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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婆婆来了》阐述婆媳关系的社会化根源问题
城乡婚姻的矛盾根源。在《婆婆来了》剧中构成城乡婚姻矛盾的根源在于文化差异，这也成为所谓“涉农婚姻”中的社会化根源问题。在剧中由“城市媳妇何琳”与“乡村婆婆王美娥”构成的“城乡婆媳关系”充分展现出由婚姻诱发的家庭伦理关系间各种矛盾与冲突。
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E?帕克指出社会距离的形成在于“新的社会环境导致文化认同感的缺失”，正是由于社会距离的存在导致部分人无法完全参与社会群体活动，继而处于社会“边缘人”生活状态。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加快城市化的步伐，农民主动或被动离开农村，迈入城镇生活，而正是由于农民所处的社会环境发生变化，面临新的生活环境导致其文化认同感缺失，使其处于“边缘人”状态。如剧中，何琳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婆婆准备了一束康乃馨。
王美娥：“这花开得怪好看，干吗使的？”
王传志:“何琳孝敬你的。”
王美娥:“娘哎，多少钱呀？”
王传志：“给你就拿着，问这么多——少说也十块。”
王美娥：“够买二斤五花肉的，吃一星期！”
长期生活在农村的王美娥与从小城市长大的何琳之间在消费观念、生活观念上存在巨大差异。由于农村与城市生活方式、生存意识、文化意识以及知识技能等存在较大的差异，导致其在融入城市生活过程中面临着较大的障碍。
在剧中典型的婆媳关系涵盖城市化发展进程中的三种典型婆媳关系：城市与城市、城市与农村、农村与农村。其中农村与农村的婆媳关系具有传统宗法伦理色彩，婆婆作为夫家家长处于支配地位，而儿媳则处于屈从地位，受制于婆婆的管教，继而两者之间的矛盾多来自婆婆的训导与儿媳的屈从；而城市与城市的婆媳关系中，婆婆与儿媳秉承着相似的价值观念、性格与思想，崇尚自由、开明的生活态度，但正是相互自由不约束的碰撞与对儿子爱的掠夺导致矛盾激化，然而两者之间的矛盾根源在于代际生活方式与生活习惯陌生化，这是现今较为普遍的婆媳矛盾。对于处于过渡期中的城市与农村婆媳关系成为矛盾最为复杂的婆媳关系，也成为城市与农村矛盾的映射，这也就是何琳与婆婆王美娥之间特殊的婆媳关系。如：
王美娥:啥?这三千多，别瞎杜了。你别骗他们孩子，你们赚钱不能这么赚。你们不能开这个昧良心的价。
何琳:帮我包起来吧，我就要那件了，我早就看中的。
王美娥:俺家传志没那么多钱。
何琳:不用你管，我爸我妈有。
王美娥:得了，俺晓得了。买也都买了，你说，现在是何琳穿，等俺家红霞结婚的时候也可以穿，再改改，等俺招弟结婚的时候还能再穿。
由此可见，在消费观念上两者存在较大的分歧。在对话中王美娥表明自己的立场而何琳则表明自己的购买意愿，由于两者消费观念差异导致矛盾点的出现，一方面是农村婆婆对城市的不适应，而另一方面则是城市媳妇思想与心理的排斥。城市化进程中这种婆媳矛盾不是偶发现象，也不是个别案例。
结构功能主义视域下的婆媳关系。结构功能主义是西方上世纪发展起来的社会学理论流派，“社会是具有结构或者组织化手段的系统，构成社会的各组成部分是依照有序的方式相互联系，对社会整体化的发展造成深远影响，继而整体是以平衡的状态所存在，而任何构成部分都会趋向于新的平衡关系。”其中均衡化状态是结构功能主义的核心内涵。
