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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花甲之年来到中国，西方媒体称他背叛自己和国家
记者：马尔先生，首先恭喜您在摘得中国政府授予外国专家的最高奖项——“友谊奖”并被评为“新中国60年最有影响力的海外专家”后，于去年年底荣膺“最美央视人”称号。之前的荣誉是在外国人中产生，而这一次，则是在央视众多员工中评选产生，说明您真正融入了中国。
埃德温·马尔：是的。我很荣幸能获得这一奖项，这说明我已经成为中国的一分子。你知道，中央电视台的员工数以千计，在英语频道工作这么多年，并不太知道其他频道的人，很多都没有见过。通过这次颁奖，我认识了他们，并知道他们比我付出的多得多，有的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完成工作。与他们相比，我做得还很不够。
记者：您谦虚了。刚来中国时您已是花甲之年，如今，在中国的电视荧屏上向世界播报中国已达12年，风雨无阻。要知道，绝大多数人在您这个年龄是退休在家，颐养天年呢。电视播音，尤其是直播，不但考验脑力而且考验体力，对一位老人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呵。
埃德温·马尔：来中国是我想都没想过的，以前我的妻子有来中国旅行的计划，我都拒绝同行。在她去世后，一天下午，我从收音机里得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招聘播音指导，于是立马写了一封邮件。我收到了肯定的回复，不久后就来到了北京。当时只想换个环境调节一下心情，没想央视的英语新闻频道总监让我做配音培训，还打算让我做出镜主播。我很意外，很多同事也吃惊。因为那时还没有外国人在中国的电视荧屏上做过主播，我考虑了一段时间后，同意了。于是我成了当时7点黄金时段的新闻节目《WORLD WIDE WATCH》的主播。
记者：为了陪伴生病的妻子，您辞去了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的主持工作，之后几乎没有在荧屏上出现过。在央视第一次上镜，与您最后的主持生涯间隔了好几年，还记得播出时的情景吗？
埃德温·马尔：是的，我记得所有细节。那是2003年，第一次做节目直播。我很紧张，心跳得特别快。当我念稿子时，不确定一些中国的名字怎么读，把“波”读成了“包”。读完第一段，我耳机里出现导播给我的提示：“你非常专业，但有两个地方的中文发音不太准确。”于是我立马改正了。
第一次播音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这给了我信心。英语频道的人非常热情、友善，使我很快融入了工作。我努力学习中文的拼音，但不幸的是，到现在还是说不好。从2006年开始，播音风格就放开了些，在开头用中文说“你好”，结尾说“再见”。到现在为止，我仍这么做。
记者：您成为央视英语新闻频道的首位洋面孔播音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有国外媒体称您背叛了自己，背叛了国家，在中国主办的电视上充当传声筒。听到这一评价时，您是什么感受？
埃德温·马尔：当时有美国和澳大利亚的许多媒体，包括《洛杉矶时报》，总是问我同样的问题：是否背叛自己和国家？我的回答是：“我的任务就是播报新闻，在有可能的时候做些评论，是公正客观的。”中国同事也偶尔问我，如果在你们国家，这条新闻怎么报道？我觉得做新闻在哪儿都一样，尊重事实即可。那些媒体的质疑没有意义。现在很多国家，比如半岛电视台、俄罗斯电视台等，都请一些别国的主持人；国际上不少知名主持人在其他国家的荧屏上工作，已成为常态。只是那时不像现在这样开放。
有个小鬼一直躲在麦克风里，随时随地会跳出来
记者：您觉得中国与澳大利亚之间的媒体差异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埃德温·马尔：两国的媒体在内容生产上是差不多的。只不过，中国所有媒体都做商业广告，而澳大利亚分商业化媒体与公共媒体，有的可以做商业广告，而我所供职的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则完全由国家资助。在中国，广播和电视是完全独立生产，而在澳大利亚，广播和电视是合一的，我那时的工作状态是给广播上一天班，再给电视上一天班，这种状态持续了几十年。但现在的广播和电视也是分开制作。
我刚来时，中国媒体使用很多国际上不会使用的词，比如，“祖国”、“台湾省”等等，这些都是很中式的表达，国际受众听着可能会觉得别扭。但现在的报道手法也相应地国际化了。
英语新闻频道这些年变化很大，2003年我刚来时，直播很少，滚动播出的新闻即使重播也少有改编，少有海外的记者、编辑。这些年频道扩张很快，聘请了很多海外报道员，从世界各地发来报道。
记者：在播音主持风格方面，中国与澳大利亚两国的理念有哪些显著不同？
埃德温·马尔：以前的澳大利亚播音界，都是非常正经严肃的，既不随便动肢体，也不开玩笑，非常正经。但后来慢慢变得轻松随意了，可以顺其自然加入一些动作，有利于气氛活跃的元素都可以被运用。
