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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三四天时间，老谭（谭文瑞）就在默默无语中走向了另一个世界。我真不愿意相信，他竟没有留下一句话。他的伤势是如此之重，竟没有留给他说话的机会。他没有临终遗言，但作为同事、部下和读者，我们却知道，他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
他似乎也没有太多的遗憾了，他最想做的一件事，出版一本他和三位漫画家合作的诗画配，名为《四老讽世诗画——池北偶与漫画“三剑客”》，刚刚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部分样书也已拿到了。大愿已酬，心就安然——不过这只是我的狭隘的揣度。他不止一次对我开玩笑：“我已是‘坐以待毙’的人了，之所以想多活几年，就是想看看国家的发展，能进步到什么样。”他其实是不愿意走的，此刻走了也是遗憾。他心里想的是政治，是国家和社会的前景！
办报的政治家
谭文瑞是办报的政治家。作为人民日报总编辑，其最重要的素质就是政治素质。所谓政治家办报，含义即在于此。他当年报考燕京大学新闻专业，就透露了与政治结缘的一种倾向。大学期间，他读了大量进步书刊和马克思主义著作，并积极参加了争取民主自由的进步的学生运动。他的血管里涌动的，是一股股政治热血。后来在《大公报》工作，他一面当报纸的编辑，撰写一些评论国际问题的文章，一面为地下党做些情报工作，鲜明地宣示了自己的政治立场。
1950年到《人民日报》工作，从编辑、记者、评论员、国际版主编、国际部主任、副总编辑到总编辑。对政治从爱好到参与，到以此为职业，一生没有离开政治。就像一副担子，挑着行走了大半生。到《人民日报》没多久，朝鲜战争爆发，他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兵力透视》的专论，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赞许，后来被报社选派到朝鲜战场当记者。他遭遇了天寒地冻、战火纷飞的险恶环境，经历过美国飞机的狂轰滥炸，经常过靠吃随身携带的炒米粉充饥的日子。他见证了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战争，领略了战争的残酷，也体验了保卫和平的使命的至高无上。他写过许多战地通讯，对侵略者给予政治揭露和批判，尽了一个记者的责任。
1978年，他参加了《告台湾同胞书》的起草。他奉命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意见撰写此稿，文中需要表明我们和平统一祖国的意愿和政策，停止炮轰金门，实现两岸通航、通邮、通商。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措辞委婉平易。他领会了这一意图，用了三天时间，精心构思，字斟句酌，又经胡乔木的加工润色，圆满完成了任务。邓小平只字未改，认可了这篇文章。它于1979年元旦，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名义发布，为打开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新局面，确定了大政方针、基本立场和基本态度。该文成了一篇历史性的文件，成了扭转两岸关系的风向标。作为报人，他做了一件很有价值的事儿。
他出访过30多个国家，曾先后以顾问或特别助理的身份，陪同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国进行国事访问，还出席过一些国际会议。种种外事活动，使他开阔了眼界，解放了思想。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政治家的风范，对他也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使他的政治素质更加成熟。他在任期间，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宣传改革开放，力主创办海外版，使我国多了一个阵地，多了一条对外宣传渠道。他的作为，展现了一个报人的政治思维和智慧。
写诗的文学家
谭文瑞是诗人。他以池北偶为笔名，所作讽刺诗的成就，又确立了他的文学家的地位。他的身份是报人加诗人，或者说是政治家加文学家。池北偶的诗，讽刺丑恶的世风，刺得入木三分；鞭挞不良意识和行为，鞭得痛快淋漓。人人反感、讨厌的东西，池北偶诗中都讽而刺之，表达了百姓郁积于胸的心声。他眼光过人一头，笔力高人一筹。
池北偶所讽之物事，均为当今之时弊。诸如以权谋私、贪污受贿、跑官要官、奢侈浪费、崇洋媚外、吹牛拍马、权钱交易、弄虚作假等。新时期的公害，旧社会的沉渣，都入他的视野，也都在他的笔下。人们看得见、摸得着、怨声载道的种种怪现状，他逮着了就抨而击之。如《无题》：“以权谋私成习惯，贪污受贿家常饭。干尽不可告人的勾当，捞够昧着良心的巨款。分明是腐化的败类，却硬装作廉洁的清官。”这种时下屡见不鲜，时有发生的现象，诗人掀开其假面，揭穿其本质。诗中还警告：“任凭他怎样梳妆打扮，任凭他怎样算尽机关，黑的就是黑的，涂脂抹粉亦枉然。”作者写于1993年的这些诗句，均为其后不断被揭发出来的许多事实所证实。
