产者与产品固有属性的矛盾。具体而言，即国际新闻的生产组织者如国家、跨国公司等利益集团所生产出来的国际新闻，在生产、传播过程中损害到自有利益。这种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譬如有学者曾经对美国“贫铀弹”的新闻进行了研究，“贫铀弹”是美国在海湾战争和巴尔干战争中广泛使用的含聚放射—生物—化学三位一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一共投放了攻击195枚，但令人震惊的是在1991年到1999年近10年的时间内，在其他欧洲媒体共计195篇报道的情况下，美国三家知名度最高的精英报纸——《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在贫铀弹新闻上异乎寻常地保持缄默。显而易见，三家媒体在维护利益和坚持原则的过程中，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前者。然而，当新闻原则即新闻本身固有属性丧失到一定程度，新闻的组织者也很难维护好自有利益。这就要求在新闻生产、传播过程中做到更好的平衡。

    尽管如此，控制国际新闻的政治组织、垄断资本和私有控制力量在新闻生产过程中依旧不断强化自有利益，尤其喜好采用侵蚀国际新闻公共领域这一手段。

    国际新闻公共领域的受蚀

    “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是当前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1989年，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成为整个世界范围内对“公共领域”理论研究的滥觞。此处探讨的“公共领域”并非与哈贝马斯或阿伦特所探讨的完全相同。然而，却有一个基本的核心内涵：公众在平等开放的公共区间内获取信息、交换意见，关注普遍利益，形成公共利益空间。

    首先，国际议题应该是开放的，尤其当利益直接影响到全球受众，譬如全球气候变暖，全球核安全等；其次，应该有一定的传播媒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公共利益；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是，国际受众不能在涉及自己的公共议题上遭到主观误导、蒙蔽。然而，现实是国际新闻在诞生之初，就处处受控于利益集团，因此国际新闻的客观属性所要求的公共领域始终无法完全形成或得到有效的保护。相反，在特殊时刻，国际新闻的生产组织者，正是以对公共领域的侵蚀为代价，来维系着自己的利益。国际新闻生产组织内部的政治力量、垄断资本力量、私有控制力量不断地削弱公共信息和意见，侵占公共利益，这种对“公共领域”的侵蚀显而易见。

    首先，国际新闻公共领域的议题与意见遭到腐蚀。这表现在许多传媒集团控制了一些关键的媒介部门，全球性的传媒集团前所未有地控制着当今文化生活。许多“公共领域”的议题，如生态保护、女权运动、种族歧视和宗教政策均在传播过程中，被扣上了传播介质的私有利益，为了满足这种利益，往往会出现“公共领域”内部意见一致化，其本质是在社会中声音的数量和媒介中能够被听到的声音数量之间出现了一条越来越大的鸿沟。针对这种“公共领域”意见的消解和鸿沟的扩张，格雷厄姆?默多克认为媒介工业的主宰体的私有化是政府发起的，无形中也是一种变相的公共干预，目的是扩大传播和信息产业内部市场的规模，从而实现利益最大化。他指出，以往在公共企业和私人企业之间的平衡已经被打破，产生了一种惯性的市场化利益导向。简单来说，就是在一个日趋完善的媒介工业社会，即便政府全部重组，已经卖给私人投资者的传媒公司也很难重新国有化、公共化，或能够维护“公共领域”的利益。

    其次，国际新闻公共领域的媒介遭到腐蚀。对媒介的变相腐蚀在形式上主要分为四类：去国有化、自由化、公共部门的商业化和对管理环境的重新适应。去国有化的方式是以“民粹资本主义”（popular capitalism）完成的。外在形式上，它是让公共公司的股份分散到普通的民众手中，实质是大部分股份集中到了有限的私人手中。比如英国主要的电信公司BT（British Telecom）,把股份低价出售，以吸引初次投资者。公司上市后，股市上涨，许多小股东选择抛售以获益。经过数次重演，在1984年12月到1986年11月底的两年之间，BT的股东数量下降了30%，从210万降到了148万，公共股份减少到了不足12%，大量的BT的股票落入了金融机构手中。自由化政策则把竞争引进原先只有公共企业涉足的市场。英国是第一个引进商业电视服务与公共事业广播体制竞争的欧洲国家，其例证是1955年ITV的建立。ITV在现实运营中，由于无法满足不断增长的许多商业电视频道的播出需求不断迅速进口海外电视节目。此外，公共部门的商业化，也是一条侵蚀“公共领域”的道路，这种商业化正是公共事业广播回应商业电视竞争的一种手段。例如，BBC仅仅依靠收取许可费和政府资助已经难以为继，为了使其能够“保持国际媒体世界当中的英国”，政府已经鼓励BBC寻找私人部门的合作者和财政援助。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社会对BBC许可费制度的质疑，BBC公共事业广播之路能走多长，也是一个巨大的问号。如果取消了许可费制度，显然，英国最大的一块“公共领域”将受到彻底的商业侵蚀。BBC背后的利益争夺正反映了公共利益与公司利益的矛盾。“公共领域”的侵蚀在20世纪80年代进一步加剧，1990年广播法案通过以后，自由资本市场的商业运作开始大面积侵蚀、侵占甚至侵吞公共事业。英国广播电视体系私有化进程大大加快，ITV的特权被拍卖，第四频道（Channel4）直接依赖于广告，第五频道（Channel5）电视频道的创建再也无须承担维护公共利益的责任。

    当然，经济因素对媒体的影响不断上升是既定事实，未来也将存在。然而，与媒体被动接受政治控制不同，媒体自觉自愿接受着商业原则的控制。同媒体一样，国际新闻有着公共性和商品性的双重特性，在媒体中存在着舆论引导和经济创收的双重任务。此外，国际新闻还体现国家立场，但是国际立场的表达不能超越新闻本质规定，实现国家利益、建构国家形象的目的不能违背新闻的本质要求——客观真实。对国家利益的维护不能总以牺牲他国利益为手段，对国际新闻媒体机构的利益维护，不能总以损害国际社会公共利益为手段，对国际新闻自身所拥有的新闻价值的追求不能总以侵蚀公共领域为手段。因为，对于公共领域的不断侵蚀既不是调和矛盾的最佳手段，也无法维系媒体的长远利益。国际公共领域是实现利益的舞台，也是媒体争夺的战场，以侵蚀公共领域为代价来换取国际新闻所带来的短期利益不是明智之举。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国际新闻专业博士生）

    责任编辑：武艳珍

    注释：

    ①刘笑盈：《国际新闻学：本体、方法和功能》，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页。

    ②③④保罗?莫利斯、苏?索纳姆：《媒介研究读本》,爱丁堡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5～1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