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莉帮办》的互动性传递

    近年来，关注民生成为新闻报道中一个十分重要的信息内容，以何种方式关注民生，如何在对民生的关注中运用媒体的舆论资源，对民生的改善起到实实在在的作用，也是大家探索和努力的方向。民生新闻的传统做法是对民生问题进行报道，以期引起有关方面和有关人士的关注，以促进问题的解决，或是对好的做法予以表扬赞许，以便使这一做法坚持下去，并让更多社会力量进行效仿。但这种做法大多停留在呼吁或鼓励的层面，柔性空间过大，因而实际效果往往偏弱。

    《绍兴日报》于2011年在《社会纵横》版开设了以绍兴日报记者沈卫莉名字命名的《卫莉帮办》栏目，力图从社会中个体境遇的改善入手，让新闻和舆论力量进入宏大民生课题的微观层面，具体有效地促进民生的改善。

    “帮办”对象如何选？

    选择何种样本，从而使媒体信息传递效果最大化，既是一个新闻性判断，也是一种社会性和道德性判断，《卫莉帮办》栏目能否获得读者的认同，并产生积极的社会效果，如何选择刊登样本，十分重要。

    帮扶对象应为弱势群体。一般而言，弱势群体在社会资源占有及社会话语权方面均处于劣势，是需要得到外界帮扶的群体，就社会心理而言，人们会将同情投向弱者，这就保证了报道具有了必要的社会感应力和道德制高点。蒋佳利是一个从甘肃来绍兴求学的女孩。今年6月9日，远在老家的母亲和妹妹因煤气泄露被烧成重伤，急需巨额医疗费。无奈之下，蒋佳利在网上发出了求助信，很快，许多素不相识的绍兴人向她伸出了援手。《卫莉帮办》栏目先后刊登《绍兴好人情暖甘肃母女》《捐款已近50万  母女伤情稳定》等报道予以关注，至7月16日，蒋佳利累计收到近50万元的爱心捐款，母亲和妹妹的病情逐渐趋于稳定，治疗与恢复情况良好。

    帮办对象的困难应是通过努力可以解决的。作为一种促进民生的报道内容。其报道结果应该能够弘扬社会正气，同时提振社会信心，成功解决报道对象的困难，既符合“好人有好报”的社会心理预期，也能表明善举和爱心介入的正面效果。如果困难不能解决，一是报道本身难以持续，二是反而有可能造成弱者无助的负面判断。一位6岁的重庆女孩刁秋月出生之后一直不会走路，女孩的父亲在绍兴务工，全家租住在东湖镇松陵村一处低矮的农房里，家徒四壁，让小秋月的父母无法为她医治，后经了解，如果做一个相关手术，女孩是可以下地走路的，然而5万元的手术费却难住了全家人。为此，《卫莉帮办》在2011年10月11日发表题为《6岁女童渴望走路　5万巨款难倒父母》的报道，后经记者多方联系，浙江省重庆商会建筑业分会送来了捐助款，社会上一些好心人也纷纷解囊相助，很快凑足了手术费用。10月28日，小秋月在上海明珠医院成功做了手术，很快就能下地走路了。

    帮办事件应具有新闻性。尽管栏目名称叫《卫莉帮办》，但其本质还是新闻，帮办也是通过新闻报道进行的。因此，报道的事件所具有的新闻含量是不能不加以考虑的，读者的关注度也与事件的新闻性相关，这保证了后续的跟进报道也具有了必要的新闻性。绍兴新昌县大市聚镇黄坛村，有座抗战烈士墓，31位“抗日阵亡将士”长眠在此，其中29位是湖南人。70年来，当地百姓每年清明都会祭扫烈士墓，但让人遗憾的是，因为种种原因，至今没有找到这些烈士的亲属。受村民之托，我们刊登了《抗战烈士长眠新昌 墓前寂寞不见亲属》的报道，湖南《潇湘晨报》也作了跟进报道。不久，几位烈士亲属终于来到了新昌，我们又刊登了《等待了70年，跨越1300多公里  抗战阵亡将士亲属新昌“寻亲”》， 一个凄美的故事，有了温暖的结果。 

