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群众关注的问题

    第23届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评出来了。为了更准确地体现数字传播技术条件下传统媒体新闻作品的发展，从这届起，把以往的“报纸、通讯社类作品”更新为“文字类作品”，既包括消息、通讯、评论等新闻体裁的作品，也包括系列报道、专栏、版面设计与论文。

    当评委们最后一轮投票结束，一、二、三等奖作品全部浮出参评作品之“海”时，我脑子里跳出的第一个想法就是：直面群众关注的问题的新闻作品才是好作品。

    历来，不仅中国新闻奖，包括各地各级的新闻奖评选，都有一个不成文的标准：重大题材的新闻作品才是好作品，才能进入新闻奖的评选行列。业内有句行话：中国新闻奖的评选是新闻采编的业务导向，一等奖的评选更是导向中的导向。这句话在这届评选中被评委们提到得特别多。因而，什么样的作品能评为一等奖（包括因超长而被列入特别奖的作品），即作为“导向中的导向”就显得十分重要，从评委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讨论甚至是争论，也可以看出标准背后观念的变化与冲撞。

    反映重大题材

    重大题材标准的正确性毋庸怀疑，问题在于什么是重大题材？什么样的新闻作品算是反映了重大题材？

    关乎国家重大事项、战略决策的当然是重大题材。党的十八大召开是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为了让人民群众更深切地认识十八大在中国历史上的重大意义，大会召开前夕充分地进行理论和知识的铺垫十分重要。《人民日报》的评论《转变，中国道路的历史性跨越——从十六大到十八大（上）》，之所以能获得特别奖，就在于它在帮助群众提高对十八大意义的认识上发挥了重要的引导作用。毋庸讳言，从党的十六大到十八大，我国经历了很不平凡的一段历程，对一些社会现象、经济问题、党风政风、国际关系，干部群众中确实存在着很多不同看法。怎样正确认识这一段历史，关系到对十八大提出的我国新的发展战略的理解，也会影响到贯彻十八大精神的实际行动。这篇评论正是抓住了这一关节点，从最为人们关注的“未来中国的走向”破题，以高屋建瓴的气势论述了党的十六大以来，党怎样领导全国人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整篇评论既有全球意识,在宏大的国际背景上展开论述,又实实在在地罗列了国内外对我国形势的各种看法,包括错误的看法。这样的评述使重大题材有了具体的落脚点与受众的接近点，评论关于发展方位的“战略关键期”、发展阶段的“转型碰撞期”、发展环境的“特殊敏感期”、发展动力的“寻找驱动期”、发展风险的“危险高发期”等一系列判断，就有了具体的可接受性，在此基础上提高了评论的说服力，使读者进一步理解中国发展所呈现的日益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从而接受评论所提出的重要观点：“仅仅与过去的自己相比，会将社会的进步看成一路高歌，容易妄自尊大；只与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相比，会把面临的问题视为灭顶之灾，容易妄自菲薄。只有将两者综合看，才能既看到成就、获得前行的动力，也看到问题、明确努力的方向。”

    反映重大题材的新闻，并不一定都要宏大叙事，一些从群众最关注的角度切入的新闻作品，也可以而且应该成为优秀新闻作品。获得一等奖的《河南日报》消息《火车站见证兰考经济变迁》，就是这样一篇佳作。兰考县因焦裕禄而闻名，同时它的贫困也因此晓谕全国，稍有一点年纪的读者，对当年穆青等描写的兰考火车站灾民外出讨饭一幕至今记忆犹新。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人们关注着：这个曾经的中部贫困县现在怎样了？它的变化有着深刻的标志性意义。记者正是抓住了火车站外出务工人员数量变化这一特定场景，以生动的人物对话和2012年前10个月。兰考本地就业和外出务工人数比例达到了74∶26等确凿数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兰考经济转型发展的巨大变化。

