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战线》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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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制的泪水最动人

——马航MH370失联报道的情绪把握

● 雷学勤 《 新闻战线 》(

    在学校读新闻学的时候,看过一张普利策奖的获奖图片:一张黑人妇女的脸,一颗晶莹的泪珠从紧闭的双眼坠落——她刚刚失去丈夫。解析是:克制的眼泪。那一刻,我被极度哀伤中的那位夫人保留的尊严深深打动。

    在新闻采访和报道中保留人的尊严,而不是记录歇斯底里的情绪,或者不加处理地去展示极端状态下人的扭曲,不无端猜测扰乱视听,不仅仅是新闻伦理,它更是一种审美。如果破坏了这种审美,其实就是破坏了人类共同的价值底线,只能招致反感和负面效应。 

    最重要的关注点是人

    关于马航MH370的报道伦理,引起争议比较多的主要有两点,一个是采访家属的新闻伦理,一个是呼唤马航回家的“心灵鸡汤”。如果把两个问题放到一起,其实就是在煽情和克制中找到适度的情感表达方式。对新闻伦理而言,最严重的是3月8日出事当天上午,微博上晒出的一张机场图片,在警察的搀扶和护卫下,一位白衣女性拿着手机在打电话,明显情绪失控,一位黑衣男士搀扶着她,并转头朝记者们大吼。可以想象他在阻止什么,因为周围架着无数的镜头,还有明显是记者身份的人在围观。这张照片确实成了涉嫌违背新闻伦理的“呈堂证供”。

    当天上午,@人民日报就发出微倡议《请给家属们一个安静空间》:“在此恳请各位记者,按捺住抓独家的心,给家属空间。此刻他们更需要安静,不要打扰。”新京报传媒研究院总监曹保印的微博也颇为痛心疾首:“我的媒体同仁们,在报道空难时,你们的职业素养、职业伦理和作为人的起码同情心哪里去了?空难发生后,你们将镜头对准家属,围追堵截,为了自己想得到的无效信息,毫不顾及他们伤心欲绝的感受,你们的行为是可耻的啊!他们的感受还用采访吗?请去报道更重要的信息吧,将你们的镜头从他们的脸上移开!”曹保印是浙江交通台的特约评论员,这段话也被我们录制成了2分钟的评论节目,在当天及时播放。然后,我在HI-FM93的微信平台上看到的听众留言都是辱骂记者的——非常让人汗颜!我和北京的记者通电话,问他有没有加入围追堵截家属的队伍,他说没有,实在不忍心,而且这时候也问不到任何东西。这位记者说待在这样的现场,等待一再推迟的发布会,同样也是一种折磨,精神十分疲乏。

    一个记者在北京,除了其实也没有多少信息量的马航发布会,还能报道什么?我看到了张力奋的文章《焦虑的“丽都”》,里面有非常动人的一段话:“二楼过道一侧,立着今晚一场婚宴的大红喜报,金色的双喜图案上,‘刘磊先生、李径小姐结婚喜宴,在二楼宴会厅’。一墙之隔,正痛忍生离死别。”我问正在丽都的记者,你看到结婚海报了吗?他也看到了。我说你能用自己的话来表达这些感受吗?第二天,在电台最重要的早高峰时段,关于马航事件,我编辑了两段内容,一段是马航新闻发布会上说“降落在NANMING”,会后,我们记者跟着马航工作人员追问,“到底是不是安全降落了?”“能不能说得详细点”,算是发挥了“从门里被赶出来,还要从窗户爬进去”的精神。在一群记者中,他的声音很高,听得很清楚。而另外一段就是他的手记、见闻,包括那个大红喜帖还有连日的精神和情感的折磨,还采访到一位家属,但是半句话后就是哽咽,虽然没有完整的表达,但是我觉得哽咽其实就是最好的声音,不需要追问,就这样播出去好了。我想,一边是“围追堵截”,另一边是“侧面观察,感同身受”,应该清楚表达了我们的“编辑思想”,把这两条报道放到一起,就是诠释了新闻伦理,就是对前一天听众在微信公共平台上辱骂记者的最好回应。

