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平衡”：司法报道的创新路径

    今年4月至5月，《湖北日报》作为此案独家全程报道的媒体，对全国关注的刘汉刘维涉黑案（以下简称刘案）公审进行了全流程、立体化的报道。“聚焦刘汉刘维涉黑案公审”系列报道共发稿178篇，其中文字报道68篇11万余字，摄影报道110幅，产生强大反响，被全国200多家网站转载，最高单篇稿件跟帖评论达数十万之巨，也得到了政法机关和广大读者的充分肯定和赞扬。报道中，记者始终站在公正的立场、正义的立场、法律的立场，坚持报道中的“程序正义”，踩稳重大审判报道舆论引导的“平衡木”，实现了报道庭审进程与揭露罪恶，反映公诉人、被告人及辩护人举证质证及观点，报道法庭威严与展示人性的复杂多面，维护公众知情权与被告人合法权利，运用精准法律语言与生动鲜活表达等等之间的“多维平衡”，探索司法报道的创新路径。

    “同步”庭审进程  有序揭露罪恶

    ——既维护公众知情权，又有效避免“舆论审判”“未审先判”

    法律界有句名言：“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司法公正，不仅要让当事人信服，而且要让公众信服；不仅要让法律界人士接受，更要让普通民众接受。这就要求，在案件审判中应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

    满足公众知情权，离不开主流媒体的介入、记录和传播。但媒体报道过早、过度介入，不当报道、超前揭露等情况容易形成过激、偏颇的“舆论场”，导致所谓的“舆论审判”，即社会舆论所形成的巨大声势对相关机关、法院施压，从而左右法官本应根据法律做出的司法判决。

    在刘案报道中，我们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一方面，刘案是全国都十分关注的大案、要案，又是由北京、湖北、四川警方联手侦破，在湖北起诉和审理，《湖北日报》绝不能无所作为，一方面要维护公众知情权，适时展开报道，实现对社会舆论的正面引导，发挥主流媒体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又不能介入过度、作为过度，陷入“舆论审判”的误区、禁区。

    为此，我们努力在保障公众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避免“舆论审判”之间寻求平衡点，寻找“最大公约数”：紧扣庭审进程，有序揭露罪恶，庭审进行到哪一步，报道就披露到哪一步，不超前，不抢报。

    庭审的前六天，控辩双方一直围绕被告人刘汉被控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事实，被告人唐先兵、刘岗等人被控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事实进行举证、质证。《湖北日报》在刊发庭审进程消息的同时，紧随控辩双方举证质证的步伐，分别就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四个特征”，即组织特征、经济特征、行为特征、非法控制特征等方面，推出“解析刘汉刘维黑道”系列报道，以检方指控为信源，揭露刘汉涉黑犯罪集团的黑道“密码”和罪恶事实。比如《黑帮兄弟——解析刘汉刘维黑道之四》，在检方举证刘汉刘维江湖利益关系后刊发；《罪恶黑枪——解析刘汉刘维黑道之六》，在检方向法庭展示涉黑枪支后刊发。这组稿件，与庭审节奏配合得“严丝合缝”。

    法庭调查和辩论中，《湖北日报》集中火力打造《庭审直击》栏目，围绕法庭调查的人证物证、控辩双方的辩论焦点，推出了一组生动鲜活的现场报道。庭审结束后，又连续刊出侦破纪实、公诉纪实和庭审纪实等长篇通讯，对公开审理期间披露不细或不便披露的案情以及侦破、起诉、庭审过程的波澜曲折进行报道，全景式展示和梳理刘案全貌，有效避免了对庭审的干扰，又充分保障了公众的知情权。

    站稳法律立场  精选事实与观点

    ——既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又发挥正面引导作用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里，自然也包含犯罪嫌疑人、辩护人及其家属。即便涉及命案，被告人及其律师也有充分发言、辩护的机会。

