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眼热肠察世情”

    朋友发来信息：谭文瑞先生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于7月29日病逝。读罢，我回复了一句话：大公报老人又走了一位，哀哉！

    我这样说，是有根据的。人们都知道谭文瑞先生是人民日报原总编辑，却很少有人了解他与著名的《大公报》的渊源。而谭先生的新闻生涯起步，恰恰就在《大公报》。

    一

    谭先生1945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适逢抗战胜利，他走上新闻岗位就进了刚刚复刊的天津《大公报》。更深一层的关系是，他在成都读燕大（抗战时期内迁）期间，连续三年领取到《大公报》设立的“张季鸾奖学金”，以助学业，毕业前一年又曾在重庆《大公报》实习。

    谭先生入职后，先是在津馆编辑部做国际新闻编辑，彼时，先父张高峰由大公报渝馆调津馆做要闻编辑，两人遂成同事（按说，我是称谭先生为“叔叔”的，为行文需要，这里还是称“先生”更恰当）。几十年后，父亲还常常回忆起他与谭文瑞、贺善徽、孔昭恺等先生四人共用一张大桌，对面夜班编报的情景。

    1946年初，我父亲与谭先生又先后调大公报北平办事处，与著名记者徐盈、子冈伉俪共事（大公报惯例，做一段时间的编辑或记者，就要轮换一下岗位，以培养新闻工作多面手）。当时，北平是华北政治、文化、军事中心，特别是国共美三方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就设在那里。全面内战爆发前后，北平更成为一座“敏感”的城市，也是重要的新闻来源，因此大公报配备了强有力的采访队伍。

    不久，我父亲调东北当特派员，谭先生留在北平。这期间，他写了长篇综述，谈北平东交民巷的历史沿革，在《大公报》连载数日，不仅有对往事的剖析，更有对现实的针砭，影响很大。我后来读这篇报道，深为谭先生掌握的资料和分析的独到而折服。

    1948年初，香港《大公报》复刊，谭先生调港馆工作。1950年，他加入人民日报，是通过时任社长范长江的介绍，而范也曾是大公报人。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陆续调入人民日报的大公报人不少，而且多为骨干，如杨刚、彭子冈、高集……大公报确实培养了一批新闻人才。

    二

    余生也晚，我对谭先生的认知是在十年浩劫之后。拨乱反正中，先父几十年的挚友、著名漫画家方成重操笔墨，精神焕发，创作出《武大郎开店》《官商》等一批针砭时弊、讽刺丑恶的漫画，并且常常配有非常幽默或辛辣的短诗，作者署名“池北偶”。问父亲，始知即谭先生笔名，并知道了他们的关系与往事。了解到他执笔起草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1979年元旦），以及多次陪同国家领导人出访，我才知道谭先生还是国际问题专家。后来，我陪父亲从天津到北京看望方成伯伯及大公报诸老友，他与谭先生也恢复了联系。

    1985年，人民日报创办海外版，谭先生主其事。我父亲写小平同志视察天津夸赞青年工程师的报道、写陈省身教授回国创办南开数学研究所的新闻、追忆朱光潜、张伯苓、范旭东诸先生等多篇文章，都得到谭先生的鼎力支持。父亲说，他们那一代人的爱国情怀、新闻追求是相通的……

    三

    我最后一次见到谭先生，是在2004年10月。那次，大公报老记者、曾任香港《文汇报》代总编辑的曾敏之先生来京，设宴东兴楼，请大公报老友一聚。抗战后期，在重庆《大公报》期间，曾伯伯与我父亲同出采访，同室而眠，是莫逆之交。如今我有幸叨陪末座，是因为他们怀念老友，叫我去也是一番心愿。那天到场的有谭文瑞、吕德润、高汾、方蒙、李光诒等前辈，我是唯一一位晚辈。我给谭先生敬酒时，曾伯伯说，当年北平办事处的几位，经过几十年风雨，徐盈、子冈、高峰都已作古，文瑞最小，也是八十有二了。我知道，这番话的背后，是指他们几人都曾在后来的各种“运动”中“呛水”，命运多舛，饱经风霜。看着在座的这些出行都已困难的耄耋老人，想想他们当年都是中国新闻界的风云人物，真是感慨万千。

    我祝谭先生健康长寿。当他知道我也做了记者时，语重心长地说，高峰后继有人，希望你秉承记者天职，努力工作。这“天职”二字，颇令我深思，也鼓励我努力追求前辈未竟的事业。

    谭先生享年92岁，算得高寿了。追忆前辈，翻阅他的诗集，读到他写的几行自序，其中有“冷眼热肠察世情，是非曲直看分明”两句。我想，这应该就是谭先生一生为人为文的写照了。

    （作者系工人日报原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