    倾听是最好的尊重

    马航MH370失联已经超过一个月,细数关于家属的报道,确实只有寥寥几篇,《新京报》的记者手记《 失联一月,乘客家属的五张面孔》算是难得的相关故事的内容。我相信,这些追忆不是围追堵截而来,而是默默守候,留言,等待,陪伴,在家属愿意说的时候去倾听。很平淡的5个人的故事,却让人动容。仔细琢磨,这些故事,其实都很简单,因为记者只是倾听者,很难追问。虽然不满足,但是我们理解。这也是此次事件中难得的家属采访了。配发的一张照片是男女相拥的侧影,他们很悲痛,他们正在彼此安慰。        

    这次马航MH370失联者家属的报道,可能因为第一天的“呈堂证供”和有识之士的大声呼吁,媒体颇为投鼠忌器,也可能导致了一部分情感诉求的缺失。我比较赞成石扉客的观点,他在《没任何理由让记者不去现场》一文中,强调“对遇难者个体命运的细腻刻画与深切同情,是灾难公共记忆里无法忘却的一部分”,还不点名地批评了象牙塔里的教授阻止记者和家属接触的言论。让记者不去新闻现场,这种理解绝对矫枉过正。但是,怎么在现场采访却是需要考究的。比如,镜头很近地对准痛苦的面孔?在人家说不下去的时候,要求重复说过的话?央视记者王志安写道:“乘客的家属固然需要尊重,但不拍摄不采访并不意味着就是尊重,因为那样,他们的声音就没办法为众人所知。现在,他们的感受,他们的利益诉求,远比一般围观的人重要吧。真正的原则是:没有不能拍摄的场景,只有不能采取的方法……幻想一种没有情绪冲突的采访关系是不现实的。”

    那么,如何做到“适度”呢?3月10日一篇由中国心理学界危机及灾难心理救援项目组整理的文章《飞机失事等灾难新闻采编注意事项》被广为转发,当中列举了数条灾难报道的业界自律原则,“采用联合采访方式,减少对遇难者家属的重复情感刺激。尊重采访对象不接受采访的权利。当采访对象处于惊恐状态时,放弃直接接触的采访方式(如提问、摄影、摄像),用其他不打扰的方式采访(如观察、访问他人),或放弃采访。面对刚失去亲人的采访对象,提问不涉及失去亲人的感受、对亲人的思念等。基于人文关怀,不以现场连线报道方式对采访对象进行侵入式采访,如对遇难者家属追问‘有什么感觉’等不合适的问题。不连线播出哀伤或痛哭的声音或影像,或当事人神志不清时的行为、言语、裸体影像以及跳楼逃生等影像。”希望这些成为业界的共识,成为整个行业的指导思想和评价标准。

    理性是大众传媒的坚守

    其实,除了对家属具体的人文关怀,飞机没有找到,我们还应该关怀什么?在飞机刚刚失联后,希望还是存在的,家属比任何人都渴望各方面的信息,种种没有核实过的猜测都会引起他们强烈的情绪波动,这种伤害比镜头对准他们更严重。《新京报》3月9日的社论标题是《关注“失联”飞机是一场生命的守望》,社论说:“微博和论坛上,不断出现‘发现飞机残骸’、‘机上有人幸存正在海上呼救’等假消息,不论编造、发布这些假消息者动机何在,这样的行为都是极不道德的,不仅混淆视听,可能干扰正常搜救,误导关注事件的人们,更不啻在情绪激动、起伏,正处于最脆弱状态的机上乘客、机组人员亲友伤口上撒一把盐。”

    家属得知亲人失联的消息后,心理极度恐慌和焦虑,此刻最需要的就是心理干预, 除了专业的心理救援人员从事危机干预,大众传媒在报道时也能体现出心理抚慰的有效作用,能够缓解乃至稳定由危机引发的强烈的恐慌、恐惧、震惊或悲伤的情绪,回复心理的平衡状态。刚开始就做种种阴谋论和各种电影大片式的猜测,只能引发家属更多的情绪起伏,给予过多的希望也是非常不人性的。

    家属在极度悲痛下,难免不理性,不客观,而这次失联事件又非常特殊,耗时极长,马方刚开始又确实存在隐瞒信息的现象,等等。经过漫长的期待和幻想,乘客家属的情绪日益激动。3月25日,部分乘客家属走出丽都酒店,前往马来西亚驻华大使馆抗议。舆论情绪立即又出现了另外一种不理性和不克制:集体声讨马方。有3391万粉丝的著名电视主持人孟非发了条微博:“我没有去过马来西亚,以后也不打算去了,如果您也是,请转发一下,我想看看有多少人?谢谢。”18万人点赞,转发32万次。随后一些明星也带头加入这个行列,一时奔走相告,用不去马来西亚给马方政府施压,有的甚至还迁怒于马来西亚歌手。