    刘案，案情重大，涉及多条人命。人命关天，法庭审判慎之又慎，新闻报道同样要慎之又慎。

    《湖北日报》在充分报道控方指控和举证的同时，也注重反映被告人、辩方的质证和辩护。我们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站在公正的立场、法律的立场去观察，不先入为主，避免“审判者”站位，精选事实和观点，反映控辩双方总体平衡。

    比如4月17日，《刘维等7名被告人当庭认罪悔罪，刘维表示——“接受法律对我的任何审判结果”》通讯稿中，我们将控辩双方观点一一呈现，从小标题处理可见一斑——

    小标题之一：

    被告人辩护人：涉黑组织不存在、属拼凑

    公诉人：构成要件清楚，内在联系紧密

    小标题之二：

    被告人辩护人：刘维非涉黑组织的领导者

    公诉人：刘维一声令下，手下莫有不从，趋之若鹜

    小标题之三：

    被告人辩护人：分案审理，影响对质权

    公诉人：提高了庭审效率，保障了被告人和辩护人合法权利

    但是，反映控辩总体平衡，并非无导向、无原则的盲目平衡。刘汉刘维团伙毕竟涉嫌犯重罪，主流媒体报道必须站在正义的立场，揭露罪恶，鞭笞罪恶，不能让“杂音”混淆黑白，误导公众。

    用事实说话。《刘汉欲推翻起诉书对他的指控 检方展示的涉黑枪弹震惊法庭》一稿中写道：“公诉人出示了涉案的冲锋枪、‘六四’式手枪、小口径手枪、勃朗宁手枪等17支枪械以及制式子弹、钢珠弹2000余发等物证。”“法警抬着陈列在展板上的几排枪支弹药，一一向被告人、辩护人、审判席展示时，法庭寂静无声。”事实胜于雄辩，这样的场景报道，罪与非罪，公众一目了然。

    巧妙揭露。4月14日和15日，法庭就起诉书指控的刘汉串通投标、非法经营、开设赌场等罪名进行调查。刘汉仅表示“为我自己的违法行为道歉”。在拟定稿件标题时，编辑巧妙处理为《被告人刘汉避重就轻——为自己违法行为道歉》，一个“避重就轻”，既反映庭审事实，又起到了很好的引导作用。

    有力回应。《桓立柱詹军王雷案庭审结束》一稿中，针对被告人辩称自己从事的是一份“正常”的工作，公诉人当庭反问：有哪家正规合法的企业会给员工配备枪支？有哪个遵纪守法的员工会接受老板安排做违法犯罪的事？报道控方无可辩驳的回应，让读者极易断明是非曲直。

    杜绝“一否全否” 展现复杂的人性

    ——创新报道思维，立体化报道更具打动人心的力量

    对于命案犯罪嫌疑人的报道，记者往往容易站在审判者的立场，容易“一否全否”。然而，即便十恶不赦的犯罪分子，也有人性的复杂多面。仅仅报道其恶的一面，虽达到揭露罪恶的目的，但难免给人失衡感。刘案系列报道创新报道思维，根据庭审情况，将犯罪嫌疑人还原为一个个人，实现了揭露“恶性”与反映“人性”的平衡，这种立体化的报道更具打动人心的力量。

    4月18日刊发的《曾经的夫妻法庭相见——法不容情 催人警醒》一稿，描述的是刘汉前妻杨某出庭作证的情景。虽不直接报道案情，却是一篇反映人性的司法报道佳作。法庭上，刘汉见到杨某后，哭出声来说：“我觉得最最最对不起的就是你！”杨某被带离法庭的时候，刘汉泪流满面地说：“我很对不起你，你要好好带我们的小孩，把妈妈照顾好……”此时的杨某也一直扭头回望被告席上的刘汉，流着泪回答说：“家里的事情你放心，我出去后一定会把小孩好好抚养成人，把妈妈照顾好……”稿件不长，却处处见情。文章结尾这样写道：然而，法不容情。这令人动容一幕，同样催人警醒，让旁听席上不少人唏嘘感叹：触犯法律，带来的是亲人间的凄楚相见相别；唯有遵纪守法，才能拥有幸福自由的生活。报道将庭审场景和旁听席众人的反映结合起来，巧妙转化提升，人情味十足，而且传递出强大警示力量。