《婆婆来了》中由于儿媳何琳的加入导致原有的家庭秩序被打破，成为矛盾出现的主要诱因，王美娥一家出现非均衡状态，从而进入寻找新均衡化的状态，呈现出“均衡—非均衡—新均衡”的循环。在构建新均衡状态中，婆媳伦理关系需要婆媳双方的情感投入与认同，并通过自觉维系的方式处理婆媳关系，并在过程中有意识地将对方置于伦理关系的相应角色之中，构建均衡的婆媳伦理关系。
宗法伦理血缘关系的排外性。我国农村受传统宗法伦理血缘关系影响较深，家庭不但是传统社会构成的基础，是传统社会的活动中心，而个体是依附在家庭基础而存在的，家庭的发展成为个人发展的目标，而构建基础家庭的婚姻活动也是如此。在传统宗法伦理中婚姻不仅是两个人的个人行为，与双方所在的家庭也是息息相关的。
对于没有血缘基础的婚姻关系则成为家庭生活中最不稳定的关系，亲戚手足血缘关系优于夫妻关系。在传统宗法伦理中认为婚姻所构成的血缘异己成分，成为打破宗族团结的主要因素。王美娥就是基于宗法伦理血缘关系的影响，在王传志与何琳的婚姻中，不断给何琳灌输男尊女卑的思想，巩固王传志在家中的夫权。而大都市成长的何琳受到现代化、西方化家庭观念的影响，更倾向于双系制、新居制、性别平等的观念，这也成为婆媳矛盾出现的重要导火索。
婆媳关系的社会工作干预措施
构建新时期女性关怀伦理观。西方女性主义伦理学最早起源于美国，是由美国哈佛大学学者卡罗尔?吉利根提出的，其中关怀伦理是基于关怀、同情、教养与相互交流而构建的伦理理论。对于关怀伦理观是注重精神与实用价值的统一，构建相互关联、相互依赖、相互关爱的价值体系。婆媳之间就需要通过相互的关爱，构建相互、平等、超我的爱，使婆媳双方可以相互依赖、情感认同、互敬互信。在剧中何琳与王美娥由于两者对王传志爱的交集，对家庭爱的投入，双方相互的理解与认同，才放下隔阂将爱倾注于家庭，使家庭生活更加和谐。
社会工作干预者需要帮助女性，尤其是受封建礼教束缚的农村女性建立新的女性关怀伦理观。主要可以通过两方面实现：第一方面来自于女性的自我关怀。女性通过自我认知、自我认同、自我解放，摆脱传统的礼教束缚，建立新的科学的价值观体系。在封建礼教中长期的父权制、夫权制导致女性地位低下，女性沦落为家庭的附属品，传宗接代的工具，因而建立新的价值观念，实现自我认同成为女性关怀的重要内容。第二方面来自于关怀与家庭责任的统一。在传统伦理道德中注重各家庭成员相互之间的义务与责任，在家庭中做好自己的角色，承担相应的义务，使家具有向心力与凝聚力。
二元经济背景下消除农民进入城市壁垒。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许多农民离开赖以生存的土地，走进城市生活。在向城市居民转变的过程中，由于生活环境差异，导致在涉农婚姻中出现复杂、多样化的矛盾，因此需要社会工作的干预。在二元社会的宏观背景下为农民进入城市生活扫清障碍与壁垒，通过科学的制度管理与策略规划，帮助农民快速适应城市生活，构建良好的文化归属感，通过社会多样化的职业培训、扶持创业等措施，提升农民在城市中的就业与生存能力，建立农民在城市中的自我效能感，使农民更加有信心的融入城市生活。
结语
本文以《婆婆来了》一剧为例，研究当下在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婆媳关系面临的新问题与矛盾，分别基于文化心理学、结构功能主义以及血缘关系的排外性理论观点进行研究探讨，并指出通过构建新时期女性关怀伦理观、消除农民进入城市的壁垒、社会工作干预措施，有效改善新时期的婆媳关系。
（作者系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讲师、社会学硕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