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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闻评论的编辑及写作中，时常会遇到如何分析统计数据，包括对调查数据所揭示的问题的解读，拿什么数据做自己观点的支撑等问题。如何判断数据的真实性、可靠性，如何识别调查数据的偏差及陷阱，选用什么数据更有说服力，是实践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当心“问题数据”
当一个指标还没有规范的统计口径时，相应数据的内在涵义会比较混乱，数据的对比、分析也基本无从谈起。
“三公经费”是一个典型例子。“三公开支9000亿元”的说法一直被传来传去，也成为不少评论的引用论据。《人民日报》4月19日的报道《“三公开支9000亿”系捕风捉影》，通过对“三公开支”数据多个版本的追访核实，发现相关说法无依据，属以讹传讹。财税专家解释，虽然政府在财政管理上接纳了民间“三公”的说法，但实际统计中并没有“三公经费”的科目。我国《预算法》规定的预算支出包括：经济建设支出，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发展支出，国家管理费用支出，国防支出，各项补贴支出和其它支出。由于预算科目设置里没有“三公支出”这一项，要公布“三公支出”，必须把分散在各项支出中“三公支出”的数额分别统计出来，这种统计可能不够准确和规范。
也就是说，在“三公经费”的概念、标准和统计口径有待厘清的情况下，针对公布出来的“三公经费”数据所做的某个部门某个数目的开支是多是少、甲单位比乙单位的支出是多是少的分析、对比等，或是隔靴搔痒，或者南辕北辙。当然，这不等于负有监督职责的媒体放弃对“三公开支”的监督。要知道，即使现在报道出来的“政府财政预算科目设置里没有‘三公开支’这一项”，也是媒体对“三公经费”穷追不舍才获得的成果。在“三公经费”统计没有严格的法律规定、相关会计财务制度不够完善的情况下，新闻评论在论及“三公经费”问题时，依然可以就“三公经费”怎么测算、谁来测算、什么时候公布、具体公布到什么程度、如何答复公众的质疑、谁来监督、如何追责和纠错等问题，督促政府部门尽快着手解决，尤其是尽快完善预算科目的设置。
切忌望文生义
一些统计概念有着特定的、严格的界定，媒体报道在解读及运用这些统计数据时，要当心对统计概念的误读。
今年11月，一些媒体以《城镇居民收入34年增长71倍》为标题，报道1978年至2012年的34年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71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58倍。国家统计局高级统计师指出，实际上71倍和58倍指的是城乡居民收入的名义增长倍数。根据国家统计局每年对十几万户居民家庭的直接调查结果，从1978年到2012年，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10.5倍，年均实际增长7.4%；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10.8倍，年均实际增长7.5%。因此，在使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居民收入数据时，不但要看名义增长率，更应关注实际增长率。至少，不能将名义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混为一谈。
还有关于离婚率与人口预期寿命的统计概念也容易出现误读。
不久前，有媒体报道称2012年北京离婚率高达39%，2013年北京离婚率将高达40%。其实是错将当年离婚和结婚的比率当成了离婚率，实际上离婚率的计算方法应该是将全年离婚的总人数除以当地总人口数。北京市的离婚率仅为2.1%，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首选全局数据
在新闻评论中如果需要引用数据，宜精不宜多，避免罗列同类数据。
过于琐碎的数据，往往会损害论证的说服力。罗列三五个同类的、局部的数据，不如一个权威的、全局性数据更有说服力。对于众人皆知的某一现象，尤其是现实中在不断变化的数据，概括性表述的说服力，并不比举几个局部性的或特定时期内的数据的说服力要差。而最权威的数据是指在说服力上最不可取代的甚至是唯一的数据。比如，要论证“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制造’成为世界贸易保护主义攻击的头号目标”这一观点，“中国已连续15年成为遭受反补贴调查最多的成员”，就是一个比较有力的数据。
如果在一篇新闻稿件中，确实需要罗列较多的数据，包括各方人士的主张、见解等，那么，这样的报道更适合写成新闻述评，而不是新闻评论。啰唆几句，新闻述评以“述”为主，以引用相关数据、新闻事实、各方主张为主，自己的点评为辅。而新闻评论以“评”为主，以自己的观点、主张为主，即使引用数据或他人观点，也是高度凝练概括，为论证自己的观点服务。新闻述评与新闻评论各有各的适用场合，其写作规范也应该有所区分。如果稿件中复制、粘贴来的素材占了较大比例，而自己的分析、点评部分并非稿件的主体，那么，称其为新闻述评更为合适。
当心样本偏差
如果样本有偏差，必然导致调查结论的失真。而以一个失真结论做论据，推论自然很难站得住脚。
新闻评论中如果涉及分析一个抽样调查的数据，或者要用这一数据作为论证的重要依据，那么，先要确定该调查样本的选择是不是科学，有没有偏差。
在判定一个民意调查数据是不是权威、结论是不是可靠、是不是可以作为论证的重要依据时，应当记住，“任何一种将群体中的某类人排除在外的观点收集方法，都有可能造成偏见。”
