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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汤计是谁？
“万里大造林案”、 “‘王木匠’诈骗案”、“草原巨贪徐国元”、“黄金大盗宋文代”等相关报道和“党的好干部牛玉儒”、“人民的好警察郝万忠”等重磅新闻作品均出自他手。
但他最为人熟知的身份，还是“呼格案”的最早报道者，6篇内参，9年坚守，最终助力呼格吉勒图平反昭雪。
就这样，他也被从幕后推向台前,成为一颗被追逐的星。
1月13日，人民日报内参部邀他做客青年读书会，主题为“汤计和他的内参”，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虽然早已知晓他是山西人，依旧感慨他十足的内蒙味儿。那日的他，给我们分享了很多不为人知的幕后故事，感动之余，更多的是钦佩。
2月2日，为表彰汤计在推动“呼格案”重审中做出的突出贡献，中国记协授予他“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荣誉称号。
俯仰天地的境界，悲天悯人的情怀，大彻大悟的智慧，他无愧于记者的称号。
虽然他说自己没有超能力，却已是我们青年记者心目中的“超级英雄”。
为呼格洗冤，为什么是汤计？
记者：汤老师，您好。首先恭喜您因着在推动呼格吉勒图案重审中作出的突出贡献而被新华社记个人一等功。据说，您是第一个记个人一等功的人。有人总结，这次“呼格案”翻案，汤计的平台和职业道德缺一不可，就您自己而言，为呼格洗冤，为什么是汤计？
汤计：也是一种巧合吧。呼格吉勒图的父母经过律师推荐，首先是找到新华社记者，我又恰好分管公检法司，这是其一。第二，新华社本身具有耳目功能，有将社情民意反映给党中央的历史责任。“呼格案”又是涉及人命关天的重大事件，新华社反映给中央并得到关注，只是我们正常履行职责的一个过程。现在报道讲，我用5篇内参助“呼格案”翻案，但实际数目应为6篇。9年来，我揪住一个案子反复写，领导和编辑们篇篇都放行，如果其中有一篇稿件被枪毙，也就没有“呼格案”的平反昭雪了。恰恰是我在一线采访写作，领导和编辑们为我服务、替我担责，才有了“呼格案”的胜利成果。
另外，我也很注重报道的方式方法。从一开始，我把“呼格案”分为3部分：翻案、国家赔偿、问责。我并没有把三块捏在一起，这可能也是老记者经验的一种表现。一篇报道内容如果太庞杂，相当于把大家都绑在了一起，这样会遇到更大的阻力，就像馒头需要小口小口吃，如果一大口吞掉就容易被噎到。而我对事不对人，能做的是实情呈现，专家做出认定说这是件错案，那肯定就要翻案。现在翻了案，问责和赔偿也有各自对应的部门去处理。
记者：方式方法的确重要。有人这样评价您，“在权力机关与传统媒体构筑的体制内，他老练而灵活地运用了‘新华社记者’的身份，在规则与人脉之中灵活腾挪，何时按兵不动，何时借力打力，拿捏精准。”在地方做舆论监督报道并非易事，而您却说，自己并未遇到外人想象中的阻力，反倒得到了公检法司很多朋友的帮助，您是如何跟地方机构打交道的？
汤计：这都是长期积累的结果，建立在互相的信任之上。在我负责的行业范围内，大家一致的评价是“汤计这人不乱写”。其实，当你写完重大事件的稿子后，不要怕拿给别人看，这是我一直保持到现在的习惯。我曾经写过一篇内参《黄金大盗是如何发迹的？》，贺国强同志在一篇文章里曾大段引用了其中的话。而这篇稿子是我在写完之后，拿到检察院，让检察院的相关负责同志帮忙把关修改的。我毕竟不是法律科班出身，也没有亲手办案的经历，独家新闻不在乎早晚，我宁愿等一等，经过推敲，稿子会更加扎实。这也是建立信任关系最重要的一步。不管什么类型的报道，多大的事件，我只说这一件事。切记要就事论事，对事不对人，绝不胡乱勾连。你拿个棒子，逮人就打，这是不对的。
当然，我也会帮助他们呼吁解决困难。2011年，我写了一篇内参反映内蒙古干警警力不足、待遇低下，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我负责公检法司这口，他们是党领导下的执法部门，咱们是党领导下的舆论部门，本来是兄弟，有着平等的血缘关系。监督是朋友之间的，不要像皇帝的新衣，明明知道你露腚了，还说挺好挺好，那不是朋友。
记者：“呼格案”翻案历经9年的曲折，为什么真相来得那么慢？