不良世风有两类：一类是敌对的丑恶事物；一类是落后的社会风气。对于前者，需无情打击和揭露；对于后者，则要讽而喻之，善意规劝。诗人对这两类世风的讽刺，有区别、讲分寸。诗人曾经写过一首讽刺“跑官者”的诗，题为《跑加官》，对其挞伐批判，入木三分，触及灵魂。诗曰：“有人官瘾特别大，一心一意向上爬。整天跑官不害臊，频频伸手讨乌纱。生就一副厚脸皮，还有一张油嘴巴。奉承巴结献殷勤，文过饰非净做假。专为领导抬轿子，惯给长官吹喇叭。拍马只为抱粗腿，求官就是靠圆滑。一有机会便张口，碰钉撞墙都不怕。或是含蓄讲抱负，强调盼有重担压；或是干脆露本相，明确要求给提拔。浑身解数全使尽，谄媚也不嫌肉麻。”
诗人对这种人的描绘极为生动，并定格成为一种典型。嘴脸，情状，伎俩，手段，目的，心态等等，不要脸面的赤裸裸表现，尊严丧尽的卑劣人格，都刻画得活灵活现，淋漓尽致。它是文学的描绘，却又活生生，再现了生活，真实而生动。有典型语言，又有典型细节。语言高度凝练，一句话一种状态，一句话一个形象。诗歌不是小说，它留给人的印象，却异曲同工。
生活中，跑官必与贪腐相联系。如同民间顺口溜所言：“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平级调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此种腐败现象，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诗人认定，“这种官迷太可鄙，只应曝光挨唾骂”。诗人对此憎恶之态可见，唾骂之声可闻。
对于这类恶行，诗人不仅施以挞伐，对特别恶劣者，还主张严惩。他大声呼吁：“此等害人虫，岂可饶过他，祸国又殃民，不能不严打。” 明朗的语言，表达了鲜明的立场。这与习近平总书记的声音一致：“对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的决不姑息。”这也是对以往教训的总结。过去对这类恶行惩处不严，造成官场腐败有禁不止。诗人的呼吁充满感情色彩，也是一种使命感使然。他的心声发于20多年前，可见诗人眼光的犀利与敏锐，也可见他与民心早已相通。
诗人曾经自嘲：“不会作诗学打油，针砭时弊刺歪风。”自称“打油诗”，这自然是自谦之词。池北偶诗的品位，不仅高在思想性，也高在艺术性。如前所说，他针砭时弊的分寸，如同针灸医生的用针，不仅穴位的选择有学问，针的粗细，扎得深浅，也都有技艺在。他选择的题材，都是百姓所不满的现象，亦是街谈巷议的问题。从一个具体角度切入，用简约、形象而又幽默的语言，讽刺鞭挞之。作为文字语言的艺术，池北偶诗的语言，也有其独特处。概言之，流畅如水，通俗如话，夸张有度，比喻有法，朗朗上口，押韵合辙，锐像芒刺，辣似米椒。
池北偶的诗，有很强的政治性，它没有对风花雪月的咏唱，有的只是对社会公害的挞伐。池北偶的笔，有如治病的刀。它不远离社会，也不远离政治。它和政治家的治党治国，密切地相配合。它不是图解政治，也不是过去意义的“为政治服务”。它是白居易式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的一种运用。文学的百花园，需要有带刺的蔷薇。池北偶反对腐败、鞭挞丑恶之声，将长留于社会、长留于人间。
与诗文共存的魅力
谭文瑞从50年代起，以“池北偶”的笔名，发表了许多国际题材讽刺诗。他何以用“池北偶”为笔名？其缘起于上世纪50年代初。那时他主编《人民日报》国际版，每天夜里编审国际时事，时见有话可说的新闻，便信笔写下一段文字，排在报纸之一角。不知哪一天，忽然诗兴发于心，于是改作讽刺诗，讥刺世界荒唐事，以代替编后札记。
不料诗情易发，署名却颇费斟酌。不好不署名，又不便署真名，于是起笔名。他平生做事追求独特，不愿与人雷同。他先拟“天方夜”，借阿拉伯寓言作品《天方夜谭》名。当时国际部领导认为不妥：新中国刚成立，天刚亮，你却叫“天方夜”，容易引起误解。很讲政治的当时，此名没通过。谭又改用“池北偶”，是借清代作品《池北偶谭》名。两本都是书，又都带“谭”字。后者是清代学者王士祯的著作。“谈”“谭”异字同义，实寓意谭之言论。中性名字，没有歧义，顺利过关。“池北偶”之名，由此沿用至今。
《池北偶谭》名为笔记小说集，其实内容很庞杂。叙典章制度，记名臣烈女，评诗文，集佳句，也记鬼神怪异。王士祯见多识广，著述极丰。他因学问过人，而历任文职官员，直至刑部尚书。他家有书数千卷，置于住宅之北，遂借白居易《池北书库》之意，将本书取名《池北偶谭》。谭文瑞当时上夜班，住一胡同里的夜班集体宿舍内，地无一垄，宅无一座，书无千卷，只是心存对学问的崇敬与向往。池北偶一路行来，写了几十年的讽刺诗，有近千首问世，结集9本出版。他的书都是与华君武、丁聪、方成等著名漫画家合作的诗画配。
后来做了报社的总编辑，许多人都没有把他和“池北偶”联系起来。他去附近的邮局领稿费，常常因此出麻烦，身份证、工作证，都不能证明他就是稿费单上的“池北偶”，因而常被拒领。
生活中的老谭，谈话亦放达开朗，且时有幽默之语。那年，我们共同的几家邻居，同一晚上被盗，而我们两家幸免。事后那天，我们几人在楼下相遇，他一本正经：“小偷经过我家窗外，我跟他说，隔壁的隔壁那家（即我家）和我一样，都没什么钱，你就别去了，所以都没事儿！”我们哈哈大笑。
在池北偶的诗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行走于政治与文学之间的报人和诗人形象。终年92岁的他，从50年代初起，就在这条道路上行走了将近50年。他一生钟情于政治与文学。写讽刺诗只在“文革”中歇过笔，“文革”一结束，他又重操旧业。可谓锲而不舍，不懈追求。
谭文瑞一生，作为报人，是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作为诗人，他又堪称优秀的作家。他为人乐观，平易近人，言谈幽默。多侧面的特质，正是他人格的独特魅力所在。
（作者系人民日报海外版原副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