以这个标准衡量，媒体报道的各种调查数据，包括某些网络民意调查结果，在准备拿其做某种论据时就要三思而行。因为网络民意调查只代表了“经常上网的且习惯在网上发表意见的人”的意见，得出的数据并不能涵盖那些“不上网或者在网上通常保持沉默的人”的意见。这并不是说不重视网络民意，而是说在判断某一问题上的民意时，要多渠道获取全面信息，不能轻易在网络民意与真实民意之间画等号。根据政治学理论，“造成影响最大的不是人数最多的，而是喊得最响的，因为大部分人都选择沉默。”这一说法放在对网络民意相对真实民意的权重把握上，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时下，有一种媒体现象，每当一个网络民意调查数字公布出来，无论新媒体还是传统媒体，一窝蜂地跟着追踪或评论，有的不问调查的来龙去脉，即刻做出是非、好坏的判断，甚至郑重其事地剖析问题的症结、“开药方”。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调查本身有问题，或抽样不科学，或问卷设计不严谨，从而使得调查结论存在偏差，而评论并未识别出数据的问题，草率对一个有偏差的数据分析来分析去，很可能会误导公众，也给舆论生态平添某些虚妄与浮躁。
还有一种情况，数据发布方并没有给出详细的调查设计说明，外人很难判定数据的科学性，尤其面对一个“惊人”的数据，或者一个与之前同类调查数据反差极大的数据，做新闻评论时须格外小心。
明辨统计口径
遇到对平均数的分析，先要了解其统计口径，在此基础上再做判断，这会让我们的论证更扎实。
2012年，一个人均住房面积的调查数据引来争议。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调查数据，“全国2011年家庭平均住房面积116.4平方米，人均住房面积36平方米”，引起公众质疑。调查中心回应，“调研结果是科学和客观的”，同时承认，平均值掩盖了地域差异和阶层差异，今后的研究有必要“细化群体分类”，在调研手法、指标设计、形式上继续完善。这件事情提示我们，对一个调查结论的关注，仅关注人均数，离认清事物的全貌还有相当距离。如果能进一步分析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人群的分层统计结果，则有助于我们看清更多层面的现实，发现更深层面的问题。
当然，前提是相关报道能够披露较丰富的统计数据。相信随着公众的不断追问，会迫使更多的调查机构能够披露更有统计学意义的数据，迫使调查机构不断提升自己的实力和公信力。尤其是一些需要做连续多年对比的调查，一个数字的得出往往要付出高昂成本，包括问卷设计的精细、调查人员的素质保障，以及后期统计分析的专业等。
慎对排行榜
对调查数字做判断或评论时，先要判断其指标设置是否科学。调查指标的不同设置，直接决定调查结果的不同，决定被调查者的排序的不同。
时下，各种调查机构不时发布各式各样的排行榜，它们常常构成舆论的热点话题。如何分析这些排行榜，也是新闻评论时常遇到的问题。
媒体上时常热炒的“宜居城市”、“幸福城市”等排名，不同调查指标的设置以及各自权重的确定，决定了排名结果的不同。与其从直觉上指责某些排名的莫名其妙，不如看看主办方所设置的调查指标及各自权重的确定是否合理，对后者的分析更有助于我们看清问题的实质。
今年年初，联合国发布了2013年人类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12年，在体现综合发展程度的人类发展指数（HDI）上，排名位列前十位的国家分别是挪威、澳大利亚、美国、荷兰、德国、新西兰、爱尔兰、瑞典、瑞士、日本。人类发展指数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0年提出的，旨在强调人类发展是发展的终极目标。HDI包括出生时预期寿命、平均受教育年限、预期受教育年限及人均国民收入四个成分指标。如果仅按人均国民收入一个指标来排名，前面的十个国家的排名都要比按HDI排名的位置要退后。这个例子同样说明，调查指标的不同设置，直接决定被调查者的排序的不同。
还有，民意调查中问题设置指向的清晰，也是保障结论能够真实反映民意的重要前提。比如，2013年“十一”长假后，全国假日办面向社会发布调查问卷，就法定假日安排征求意见。网上调查主要内容是：1、你对现行放假安排是否满意？2、长假是否需要保留？3、小长假是否需要调休？出现在问卷中的一个问题是：“你认为调借周末形成的七天长假应不应保留？”就这一问题，凤凰网的调查结果是：45.92%的人选择“应该”，49.49%的人选择“不应该”，还有4.6%的人选择“无所谓”。其实，选择“不应该”的人有可能是认为“七天长假不应该保留”，也有可能是认为“调借周末形成的七天长假不该保留”，而这本是两回事。如果我们简单就这一调查数字做出判断：“近半数的百姓不希望保留七天长假”，无疑是很荒唐的。识别这样的陷阱，准确判断真实民意，对于新闻评论来说无疑十分重要。
一把尺子衡量
分析不同地方、不同人群在一个指标上的先后排序时，先要确定指标的内涵是否一致。通俗地说，比较谁好谁坏、谁先谁后，要用一个标准、一把尺子去衡量，才有意义。
比如最低工资标准，各地近年来不时会有调整，有的媒体会对不同省区市的最低工资标准做出排名。而事实上，不同地方最低工资标准的“含金量”并不相同。有的地方的最低工资标准是职工到手的“裸钱”，不包括加班工资、社保和住房公积金等；有的地方的最低工资标准包括劳动者缴纳的三项社会保险费，但不包括住房公积金在内；有的地方包括劳动者个人缴纳的三项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这就意味着，同样数目的最低工资标准，不同地方的劳动者拿到手的钱可能相差一两百元。如果不对最低工资标准做严格的统一，简单对比难免产生歧义。
这提示我们，做两个数字的对比，必须基于这样的前提：两个数字所指向的内涵是一致的，不能是有偏差、有错位的。否则，基于有错位的两个数据的对比，会误导公众。
（作者系工人日报新闻评论部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