汤计：主要是思维和观念的问题。跑法院跑长了，会发现一种现象，不管针对刑事案件还是民事案件，任何一个法官都不想改判已经结案的案子。客观来说，法官们不愿意纠正同行的错误是历史观念的沿革，纠错会牵扯到问责、错案率、考核目标等等问题。
记者：在这种情况下，舆论监督的作用不言而喻。
汤计：“呼格案”的纠正，是中国媒体监督比较成功的案例。加强舆论监督是所有媒体人的共同心愿。现在提倡依法治国，我深以为然，一定要通过党内监督、舆论监督、民主监督等方方面面实现党领导下的司法独立。习总书记要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只有追求个案的公平，才能真正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整个内蒙古的法院一年差不多要判30万件案子，如果有两件错案，错案率是三十万分之二，但是轮到一个家庭，绝对是100%。
不过，现在有些司法界人士给舆论监督扣了一个舆论审判的帽子，其实并非如此，司法权在法院手中，何谈舆论审判？就“呼格案”而言，起决定作用的当然是司法部门尊重事实、公正执法，让这个冤案得以重审，而我作为一名新华社记者，只是做了该做的事情。
新闻的“三不写”原则
记者：独立独到独家是新闻永恒的追求，因而抢新闻，拼独家成为媒体之间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而您却说，自己很少抢新闻，这是怎么一回事？您还曾说有时甚至放弃新闻，取舍之间，又有怎样的标准？
汤计：我做新闻的第一思维不是抢新闻，而是问题解决思维。写新闻是为了帮助解决问题，如果直接打电话跟有关部门沟通，问题就能够解决，那就不需要动笔。当然，重大新闻还是要抢，真正要抢的，我们从不会放松的。比如说在“呼格案”上，我们的两次大动作，实际上所有的媒体没有赢过新华社。
做新闻，要有底线。我有一个“三不写”原则——对社会稳定不利的不写、对共产党执政不利的不写、对群众利益有伤害的不写。我们大前提就是要维护好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呼格案”虽然历经9年曲折，但最后还是纠正了。总归会有干部从党的利益考虑，从人民群众的利益考虑，从对与错的法律精神考虑来纠正这件错案。真相可能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
记者：问题解决思维，别有新意。记者笔下有是非曲直，有毁誉忠奸，有财产万千，有人命关天，我们更应该用好自己的话语权。
汤计：的确如此，关心人民群众疾苦，关心党的事业，关心国家的发展和进步，这才是我所敬畏的新闻的最高境界。包括“万里大造林事件”，当初万里大造林公司以“今天投入2.66万元，８年后回报18万元”等广告宣传，诱使大量投资人陷入集资陷阱。2007年，当公安机关查办了万里大造林公司后，一些传销骨干便煽动不明真相的集资群众到北京集会上访。我被公安机关邀请进入万里大造林专案组采访，我通过深入采访调查，写出一篇“新华视点”稿件《万里大造林还是万里大坑人》，这篇稿件以翔实的证据揭露了万里大造林实为“万里大坑人”的事实。对于我的新闻报道，一些非法集资和传销骨干恨之入骨，不仅在网上攻击我，还在网上扬言以“100万元买汤计的人头”。
记者：在这种情况下，您不害怕么？
汤计：山西有句俗语：“会叫的狗不咬人，会咬人的狗不叫。”那都是吓唬人的，直到现在你搜网上，还有那时骂我的帖子。在大是大非面前，我们做的是正确的事情，心里坦荡荡，所以，根本不用怕。
记者：有人说，驻站记者囿于地域限制，很难出好新闻、大稿子，干的都是“应景活儿”、“粗活儿”。但回看您的报道，“呼格案”，“王木匠”诈骗呼和浩特市政府案，万里大造林案等等，篇篇都是重量级。您如何看待驻地记者的新闻报道，又是如何发现这些重量级新闻的？
汤计：驻地记者如果说写不出好东西来，那是给自己找借口，工夫没下到。实际上抓新闻无所谓驻地与否，相反，驻地记者更有优势。因为你对当地的风土人情、民族习俗、经济、政治、文化更加了解，更容易出精品。我认为要真正深入到自己所分管的领域中，体察社情民意，围绕党中央的部署，真正把党的意图和人民群众的心声融合在一起。我年轻的时候，跟小伙伴们下去采访，那是实实在在坐到蒙古包里，进到农村的田间地头。
记者：您的报道也塑造了不少响彻全国的英雄人物，比如呼和浩特市委书记牛玉儒、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公安局局长郝万忠等。您又是如何做典型人物报道的？