我在澳大利亚时，喜欢在主持中加一些搞笑内容。我主持了8年的天气预报，有一次，一个男孩给我寄来一根宣传他们演出用的棍子，问我是否可以用来指气象图，犹豫再三后，我采用了，并对观众如实解释。没想后来全国各地观众都给我寄来了各种不同的棍子，有高尔夫球杆、棒球杆，还有其它各种棍子。我每次使用前都做一介绍，观众竟然对节目很是期待。一群中国艺术家，送给我一根刻着龙形图案的冰雕棍，非常精美，我只能戴着手套握着它，主持时冰不断融化，最后变成一摊水。我把用过的棍子收集了起来，有几百上千根，去过澳大利亚各地做展览，我还去现场解说。
我现在的风格，是比较严肃的。在中国做新闻播音，很难加入搞笑元素，但我还是尽量寻找能使节目轻松的机会。比如，中秋节我在结尾时边品月饼边聊相关的话题，营造一种轻松的氛围。2015年春节前，接到一个澳大利亚华裔的电话，她说每天看我主持的节目，之前在央视工作过两年，名字叫Jenny，7年前回到了澳大利亚。正好大年初一有一条新闻，是有关澳大利亚啤酒的，我把它放到最后。播完新闻后，我调侃说：在澳大利亚有一个在央视工作过的叫Jenny的观众，正在看这个节目，我用普通话结束这次节目：“再见了”（音与名字相近，一语双关）。她立马打来电话，说棒极了。
记者：您说过这样的话：“有个小鬼一直躲在麦克风里，随时随地会跳出来，大闹一场”。为何这么讲？碰到“小鬼”闹事时，您一般采用哪些技巧来化解危机？
埃德温·马尔：在主持直播时，可能随时面临突发事件，需要灵活的应变能力与较好的体力支撑。但做新闻的人，往往喜欢突发新闻的挑战，因为有发挥的空间。我碰到不少突发新闻，如日本海啸等等。播报突发事件，需要智慧处理，比如在直播煤矿爆炸事件时，不知有多少人伤亡，但能从现场的一些声音，如“14个、15个”等做出判断，总结出当时大概的人数。这需要非常细心的观察及敏锐的感知力。
直播突发事件，有时需要重复播出之前的内容，信息还是那些信息，但不能重复讲，得另找角度来说，组织力很重要。现场还得仔细把握文字与画面的逻辑，有的稿件写的是这个先出场，那个后出场，可当画面出来时，会发现现场并不是这样的，这时需要随机应变，不能完全背台本。
记者：您现在一天要播音多长时间？
埃德温·马尔：一天做5个时段的新闻，逢整点主持半个小时，有时是连续播出90分钟。中间休息时，得为接下来的节目做准备，或对一些同事做播音指导。主持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天气预报时，就只管7点的节目。
记者：工作量真不小！年纪越大，劳动强度也越大。您的精力如何得到保证？
埃德温·马尔：呵呵，这没有关系，虽然工作压力较大，但我能承受。这比无事可干要强得多。因为一旦进入主播台，就得全神贯注地倾听所有的声音，并迅速做出判断与反应。好在已经习惯了，所以也不觉得特别累。我经常锻炼身体，喜欢在北京人流车流拥挤、随时可能面临危险的路上骑自行车，这样能让我保持快速反应的能力。
从《找不着北》到《找得着北》，中国成了第二故乡
记者：您来中国后写了两本书：《找不着北》和《找得着北》，内容丰富、观察细腻、风格诙谐。做电视的人往往节奏很快，而且聚光灯容易使人浮躁。能讲讲这两本书的相关故事吗？
埃德温·马尔：我有一个习惯，把有趣的事情记录在小纸条上，并写上日期装在一个小盒子里。写这本书花了两年多时间，断断续续的。有时一天写半页就写不下去了，有时一天能写上好几页。我走过很多地方，如满洲里、厦门、上海、西安、哈尔滨等，刚来北京时各种见闻都写下来了。我很享受一个人旅行的冒险感觉。我有3个儿女、5个孙子，他们虽然很想念我，但知道我在中国很快乐，就都很支持我。
当时出版社要走了初稿，因有更急的书要出，延迟了一年多，于是我就不断地进行补充和修改，希望书中所写在出版后都是比较新鲜的内容。比如那时有马航飞机失联事件，刚刚更新完，第二架飞机又出事了。这一年中发生了很多突发新闻，我都补充了进来，使书的内容更加丰富。
记者：读了您这两本书，感觉您在中国的生活特别丰富多彩，广泛地体验了社情民俗。您还接受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7次接见。这些接见，是否给您留下一些深刻的印象？
埃德温·马尔：中国人都很友善，我认识了很多中国朋友，还认了一个干儿子，经常去他们家。与中国领导人之间，也有一些接触。记得获得友谊奖的第二天，在人民大会堂，时任总理温家宝与获奖者一一握手，当他走到我身边时，我用中文说“你好”，他回以英文“NICE TO MEET YOU”。我对总理说：“我喜欢你的微笑”，总理回报以更大的笑容。后来在春节团拜会上，与温总理又见了几次面。与副总理马凯见面的事儿挺有趣，他见到我时说：“我与你一个姓，都姓马。”我还与李克强总理见过面，他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
记者：可以说，您的一生都献给了媒体。想与年轻的中国新闻从业者分享哪些感悟？
埃德温·马尔：我从小在新西兰长大，那时没有电视，我喜欢听广播。高中毕业后，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几家报社做过记者、编辑。但我的梦想是从事广播电视主持播音方面的工作。我对自己很有信心，于是广泛研听电台电视台的节目，之后反复模仿，而且决心很坚定。为了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准，我还去学校学习了两年。后来终于如愿加入ABC工作。
作为记者，要尽量使自己具有宽广的视野、敏锐的思维，尽量国际化地处理问题，多学习国外的经验，看其他记者是怎么做的。多听多看，勤思考哪些做得好，哪些做得不好，原因是什么。听多了，看多了，就会知道标准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