    对此,《新京报》又一次发表评论文章《舆情观察:马航失联报道,有所为有所不为》,分析了航班失联以来的各种不理性,明确指出“这次马航和马来西亚政府信息发布的数量、及时性和准确性,离中国民众特别是家属的期待相距太远,似与其国内体制和某些文化惰性有关。我们有权提出理直气壮的批评,但不能轻易扩大到外交和国际政治领域。”家属确实需要宣泄,我们能理解,但是作为大众传媒也同样不理性,就会对整个社会带来误导,也会让判断力可能下降的家属更难控制情绪,导致很多善后问题难以处理,对家属本身也是一种伤害。只有客观冷静,及时监控舆情并发出及时的分析、说理、呼吁,才能纠偏舆论。

    失联事件过去几天之后,人们对马航事件的敏感度稍有下降,各方消息更是十分稀少,大众媒体严格发布新闻,但是各种小道消息还是层出不穷,以至于流传着这样的段子:关于马航新闻,“每天上午是造谣时间,下午是辟谣时间,晚上是竞猜时间。”没有确切消息,各方都是传言,呆在丽都饭店的记者已经感到绝望,因为除了消息十分有限的发布会,家属已经在舆论声讨下被保护了起来,守候一天收获极小,最关键的是航班上确定没有浙江乘客,于是,记者就转向两会报道了。

    但是,节目必须报道马航事件,而作为编辑,就要搜集资料,思考现阶段人们的心理。其实,不管是家属还是其他听众,都受着同样的煎熬:不确定的煎熬,还有最坏打算的心理预期。马航MH370航班失联多日后,很多人都议论MH370的情形类似当年消失的法航447航班。于是,我查找到了一篇非常耐人寻味的文章《纽约时报长文揭秘:消失的法航447航班》,文章从打捞飞机残骸,鉴定遇难者身份到技术调查都有,但是最打动人的还是对于家属的采访,其中有这样的片段:

    我去了佩罗拉·米尔曼的公寓,她是一位量子物理学家,她的丈夫伊万不幸在空难中丧生。伊万不幸遇难后,佩罗拉一个人搬到了市内。“我不能再整天呆在家里了”,她说,“我不能这样了,生活得继续,所以我离开了原来的房子,我把家具,衣服,一切的一切都留在了那里,我必须这么做。”

    在巴西的最后一天的早上,我从石油公司取出了三盒属于安妮的珠宝首饰。几天后,我飞到了路易斯安那州,把这些珠宝首饰还给麦莉。打开最后一个盒子的时候,她愣住了,脸色一下子变白了,她两只手都伸进了盒子里,捧出一串珍珠。她把这串珍珠捂在胸口,仔细地看着。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抬起头说:“这串珍珠,是妈妈的。”

    文字很美很哀伤,我又在凤凰视频中找到了相关纪录片,做了技术拼接。

    在快餐化的时代,广播基本是碎片化传播, 现在几乎没有超过10分钟的专题节目。但是,我把这段类似广播纪录片的东西做成了专题片:“她手里捧着那串珍珠,用手指轻抚着它们,静静地坐在那里。‘这是我拥有的最后一件她的东西了,’她说,她变得泪眼蒙眬,‘我真希望她能回家,当希望渺茫的时候,我也不敢有任何奢望;但现在,又有了希望,我想她。’”听到这段时,很多听众通过微信发来自己的感动。

    其实,这不同常规的节目,就是让大家理解家属的失去,理解家属的伤痛,理解接下来可能发生更长时间的煎熬,和时间长河中沉淀的哀伤。毕竟,我们的关怀之路还很长,这从法航事件可见一斑。媒体一时的热闹过去,但是对当事者却是一生。

    有研究者认为,经历灾难的一般民众,心理变化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是灾难发生后数小时至数日间的麻痹期,第二是发生数日后到数周之后的人道期,第三是灾难发生数月后至一年余的幻灭期。基于此,媒体需要根据这些心理需求和各种社会心理,及时发出理性和关怀的声音,抚慰受伤者的心灵,让时间抹平伤痛,减少外界的干扰,让他们可以倾诉,可以静静疗伤。

    (作者单位: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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