汤计：因为新华社记者的身份，我有机会接触一个又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心灵。这些我曾经采访过的、并给我深刻影响的人，是我一生的感动与财富。呼和浩特市委书记牛玉儒因病去世后，我应邀参加追悼会。记得当天下着毛毛细雨，青山殡仪馆从悼念大厅到整个大院都挤满了人，乃至老百姓自发地在马路两边冒雨为牛玉儒送行。他在呼市上任只有493天，但他去世后，成了人们街谈巷议的中心，感动了整座城市。后来我经过调查发现，他在493天批转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就有314件，件件有落实，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把这样一个好干部形象写好。直到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到内蒙古来，专门去牛玉儒家里看望了牛玉儒的家人。10年了，我们党仍然没有忘记这么一位好干部。
心中有日月，眼里就有光明
记者：媒体人心理健康也是近年来大家关注的社会热点，因着职业的缘故，您经常接待上访群众，抑或这次“呼格案”，您跟冯志明也是好友，但即便如此，您还是客观地进行报道。人是复杂的情感动物，有时您也会经历内心的挣扎吧，您是如何排解心理压力的？
汤计：我常常跟年轻记者讲，当你心中有日月，眼前绝对是一片光明。有些记者的痛苦是建立在西方新闻观之上，把新闻紧紧跟名利连在了一起。而我们要志存高远，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高度思考问题，只有这样，内心的格局才能宽广；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关心并体会到百姓疾苦。当你真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时，所有的纠结、挣扎与不安都可以消解。
记者：毋庸置疑，您的名字让“新华社记者”这5个闪闪发光的金字招牌再次增添了光亮，能感觉出来您对新华社记者的归属感是如此之强烈。作为新华社年长的一线记者，记者的角色对您而言意味着什么？
汤计：新华社记者于我而言，曾经是遥不可及的梦想。梦想能够实现，已然是我最大的幸运。最开始，我是一名政治记者，应该说是新华社国内部政治编辑室把我培养成一名真正的国社记者。我从来也没想过转领导岗位，当然也有过机会，就像2005年的时候，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想让我担任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我最终也没有去。第一，我觉得我干不了，记者这张嘴容易乱放炮，因为记者身份，乱放炮也没人管。但当领导，情况就不一样了。第二，记者是个自由职业，写完了就可以做其他的了。夏天的时候，我最大的乐趣是写完稿子，在马路边跟人下棋。但设想下，当你成为政府副秘书长时，以上就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说到底，咱们如果找到当记者的感觉，就会特别快乐。
记者：即将步入耳顺之年，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什么要跟新生代分享？
汤计：我常跟新华社的年轻人说，我们端的是共产党的饭碗，因此绝对不能砸共产党的锅，这可以说是信仰，也是铁的纪律，到任何时候，我们这个原则绝对都不可动摇。
一定要有志于新闻事业，必须具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思想境界;必须具有一颗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对人民群众极端热忱的心。如果说你对工作不负责任，对人民群众反映的事情漠不关心，态度上冷冷清清，你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便存在问题，难以捕捉到好的新闻线索，更不可能写出好的新闻作品。你的内心世界一定要真正的善，要把初心找回来，如果它睡着了，把它叫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