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战线》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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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消息署名沿革和利弊辨析

钱 江 《 新闻战线 》(

    从1978年1月起,中国大陆发行量最大的日报人民日报上刊登的通讯社消息或本报消息上出现了作者署名,且频率逐渐增加,全年出现169次(篇)。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大陆主要报纸上的消息大部分署名,很快成为国家通讯社和主流报业的明确规定。这在新闻史上有什么样的意义?

    为什么关注新闻消息的署名——涉及新闻采集和撰写者的责任

    报纸上刊登的新闻消息署名与否,大部分读者恐怕不会在意。然而,我在对1958年产生的大量虚假新闻进行采写者的调查时,才发现这是一个棘手问题——“大跃进”时充斥于报纸版面的虚假新闻消息基本上没有电头署名,这给调查真相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使研究者不知道这些耸人听闻的虚假报道是谁采集或撰写的。它的延伸意义还在于,谁应该为版面上的虚假新闻报道负责。

    很多时候,要做出很大努力,才能确认一篇虚假新闻消息的作者,然后要付出更大的精力才能找到他,询问其来龙去脉。看似简单的消息署名问题却像山峦一样阻挡了对这段新闻史的调查研究。这使研究者感受到,消息署名与否,会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其中包括切断了新闻来源这样的负面影响。

    查阅检索近当代中国几家有重要影响的报纸,探寻消息署名的来龙去脉,对其发展由来和利弊关系进行阐述,发现、解决这个问题后会给新闻从业者和更多的人带来什么?

    中国近代报纸,绝大部分消息无署名——这种情况延续百年

    申报是近代中国出版最早、出版时间最长的报纸,还是中国大陆最早采用电讯传递新闻消息的报馆,1882年1月16日即利用天津至上海的电报线路传递消息。查阅申报70多年的版面,从创刊之日起到1949年5月27日在上海终刊,大凡该报刊登的新闻消息,均没有新闻采集者的署名。

    概略地查阅1915年9月1日~

    1947年11月30日的大公报,总体印象是新闻消息无署名。再对其中部分时段进行逐版查阅,可以肯定的是,自1915年9月1日至1915年10月20日,自1930年1月11日至3月10日,自1947年8月1日至11月30日的大公报上,凡属带有电头的新闻消息均无署名。

    再查阅新中国成立以前在延安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情况基本相同。

    人民日报新闻消息署名

    ——自创刊至改革开放之初,新闻消息不署名

    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是20世纪后半叶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日报,人民日报上的消息署名情况具有代表性。仔细查询自1948年6月15日创刊至20世纪末的全部人民日报版面。为进一步追溯历史,还逐版查阅了自1946年5月15日创刊至1948年6月14日终刊的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的全部版面,由此得出结论:直至1978年1月,人民日报上带有电头的新闻消息基本上不署名,极个别例外者不超过两位数。

    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创刊之初,曾出现新闻消息署名的个别情况,这在当时的中文报纸中极为少见。

    例如:创刊第2天,即1946年5月16日,一版上有署名新华社记者陈沂的电讯(见图1)。

    这个情况在次日一版上继续出现,记者署名还是陈沂,题目是《我四平街保卫战胜利声中,国民党军士兵厌战,哨兵携带美式武器向我投诚,战士班长夜话内战何时是尽头》。

    两天后的5月19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第二版有新华社记者刘白羽的署名消息,题目是《安东市浪头区数千群众集会庆翻身,宣称:“我们要保卫已经得到的土地”》。

    此后消息署名停止。到创刊后第二个月的6月11日二版上,又出现了一则带电头署名消息,作者依然是陈沂,消息发出地是“松花江前线”,题为《国民党军一再进逼民主联军,东北人民愤慨莫名,民主联军将士坚信,进犯者如仍得寸进尺,决予粉碎打击》。   

    此后,版面上就基本没有新华社记者署名的消息了。与此同时,人民日报记者的署名通常用在括号内,置于文章结尾。不过也有特例,1947年5月6日的人民日报一版上,有一篇署“本报记者柯岗”的消息(见图2)。 