    这三条原则从根本上讲都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党报的公信力。《卫莉帮办》向读者表明：党报是愿意帮助并能够成功帮助社会上的弱势群体的，体现了帮助弱小、维系公平的职能；同时，“帮办”的每一件事都有结果，从而也确保了民生问题的正面效应。

    《卫莉帮办》如何帮？

    《卫莉帮办》的基本模式是“发表新闻+记者介入”，在刊登新闻报道帮办事件后进行持续关注，确保被选择为“帮办”的新闻事件最终能有明确结果，而不只停留在呼吁阶段。《卫莉帮办》对见义勇为小伙子蒋棋伟的帮助过程比较典型。蒋棋伟是嵊州市人，他曾在2008年5月随所在的部队前往汶川映秀镇参与抗震救灾，并荣立三等功。2011年，他在一次与小偷的搏斗中摔成重伤，就业成了他面临的难题，《卫莉帮办》先后发表《24岁小伙被钱挡住治伤脚步》《见义勇为的小伙子想找工作》《见义勇为小伙工作有望》《见义勇为小伙找到工作》等4篇报道，报道刊登后，多家企业打电话到《绍兴日报》新闻热线，愿意为蒋棋伟提供工作职位，绍兴日报记者与蒋棋伟一道赴这些公司“面试”，最终帮助他在嵊州一家酒店当了保安。在蒋棋伟找工作的过程中，媒体力量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其意义绝不仅仅在于信息传递本身，更在于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和引导。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往往成为参与一件事情的重要标准，道德力量经常成了可有可无的软性要求，《卫莉帮办》栏目的推出，本身就具有匡正道德规范，呼唤社会良知的意义，这是开设这一栏目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事实证明，“帮办”的诸多成功事例，说明我们这个社会的良知并未泯灭，仍然具有人心向善的力量和可贵的爱心。

    《卫莉帮办》在创办过程中，注重将“利益”引向“公益”的视角，凡是对“帮办”事件提供帮助或伸出援手的企业和个人，我们都在新闻中予以报道，使他们的行为得到社会舆论的正面肯定和积极评价，其获取的美誉度与知名度，为企业和个人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或许提供帮助的企业和个人并未有这一想法，但这一做法无疑是该栏目得以有效运行并取得成功的“润滑剂”。

    “帮办”信息如何传递？

    《卫莉帮办》重在“帮办”，似乎已超越了媒体功能，进入了操办具体事情的领域，从而对新闻造成了某种改变。事实上，媒体并不仅仅是新闻的旁观者，记录和发表本身已经对社会产生了影响，更不要说对事实的选取对受众价值判断的影响。就这个意义而言，媒体不仅反映舆论，其自身行为也会影响舆论、引导舆论。随着媒体功能的日益丰富，媒体在引导舆论方面也需要不断创新，《卫莉帮办》便是媒体引导舆论多样性的有效尝试。

    帮危扶困是一种善举，这就使《卫莉帮办》具有鲜明的道德取向和道德价值。这些年来，人们的价值取向更偏重“利”，而“义”被相对忽视，道德失范现象多发，以至于有人惊呼为“社会的道德危机”。在这种情况下重建道德构架，呼唤善意爱心无疑是对舆论走向的引导。《卫莉帮办》尽管在帮办过程中，启迪及唤醒人们心中的良知，是一个十分重要而不可或缺的环节。事实上，对于社会上种种不良现象，媒体大声疾呼时日已久，但效果并不显著，在改变人们的观念和行为上，仅仅表明态度的力度是不够的，而“做什么”往往更具有说服力。同时，个体受到帮助，也将给群体带来示范效应，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对社会行为和社会状态的判断，进而对自身行为产生积极影响。 

    《卫莉帮办》在一定程度上还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传递模式，形成了媒体与读者的互动。传统的信息传递模式分为传递方与接收方，但在信息社会条件下，人们在接收信息的同时往往也参与了信息的表达与信息内容的丰富，因此，“互动”成了一种新的信息传递方式。《卫莉帮办》致力于关注民生和改善民生的努力，其信息流程不仅是一个点，而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帮办”的参与者带来了新的信息，也改变着信息的最终结果，而这个过程就是媒体与读者共同完成的，就引导舆论的方式上看，这种互动式引导也丰富了引导舆论的多样性。

    （作者单位：绍兴日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