    城乡动拆迁工作直接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又关涉国家建设的统一布局，有很强的政策性与法制性，稍有不慎就会转化为社会突发性事件，被基层干部称为“天下第一难”。如何妥善做好动拆迁工作，成为各方高度关注的问题，此类作品，切入口虽小，但内容却直接关系到国家建设、群众利益和党风建设。通讯一等奖获奖作品、《中国纪检监察报》的《“和谐搬迁”背后的故事》正是一篇以小见大的优秀作品。记者在稿件中没有回避拆迁的困难，而是以典型的案例说明，只有深入细致、讲人性地做工作，才能使省里“不搞强行搬迁，不伤群众感情，把群众满意作为搬迁安置工作的基础”的工作要求不成为一纸空文，而“零上访、零强拆、零事故”的成绩单，告诉读者的不仅是这个和谐搬迁的典型，更是基层干部观念与思路、情感与方法如何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工作条件的转变以及已取得实实在在的工作效率的哲学思考。这样，稿件的新闻采写意义就得到很大的提升——如何在看似婆婆妈妈的琐碎事务工作中寻找群众的关注点，脚踏实地地体现重大题材，而不只是显示语言的“宏大气势”。

    直面群众的关注，把群众的关注作为重大题材，热情反映，精心写作，突出编排，不仅反映了新闻工作者对重大题材认识的转变，更体现了新闻工作者在“走转改”活动中群众观念的增强。他们积极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在群众丰富生动的生活与工作实践中挖掘出体现重大题材气息的新闻。这一类作品在二、三等奖作品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如《人民前线报》的消息《关爱“老基层”  厚爱“老基层”  偏爱“老基层”  百名“老海岛”“老山沟”落户大上海》，在702字的篇幅里，生动地描述长期在艰苦地区工作的部队老同志退休后，按照新的安置政策得到组织妥善安排、精心照顾，使“和谐”从字面的抽象变成了具体的形象。《中国财经报》一版的消息《先看病后付费  医患两相宜》，没有停留在这一诊疗模式给患者带来的好处和患者对医院的称颂上，而是具体介绍了这种模式背后的保证机制——医保制度、市财政设立100万元医疗机构运行风险基金、1000万元大病救助资金以及不良诚信记录制度。这一稿件从人们最熟悉的看病付费问题切入，涉及了困扰广大老百姓和医疗界的两大难题：看病难与医患矛盾激化，反映的正是政府工作和群众生活中的重大问题，难道不是重大题材？

    讲好新闻故事

    有了好的内容，还须讲究传播技巧。相当一个时期以来，各级新闻奖的评比比较注重内容的思想正确性、引导性，而忽略内容的表达艺术性、技术性，叙事概念化、表达概括化成为新闻写作缺乏可读性的重要原因。这届新闻奖的文字类获奖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十分讲究传播艺术和写作技巧，读来眼前一亮。获得特别奖的新华社通讯《“三西”扶贫记》就是其中典型，可以说，多年来没有读到这样具有文学色彩的新闻作品了。

    六盘山所处的宁夏西海固，与甘肃定西、河西，合称“三西”，曾是中国最穷的地方之一，现在仍然多灾多难，每年从西海固地区扶贫支教回来的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学生，都为在那里感受到的现实教育与心灵撞击而激动。反映这类地区的扶贫工作，题材重大而严肃，甚至有点沉闷，很容易陷入“板起面孔”的新闻写作之坑。然而，这篇通讯却给人完全不同的感受——新闻内容真实、凝重与表现手法生动、活泼达到了完美的结合。

    通讯的“引子”充满了地方特色、生活气息与文学色彩：

    “走哩走哩哟，远远地远下了，

    心里像刀子搅乱了。

    哎嗨哟的哟，

    眼泪的花儿把心淹哈了……”

    这是六盘山下一个风沙弥漫的黄昏。70多年前，一个孤独的青年在西北高原上踯躅前行。突然，身后传来了略带嘶哑的“花儿”，是那么的忧伤，这是车马店女掌柜五朵梅在为他送行。

    这个青年，就是后来蜚声遐迩的“西部歌王”——王洛宾。

    这就是西北的曲调、西北的人，有眼泪，还有饥饿和贫穷。

    散文式的语言，表达的是大西北的悲凉与怨哀，一下子就把读者引入了贫困场景的想象之中，但又透着那么一点期盼的远望。这正是记者追求的“引子”效应。在这样的阅读情绪中，记者交代的新闻背景就更能引起思考：130多年前，左宗棠的那一声叹息：“陇中苦瘠甲于天下。”30年前，联合国专家的评价：“这里不具备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1982年，国家启动“三西”扶贫开发计划，首开中国乃至人类历史上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开发式扶贫”的先河，“领导苦抓，社会苦帮，群众苦干，以苦为乐，变苦为甜”。