    但是,严格来说,柯岗的正式编制在新华社,应视为新华社记者。

    由于报纸上有署名的消息出现极少,一旦出现反倒成了新闻。为什么出现此种情况?可以推断为,当时已规定凡属消息都不在电头后署名,成为通例。偶尔出现的消息署名是特例。

    特例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工作中出现了疏漏。以常理判断,每个记者发出消息的时候,都会签署自己的姓名或笔名,经过通讯社或报社编辑部发出或刊出时,则被编辑删去署名。特例即为漏网之鱼。上述例证中有3个出现在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创刊之后的一个月内,很可能因为当时报纸新创刊,人员刚刚到位,工作秩序远未稳定,结果忙中出错,使消息署名见报了。

    除了这几个特例,战争年代的人民日报版面上,消息电头中没有记者署名。 

    新中国成立后,从1949年到1977年的28年中,人民日报版面上有新闻电头署名的是个例。

    查阅结果,人民日报1953年4月4日第四版上,出现了一次署名消息(见图3)。

    这个署名现象一闪即逝。到1955年7月8日人民日报四版上又闪现一次,是来自瑞士洛桑的新华社消息(见图4)。

    此后,这样的消息署名即长久消失。由此判断,这两个例外也是因编辑偶然疏漏造成的。 

    由于新华社记者和人民日报记者的消息均无署名,影响所及,新中国成立后28年中,中国大陆各级省区市党委机关报上新闻消息也不署名。

    但在同一时期,报纸通讯和特写的署名情况决然不同,通常都是署名的,连载的通讯和文学(如诗歌)作品更是如此。

    初期通讯社发布消息不署名——与创立通讯社品牌有关

    追根溯源,早期中国大陆报纸上,所有消息均不署名。追溯下去,发现主要原因在于发布这些信息的通讯社都不署采集或撰写人姓名。既然通讯社发来的消息上没有署名,采用消息的报纸编辑想加也加不上去。

    为什么通讯社发布消息时不加新闻采集和撰写者的名字?有两个重要原因。

    其一是早期传播费用相当高昂,对每一个字甚至单词的使用都斤斤计较,作者署名首先被省略了。

    早期通讯社产生于19世纪30年代的欧洲。法国哈瓦斯通讯社创办于1835年,主办人招聘记者、采集新闻并开办迅速翻译外国报纸新闻文章的业务。当时,每天编辑出来的消息要通过快速印刷,立即分送订户,供其选用。

    为了尽快发出消息,该社起初使用骑马的信使传递文稿。远地订户还是抱怨收到消息的时间太迟。1840年,哈瓦斯开始驯养信鸽,开拓了布鲁塞尔——巴黎和伦敦——巴黎的信鸽传递线路。通讯社采集到消息,要誊写在轻薄的纸上,经折叠捆绑在鸽子脚上然后放飞。这样一来,书写新闻的纸张必然很小,上面的词句越精炼越好,这是可想而知的。

    到了1845年,哈瓦斯通讯社开始利用刚刚建成的巴黎至里昂电报线路传稿。为了迅捷和降低电报成本,要求消息尽可能简约,而消息采集者的署名是可以被省略的。

    而且,商业社会中的通讯社主要通过树立品牌进行竞争,订户自会检验这家通讯社的消息是否及时、准确。新闻采集者的劳动价值主要通过通讯社品牌来体现。加上早期通讯社每天发出的消息量有限,为便于订户识认,消息署名被通讯社认为是无关紧要的事情。

    中国大陆报纸消息署名常态化始于何时?从什么时候起,人民日报版面上新闻消息署名成为常态化现象?

