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思政教育中的媒介作用

    近年来，大众传媒发展迅速，新的媒介平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与传统媒体紧密融合，共同构成了新闻传播的多元化、立体化格局。大众传媒广泛深入的传播范围，及时快速的传播速度，形成了强渗透力的传媒拟态环境，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受众的生活和意识形态。在信息泛滥的当下，尤其是对于未步入社会的大学生来说，如果不能分辨信息好坏，会导致大学思政教育受到强烈的冲击。目前，对大众传播的探析已成为现阶段大学思政教育研究的重要内容。

    传播困境

    大众传播的广泛性、渗透性以及海量的传播内容，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大学生活，促使大学生开阔视野，增长见识。同时，丰富的传播内容为大学生提供了充裕的信息选择空间，广泛的传播网络将产学研各界逐渐融为一体，为大学生的学习、研究提供了发展平台，扩大了大学生的发展向度。然而任何事都有两面性，大众传播同样如此，媒介平台的多元化使得传播信息泥石俱下，甚至影响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负面效应如影随形，削弱了大学生对社会主流舆论的接受。

    大众传播过分追逐经济利益。随着大众传播体制的不断改革，传统媒体开始逐步进行市场经济，就连党报也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成为独立的经济实体，自主经营、自负盈亏。21世纪以来，大众传媒进入市场化发展模式，媒介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在局部地区甚至已进入白热化竞争阶段。为了进一步占据竞争优势，提高报纸购买率、电视收视率或网络点击量，有的媒体会冲破社会道德底线或社会伦理边界，将新闻传播标准政策及社会道德法律抛诸经济利益之后。例如美女主持性感播报、私密艳照曝光等都是对社会伦理道德和职业规范的挑衅，虽然满足了受众寻求刺激及窥私心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关注度，获得了短期的经济效益，但是这却是大众传播媒介社会责任的缺失。传媒业一味地追求经济利益，不仅无法发挥舆论引导作用，还会对受众产生误导。传播媒介所倡导的媒体使命，逐渐在市场快车道中渐行渐远。在这种传播环境中，大学生群体无意识地被市场和利益所影响，社会责任逐渐缺失，逐利人格却日渐形成，这种形势对大学思政教育提出了迫切要求，大学教育者应明确思政教育对大学生发展的重要性，并对一味追逐经济利益的传播媒介有清晰的认识，防止部分传播媒介的逐利性成为思政教育的离心力。

    传媒主流价值被弱化。现阶段，我国社会正处于改革攻坚期、转型阵痛期和矛盾凸显期，相关社会问题不断涌现，影响着社会生活，触动着人们神经。例如，两极分化和贫富差距问题，少数人掌握了大多数的社会财富，特别是在北上广等城市，城中大量涌入农民工，加速了城市现代化发展的步伐，但是农民工一族却也变成了社会收入最低、社会保障最少的群体。其次是社会腐败问题，通过大众媒体曝光的贪官众多，贪污数目惊人，不断刺激着社会大众的敏感神经。再次是持续的暴力拆迁，甚至有网友在中国地图上制作出了一幅暴力拆迁的“血房图”，触目惊心。还有很多社会敏感问题，如教育、就业、医疗卫生、住房等，这些信息确实是大众所需求的，但随着传媒环境的放开，有些大众传媒往往会针对某一问题进行人为炒作式宣传，一方面是天灾人祸，另一方面是土豪炫富，舆论的引导功能在这里失衡，传媒的主流价值被大大弱化，对受众尤其是对还完全未成熟的青年学生的价值观产生影响，悲观判别社会现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被错误引导，对大学生的发展成长及思政教育极为不利。

    大众文化被曲解。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我国相继引入港台流行产品，内地文化被港台流行文化深刻影响。同时，西方后现代传播文化思潮也在不断影响社会传媒的发展。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大众文化开始形成一种经济化逻辑的消费型、商业型文化，一味追求利益最大化和物质消费，遵循市场经济和广告商意图制造出迎合低级趣味、逾越道德界限的泛文化。在发展机制上则形成了依照产业文化进行批量生产的可复制型文化，这种文化缺乏深度、内涵和完整性，与时代文化和社会价值严重偏离。当前，我国大众文化在经济、文化大都市中，逐渐发展成为脱离上层建筑的次生意识文化，影响着主流价值文化，对国家政治文化产生极大的消极作用。对于文化辨别意识不强的当代大学生来说，其影响更为深刻，使大学生沉溺于这种文化之中，影响他们的健康成长和发展，高校应引起足够的重视，正确发挥思政教育功能，寻求发展解决之路。

    新闻传播学策略的运用

    依靠权威传播信源。传播学认为，受众对传播信息的接受程度以及接受态度，往往取决于传播信源的可信程度，传播信源的可信程度影响着受众对信息价值和真伪的认定与处理。一般情况下，受众可以依据两个方面判断信源的可信程度，一方面是传播信源的信誉，即传播者的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另一方面是信源的专业性，这些成为权威信源的信用基石。对于大学思政教育而言，其本质上就是说服性和宣传性的人际传播。传播信源的可信程度，关系到两方面的传播主体，一类是大学思政教学的教育者，一类是教育活动中对传播信息进行宣传和组织的传播者，所以，大学思政教育应从这两方面加强宣传教育，增强思政教育的传播效果。

    运用科学化的传播方法。传播学中，多运用“一面提示”或“两面提示”的方法进行大众传播，这种方法也同样可运用于大学思政教育的传播之中。“一面提示”指的是传播者在进行信息传播时，应多提供对传播信息和传播者有利的信息，对传播者的观点做系统分析和阐述，使其立场鲜明、观点明确，但这样的话可能会使受众产生抵制心理，从而降低说服效果，因此，这种传播方法多用于文化水平低、辨别能力不强的受众。“两面提示”在对传播者提供其观点信息和对传播者有力信息的同时，提出不利于传播者的观点或对立方的观点，以这种方法进行传播，其说服目的较为复杂，加大了受众的理解难度。如果在传播过程中，没有准确把握说服力度，很容易变为对方宣传的工具，但其优点在于使受众产生公平心理，削弱受众对传播者或传播信息的反感。同时，对于“反宣传”有着一定程度的免疫性，这类传播方法往往适用于文化程度较高和逆反心理较强的受众。因此，在大学思政教育中，可充分运用这两种方法进行人际传播，对思想单纯的低年级学生可运用“一面提示”进行思想政治上的说服教育；而对于心智成熟、思维活跃、逆反心理强的高年级学生应运用“两面提示”进行传播与说服教育，并向其阐述重要意义。  

    行使意见领袖功能。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之一的拉扎斯菲尔德认为，有一类受众可定义为“意见领袖”，这类受众是传播网络中的活跃者，而且往往具备一定的社会地位和权威性，可以对他人施加影响或针对某一问题提供意见。这一思想可以运用于大学思政教育的传播之中，发掘大学生群体中可以担任意见领袖的人物，发挥他们的影响力，以积极的态度影响学生。在思政教育中，担任意见领袖的学生与其他学生关系平等，他们是被学生所信赖和熟悉的人，较少宣传和说教，而是自发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力在学生中的渗透性不是教师能代替的。意见领袖在大学思政教育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思政教育者应充分重视意见领袖的影响力，最大化地发挥其影响。

    结语

    大学思政教育关系到大学生的健康成长，面对传播媒介的迅速发展，大学思政教育应充分发挥传播媒介的积极作用，以正确的新闻传播学方法应对传播媒介中出现的问题，通过科学的传播方式，使大学思政教育成功突围传媒困境，促进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顺利达成。

    （作者单位：武汉体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