    有这么一个铺垫，读者自然会有兴趣循着通讯的几个小标题——《山水记》《寻富记》《求学记》《追梦记》所展示的逻辑，进入“三西”人民反贫困斗争的历程，了解内容，深入思考。

    对新闻作品而言，不是说有了重大题材，有了群众关注的问题，写出来就是好作品，还需要艺术的表现才能切实达到信息传递的目的——事实信息和隐藏其中的观念信息。现在通讯写作的一个通病是叙述多于描写，细节缺乏、感情缺失，没有故事作依托的观念传递也显得枯燥、生硬和概念化，有人称之为放长了的消息，这样的稿件难怪读者兴味索然。《“三西”扶贫记》恰恰在这方面显示了通讯写作应有的技巧，实现了内容真实性与表达艺术性的高度统一。“三西”的土地有多干旱？通讯这样表达：

    年降水量两三百毫米，蒸发量却在十倍以上。中国人对上天有各种各样的祈求，三西人的祈求只有一个：老天爷，快下雨吧！

    最旱的年头，草长得太短，驴只好把嘴扎到地皮上去啃，结果下嘴唇都被坚硬的地面磨掉了，嘴肿得像水桶粗。

    当代需要怎样的艰苦奋斗的思想与行动？通讯摒弃了口号式表达，写了两位同样71岁、以种树出名，命运却迥然不同的“当代愚公”案例：头脑精明的石建全，花甲之年承包临洮县一万多亩秃山，山下填沟推地，种庄稼、养牛羊；山腰发展果园；山顶植树造林，保持水土……种活了树，还赚了钱！而王永瑞在定西市安定区白碌乡种了30年的树，死了种，种了死，死再种，树的成活率只有1/10。苦痛的轮回中，王永瑞老了，掩面痛哭：“种不活树，死了我也闭不上眼。”记者通过活生生的事例，令人信服地传达了“理性艰苦奋斗”的观念。

    一等奖作品、《长江日报》第22版《国内聚焦》刊发的消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披露  7常委参观〈复兴之路〉出行不封路》，题材很大，但在650字的不长篇幅中，却有100余字平实地描述了一个细节：

    等待中，欧阳淞等接到中央办公厅电话，称习总书记已从中南海出发。从中南海到国家博物馆，欧阳淞说按感觉，车队大约只要5分钟就到了，可当天10分钟过去了，也没看到车队到达。

    后来问了原因，原来一路上，习近平等一行的车队是随着社会车辆一起走的，沿途没有清道。

    这样表述，突破了关于中央领导同志活动的新闻稿传统采编思路，传播效果远比习惯性的概述表达强多了。

    由于细节具体地体现了群众的关注，因而更能满足群众的关注，也更能增强新闻传播力与感染力。不仅消息、通讯等传统文字作品，即使“系列报道”等项目的代表作，也不乏体现这一特色的作品。获得一等奖的《光明日报》“寻找最美乡村教师”系列报道中，就有几篇让我读得热泪盈眶。校长马建红所在的乡村小学430多名学生全部是当地农民和外来务工者子女，他们学习基础差，素质参差不齐，教育起来很困难。但是，我们从新闻中却读到这样的场景：

    家长会在刚平整出的一块空地上举行。晚上没有灯，只好白天开。

    江南9月，烈日炎炎，令人意想不到的是，400多位家长几乎全部到齐。他们各自到孩子的班里拿上凳子坐下。

    ……

    烈日之下，热浪滚滚，家长们的脸上汗水淋漓，却没有一人中途离场。

    又一场景：

    分析会上，她听到的却全是老师的诉苦：“学校生源太差！”“差生太多，我们无能为力！”有的老师干脆说，只有放弃一部分，才能保住另一部分。

    “放弃谁？”马建红激动了：“如果是我们自己的孩子，再差、再不理想，你们谁愿意放弃？”

