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爱不自贵 以百姓心为心

    当前，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博弈令人关注。而传统媒体仍然具有相当高的地位，并没有像许多预言家所预言的在几年内消失。原因何在？笔者认为，传统媒体，特别是纸媒，已经走上了一条着重在第二落点解读新闻、以评论占领话语高地的路子，得以继续开发传统公信力的深层资源，是这一状况的根本原因。

    但是，在出现了不少好评论的同时，很可惜，也有不少报纸评论仍然在自说自话地让读者“必须……”“要……”“还要……”此类言论当然多遭诟病；有一些评论者，尤其是时评家，喜欢以“意见领袖”自居，擅长发表“精英话语”，说些高远、矫情，甚至脱离常识的大话，远非所宜。

    “自爱不自贵，以百姓心为心”，是我从学习两千多年前先贤所作《道德经》中对如何转变新闻言论写作文风的一点感悟。我以为这符合目前改进新闻言论的新理念。 

    事与言

    《道德经》对于如何“发言”有非常深刻的警示：“言有宗，事有君”。就是说，言论要有主旨，行事要有根据。因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定的规律：“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势成之”。事与言的关系，正在于此。立言需要有事可依，不放空炮，谈事需要有宗有旨，深入浅出。

    2012年2月9日，《农民日报》在一版突出位置刊发了编辑部文章《牢牢把握“三农”发展稳中求进总基调》。该文基于“这一年，领航华夏的中国共产党将召开十八大总结既往谋划未来”的历史方位，高屋建瓴地指出：“历史将会记录，壬辰龙年怎样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一个重大节点；历史也将会见证，中国巨龙在这个龙年如何蓄积遨游九天的宏大力量；历史还将会告诉未来，正是龙的精神和龙的力量，让中华民族这个龙的传人脚踏实地、砥砺奋进，也正是龙的智慧和龙的气度，让这个民族谦虚谨慎、稳中求进。” 

    然后，文章的笔锋转到正题，从深刻认识稳中求进的丰富内涵、为什么要强调“三农”发展的稳中求进，以及如何稳中求进等几个方面进行论述，并高度概括了稳中求进的原因与意义：“‘稳中求进’是总要求总任务，是党中央国务院全面分析国内外形势、科学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后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指导今年和今后一个时期‘三农’工作的重要精神，也必将成为‘三农’持续发展进程中的最新关键词。我们要深刻认识其丰富内涵，准确把握其本质特征，全面落实其内在要求，把‘三农’事业不断推向新的高度和新的境界。”

    此文于事有据，于理敢论，做到了“言有宗，事有君”，让人感觉新风扑面，为读者开拓了广阔的思考和探索空间。这类言论发出的是理性而智慧的声音，是正气昂扬的声音，是能够有力指导实践的声音。文章见报后引起广泛好评，并得到有关中央领导的高度肯定。

    识与言

    “言之有识”很重要。言论要阐思想、说观点、讲道理，需要作者有足够的识见。新闻言论的“识”主要表现在常识与胆识。常识，关乎言论的价值判断；胆识，关乎言论的思想提升。

    《道德经》在第二章中明确提出，“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可以说是对常识与胆识的关系做了非常好的注解。常识是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实践检验的公理，是众所周知的，是无须解释或论证的知识。对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一时难以看清是非的，最需要从常识出发来做常识判断。但是，常识中的“美”与“善”，千万不能模式化，否则就可能走入认识上的死胡同。在生活中，具体地认识到这一点，需要运用辩证法，需要胆识。

    2012年5月，《农民日报》推出的编辑部文章《改革创造“三农”发展的黄金十年》，深刻分析了新世纪以来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同时，党和政府加快解决“三农”问题,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战略思路与政策路径，较好地回答了如何评价我国“三农”发展的现状与成就，如何判断当前我国“三农”发展的历史方位这一人们关心的问题。

    为什么说党的十六大以来的十年是“三农”发展的“黄金十年”？熟悉“三农”发展的人中，可能有的对“三农”发展寄予了更高的希望，并不同意“黄金十年”这样的提法。该文对此做了中肯的分析。因为，“这十年”是一个历史的终结者：她终止了延续2600年的皇粮国税，把困扰农民的负担加重问题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这十年”更是一个历史的开创者：她提出重中之重战略思想，全方位强化“三农”的核心地位；她构筑统筹城乡发展战略，开启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时代；她实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出台了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举措……“我们必须看到，从农民物质财富的增加、农业生产能力的加强、农村社会的稳定等方面来看，‘三农’发展总体上处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又一个‘黄金期’。” 

    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黄金期”？该文鲜明提出，是改革创造了“三农”发展的黄金十年。该文做出了这样的论述：“有人曾经感叹，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改革都以失败告终；有人曾经焦虑，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改革都以减轻农民负担始，而以加重农民负担终；他们在盼望改革与担忧改革的痛苦中纠结，在‘人在政在，人亡政息’的宿命中挣扎。唯有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改革当做一个为民谋利的巨大工程，当做一个不断超越的发展进程，当做一个自我完善的砥砺过程。在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眼里，改革永远不设终点，改革永远在路上，改革永远是进行时；改革永远与民心相顺应，永远与实际相连接，永远与时代相呼应。也正因为此，改革虽有坎坷但始终一路向前，改革虽有阵痛但始终以利民为归，改革让民富国强，改革让生活更美好。”如此具有历史纵深感的阐述“三农”发展与改革的关系的文字，可以说难得一见。 