    《湖北日报》有两幅摄影报道被“疯狂”转载，一幅是刘汉在庭审中失声痛哭的场景，一幅是刘维在庭审中黯然落泪。“大黑”亦有情，这泪水，是悔恨，是伤感，也可解读为愧疚、忏悔。

    人性化表达，往往能打动人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使报道更具穿透力，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从而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将犯罪嫌疑人的“恶性”与“人性”充分展现，更有助于实现“庭审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高度统一”。

    确保“精准制导”   力求精彩呈现

    ——实现精准法律语言与生动新闻表达的有机统一

    司法审判专业性极强，要求准确定性，精确定量。这一特点要求司法报道同样“精准制导”。

    法律用语，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一般性新闻报道，语言表达要正确、准确，但在司法报道特别是“人命关天”的审判报道中，必须有更高的要求——精准。同时，司法报道不是法律文书，还须深入浅出，生动呈现，让人乐读、悦读，实现精准法律语言与生动新闻表达的有机统一，才能产生良好的传播效果。

    刘案报道如何做到“精准制导”？

    首先，确保报道用语精准，不出硬伤。在宣判前，刘汉刘维团伙只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还不是罪犯。为此，报道进行了严格区分，100多篇报道及说明中，均使用“刘汉刘维涉黑犯罪集团”“被告人刘汉”“被告人刘维”“涉黑组织领导者”“涉黑组织参与者”等表述。又比如，在庭审过程中，“讯问”“发问”“询问”均是专业术语，报道中严格把握：公诉人向被告人问话，是“讯问”；辩护人向被告人问话，是“发问”；警方向群众取证，是“询问”。

    其次，使用权威信源，确保表述精准。整个庭审报道，《湖北日报》所有见报的犯罪事实，均以检方为信息源，并冠以“据检方指控”“起诉书认为”“起诉书指控”“公诉意见书指称”等字眼。

    同样重要的是，要努力实现精准法律语言与生动新闻表达有机统一，相映生辉。

    其一，多种文体有机组合。《湖北日报》每天有半个版到一个版的报道规模，既有准确记录庭审进程的消息报道，又有生动反映庭审现场的特写、通讯、摄影报道，还有层层揭示犯罪事实与因果的“解析刘汉刘维黑道”系列报道。庭审一结束，又立即推出《雷霆捣黑》、《正义指控》和《庄严审判》等长篇通讯。

    其二，大量使用直接引语。在系列报道中，多个标题使用了直接引语，在文内，直接引语的使用则更加普遍，“打引号”的段落比比皆是。

    其三，使用对话体报道。4月12日，关键证人、另案犯罪嫌疑人孙某某出庭作证指证刘汉指使杀人犯罪事实，报道以“对话体”原汁原味予以呈现。如此，既客观报道庭审关键环节场景，又让人如临其境，如闻其声。

    其四，“故事化”描述。系列报道很多篇目都基于事实，以讲故事的方式还原庭审场景，以细节描写表现人物内心波澜，生动鲜活。

    4月3日刊发的《3名“保护伞”认罪》中这样写道：泛黄的笔记本上，以日记的形式记录着刘学军在2000年到2003年之间的工作内容。这份工作笔记，顷刻“摧毁”了被告人苦心搭建的谎言城堡。接着，报道描述了被告人刘学军看到这份证据时的反应：显示出异常的急躁，手一直剧烈颤抖。他不曾料到，一向思维缜密、行事沉稳的自己，竟然“栽”在多年养成的习惯上。这个片段，准确而生动，引人入胜。

    多种报道方式的灵活运用，使这组系列报道精准而不晦涩、精彩生动又无法律方面的“硬伤”，提升了受众阅读体验，增强了传播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