    根据查阅结果,“文革”后人民日报上最早于消息电头后署名出现在1978年1月15日二版,题目为《政策上山,百宝下山》,署名为“新华社记者赵玉庆” (见图5)。

    如果说,这篇消息登在第二版,许多读者或许不太注意的话,次日人民日报(1978年1月16日)则在头版头条刊登长篇消息《抓纲治国初见成效,安徽大步赶上来》,署名为“本社(即新华社)记者王达智、张万舒、张广友”。这3位都是当时新华社安徽分社记者。

    1978年1月,人民日报上共出现6次消息电头记者署名,均为新华社记者。

    有了新华社记者署名,本报记者慢慢跟上。人民日报上出现的第一则本报记者署名是1978年2月9日第二版通栏消息《思想活跃、创作活跃、演出活跃》,报道当时广东文艺界情况,署名为:本报记者刘卓安。但就组织序列来说,他仍是新华社广东分社记者。在当时,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记者身份是可以并用的。

    记者翟启运的署名是人民日报记者首次在新闻消息电头中署名,出现于1978年3月18日一版,标题是《全国铁路运输日新月异》(见图6)。

    但这次的署名不规范,没有发电时间和地点这两大要素。从这时起,本报记者的电头署名增多。初步统计,1978年全年人民日报上的电头署名共169篇(次),其中署新华社记者名143次,另外26篇署“本报记者”。

    两相比较,新华社记者署名比较规范,电头中包括发稿单位(新华社)、地点、时间,然后是报道者名字。而署名为“本报记者”的电头中经常出现发电时间或地点的缺失。

    新闻消息电头署名出现的频率是逐渐增加的。1978年上半年,每天的报纸上仅有一两篇消息署名。1978年下半年,有时一天的版面上有3~4篇消息署名。1980年以后,人民日报上的消息大部分有署名。

    人民日报本报记者在新闻消息电头上的完整规范化署名要到1981年1月才出现,那是林皎明发自埃及开罗的本报消息(见图7)。

    为什么要署名———消息署名缺失造成的问题和弊端

    中国新闻界普遍认为,新闻消息电头出现采写者署名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拨乱反正”的成果之一。其根本原因是工作责任制的逐渐落实和著作权(版权)意识的逐渐萌生。

    在1966年至1976年的10年“文革”岁月里,记者署名曾被作为“成名成家”思想予以批判,因此新闻消息不署名被看做当然现象。那时在中国大陆还没有“版权意识”这个概念。

    “文革”终结之后,“吃大锅饭”等无问责观念受到否定,抹杀个人特性、淡化个人劳动价值的做法受到普遍质疑,随之而起的是各行各业责任制的推行,著作权概念也逐渐萌生。

    凡事均应明确具体承做者,这是对现实和历史负责的态度;择优汰劣的做法逐渐应用于广泛的领域。在通讯社和主流报业,刊发的消息如果出现失实失当,若无署名常常无法问责。同样,若有表现优异者也应该显现以表明贡献。在这种情况下,新闻消息也要署名的问题就提出来了。

    事实上,早在1957年,新华社就注意到了记者署名问题,曾拟定《关于新闻署名问题的规定(草案)》,指出对采集或发布的新闻署上名字目的有二:一是“发挥记者独立负责的精神”,二是“使新华社记者逐渐地在读者当中树立起威望”。这个草案在1957年4月18日印发,随着“反右运动”爆发,此《规定》销声匿迹。

    “文革”之后“拨乱反正”,新华社敢为天下先,消息电头中最早出现了记者署名。由此带动了人民日报和全国各地报纸的变化,这是一个进步的趋势。 

    但是,新闻消息电头署名的规范化却经历了10余年的演化过程。直到21世纪,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纷纷作出明确规定,认为“电头”是新华社或人民日报消息稿件的重要标识,规定电头通常由3部分组成,即“通讯(报)社+发稿地点+发稿时间”,然后加上记者署名。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均明文规定,所有新闻报道“均应署实名”。

    (作者系人民日报高级记者)

    责任编辑:冷  梅

    注一:邹昀熙承担了主要检索工作;李京立、李伟参加部分检索工作;李京立还负责版面样本拍摄。

    注二:针对本项课题,作者访问了1978年初最早在新闻消息电头上署名的新华社记者张万舒、刘卓安,人民日报记者翟启运。在他们的记忆中,对当年较早地在新闻电头中署名留有印象,但是对这个变化的产生细节未详述。迄今为止,还没有查阅到有1978~1980年期间关于这个问题的文字档案。

新闻消息署名沿革和利弊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