    正是这样具有强烈对比意义的场景，让群众有了信心，让教师有了责任，而通讯通过这一细节，也在平实中传递了正能量。一个细节，胜过万千空洞高调的口号。

    检阅丰硕成果

    生动的细节描写，正确的概念表达，来源于深入采访过程中对群众关注的问题的高度重视。从这个角度可以说，好的新闻作品不是用手“写”出来的，而是用脚“走”出来的。了解这些优秀作品采写过程，就可以发现，不少获奖作品正是新闻界“走转改”活动丰硕成果的检阅。

    前述《“三西”扶贫记》记者在“采编过程”中写道：“在‘三西’实地采访历时两个月，行程1.1万公里，在20多个市、区、县采访对象近200人，采访笔记约50万字，同时查阅了300余万字的相关资料。在掌握大量第一手鲜活素材的基础上，记者12易其稿，反复推敲打磨。”

    “寻找最美乡村教师”这组系列报道，是光明日报社对100位候选对象的事迹进行优中选优，确定正式报道对象后，“组织了数十名骨干记者、约请了部分作家，奔赴全国各地的偏远乡村进行采访，历时3个月，总行程达数万公里。记者们经常要跋山涉水，闯激流过险滩，才能到达目的地。可以说，‘寻找最美乡村教师’的每一篇报道都来之不易”。

    即使三等奖作品如《武汉晚报》的通讯《留守儿童第一校名额堪比“专家号”》，也是记者带着问题深入农村调研，发现了邾城四小这一典型事例，先后9次驻校采访，并走访大量学生家庭。

    在中国当前的社会成员结构中，新闻工作者是不愁温饱的阶层，对一些社会问题记者常常会以个人的体验代替群众的感知，有可能在价值判断上出现偏差，如果受到某些利益驱动，更会偏离真实传递信息、正确引导舆论的轨道。三等奖获奖作品、《文汇报》的评论《媒体岂能对可疑数据不设防》，针对“国内有些媒体不加分析，热衷于引用一些西方机构抛出的所谓中国经济社会统计数据并写成‘正儿八经’的新闻”，“不是粗枝大叶造成误解，就是为了哗众取宠而肆意夸大曲解”的媒体现象提出了严肃的批评。现在有相当一些媒体记者不是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刻苦采写新闻，编辑也不是从实际生活中发掘群众真正关注的选题，而是在网上玩数据游戏，甚至以耸人听闻的假新闻“吸引眼球”，忽悠受众，值得新闻界注意。我们评选优秀新闻作品，观摩研究获奖新闻作品，不仅要看到成果的最终形态，更要探究作品采写过程所表现出来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直面群众最关注的现实问题，深入实际，认真调查，理性研究，精心表达，讲求社会效益，建设一支忠于人民、忠于事实、忠于党的新闻事业的过硬的新闻工作者队伍。这才是中国新闻奖评选所要达到的根本目的。

    几点改进意见

    当然，每一届中国新闻奖评选结束后，在检阅成果的同时，总会有些许遗憾留下。然而，这正是继续改进的方向。依我个人之见，本届新闻奖也有这么几点可改进之处：

    首先，媒体报道群众关注度高的新闻事件，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在评奖时，是否有具体题材过于集中、获奖题材面不够广的问题？比如，浙江长运驾驶员吴斌在生命最后76秒忍住剧痛，稳妥停车，挽救了一车乘客生命的事迹，报纸、广播、电视都报送了这一题材的新闻作品，虽然形式不一样，但客观上会给人题材重复的感觉。类似的还有北京暴雨、黑龙江的最美教师张丽莉、内蒙古元上都遗址列入世遗名录、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等作品。

    其次，评选过程中，一般来说容易从采编的角度来审视作品，但从传播规律与传播效果而言，评委是否可以更多地从受众的角度来评判作品的吸引力与实际效果呢？

    最后，这次将“报纸、通讯社作品”更新为“文字类作品”，并将网络媒体另列一项，这是中国新闻奖评奖的进步，但是网络是多媒体，网络作品既有文字的，也有图片、音频、视频的，能否把这些作品也分别归列到文字类、广播类、电视类等奖项中，更显出对网络新闻作品的“一视同仁”呢？这或许也是媒体观的一种转换，提出来与同行讨论。

    （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第23届中国新闻奖评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