    “见小曰明，守柔曰强。”足够的常识和胆识，来自于学习与求知。老子在《道德经》中对知与不知有这样的阐述：“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意思是说，能够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是高明的，不知道却自以为是属于“妄为”，这是大毛病；明白“妄为”的错误之处，才能够不去犯这样的错误！所以，无论要获得常识或胆识，都需要广泛深入地学习、观察和研究。这应当成为新闻言论作者的基本功。

    心与言

    《道德经》主张“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新闻言论作者并非“圣人”，但因所负有的社会良心的使命，需要有内圣外王的责任感与气度，但所作所为切切需要以“以百姓心为心”，才能担当得起自身的使命。在具体的言论写作中，作者要树立以受众为中心的理念，站在百姓的角度，体恤百姓的真实感受，体会真实的社会心态，向执政者或有关方面建言解决之道，才能富有吸引力感染力，才是百姓所需要的。

    《农民日报》2011年6月25日刊发的编辑部文章，专门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三农”发展的关系。这篇题为《风雨同舟九十年——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三农”》的文章，既符合该报“面向广大农村地区的党报”的定位，又具有突出的百姓视角，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共鸣。

    该文指出，近代百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三农”问题是贯穿民族复兴之路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基本问题，而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各个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关键在于逐步形成了战略空间上重视农村、人力资源上依靠农民、物力支持上以农业为基础的发展特色。“三农”事业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成功开辟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以及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过程中的坚强“根据地”。

    文章认为，新世纪以来，党把解决“三农”问题确定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是极为正确和必要的。因为目前农业现代化滞后依然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最薄弱的短板，粮食生产的刚性需求和硬性约束依然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最沉重的压力，城乡二元结构的障碍和弊端依然是经济社会发展中最突出的矛盾，城乡发展不平衡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依然是全面小康建设进程中最严重的制约，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去完善和解决。但在促进“三农”发展中，要防止以保护农民根本利益为名而维持现状不思作为，使得随着时间的流逝，农民和农村失去应当获益和应当发展的大好机遇期。

    在我国的近现代史和党史都不可能系统解读的话题中，编辑部文章深刻把握党的宗旨和发展历史，全面分析“三农”的内涵和发展趋势，提出了不少有见地的政策建议。这些建议既符合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要求，更回应了“三农”发展的趋势性问题，反映了为党和国家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亿万农民的心声，体现了农民日报社训“崇农立言，唯仁求真”的内涵。

    可以说，这篇文章的执笔者怀着“以百姓心为心”的追求，在尽量做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

    笔者认为，从言论写作来说，“自爱不自贵”，就是要把握好写作的自身定位，既不言语拘谨，也不自我膨胀，以一个熟悉情况善于研究者的用心来深入浅出地分析，推心置腹地交流；“以百姓心为心”，就是放下身段，从普通百姓的角度来看待一切现象，才能写出好的言论。

    信言与美言

    《道德经》关于信言与美言的观点十分深邃也十分中肯，值得言论工作者学习：“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

    近年来，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与农民相关的土地权益被侵害，甚至置农民当事人生命于不顾的现象屡有发生。《农民日报》对这类事件予以坚决的鞭挞，强烈的谴责，担当了为农民代言的党报应有的角色。

    2013年4月8日，《农民日报》刊发的一篇时事评论《农民的权益和生命尊严不容践踏》，针对当时一段时间内在河南中牟、湖北巴东和四川西昌接连发生的三起碾轧农民致死事件，表达了震惊、愤慨和痛心，并做出强烈的呼吁：所有的发展都必须以让农民过上更好、更有尊严的生活为底线。农民的权益和生命尊严不容践踏！

    文章分析认为，这三起“碾轧事件”的导火线，都与土地有关，其当事人都是“要地”的资方和“护地”的农民，都是因为相关补偿谈不拢。文章抓住事件中肇事方的狡辩之辞，指出：“姑且不论事情的是非曲直，但有关方面迅即作出‘意外’、‘安全生产事故’的判断终究难以服众。就以河南中牟的事件为例，试问，协议未谈拢，企业的铲车有什么权力强行进入农民的承包地？更有谁能让他有这么大胆子在农民承包地里碾轧死农民？既然未与农民谈拢，你的施工就是非法施工，又怎么能说是施工中的‘安全事故’？又问，有关方面在案情并不明朗时强调死者体内‘酒精含量’问题，这是在向舆论暗示什么？农民又没有开车，酒精含量又能说明什么？农民在他自己的承包地里酒精含量高关你什么事？”

    这一连串的设问对批驳错误言论是十分得当的。接下来，文章指出：为什么侵犯农民权益特别是土地权益的事件如此易发、多发？除了利益驱动因素之外，其根本原因是农民土地权益的保护存有制度缺失……生命权是最高的人权，也是法律保护的基准线。让广大农民分享发展红利，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是“中国梦”的应有之义和坚定基石。

    去年7月，《农民日报》在第一时间报道了湖南临武瓜农之死事件，并配发言论《强烈谴责无视农民权益的恶行》。在事件还没有定性的时候，报道和评论都十分谨慎，但从“在与城管争执的过程中，无疑是遭到了野蛮殴打，惨死在卖西瓜的街市边”这样令人发指的事实出发，对当事城管的野蛮与冷血的行为，表达了“最强烈的愤慨与谴责！”并强烈呼吁，加强对农民利益，特别是他们在城市的权益的保护，全社会都需要由此得到警醒，由此开始更多切实的行动。

    这样的言论无疑具有规范政府行为的正能量。相反，即使是赞扬真善美的言论也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如果痕迹明显，刻意而为，或能够被称为“美言”，公信力却要大打折扣，很难称得上是“信言”了。新闻言论需要立论准确，文风平实，导向正确，可以是美文，力戒成为“美言”，力争称得上“信言”，千万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作者系农民日报社评论部主任、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