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媒体“大青衣”之《新女学周刊》

    《新女学周刊》新在哪里？

    ——我希望《新女学周刊》具有“大青衣”的气质，外表优雅大气，内心丰厚沉静，既“悦目”也“赏心”。

    记者：禹老师，您主编的《新女学周刊》是中国妇女报的一大亮点，其中既有政策研究、调查报告，也提供丰富的知识、观点，可谓开卷有益。同时，周刊的文章、报道也对决策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是我们慕名来采访您的原因。                

    禹燕：谢谢你们的关注。《新女学周刊》是中国妇女报去年创办的，当时我们报社新上任的总编辑孙钱斌希望本报更具思想力，更有影响力，使这份中国唯一的女性主流大报更好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因我过去在这方面有所研究，所以就担纲主编，做起来了。其实当时压力蛮大的，也花费了蛮多心血。不过正如你们所言，周刊在女学研究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力，也引起了知识女性的共鸣和妇女工作者的关注。另外，先后推出的《中国女教师发展报告》、《缩小男女工资差距的立法构想》、《关注中国女性人口状况》、《西藏妇女口述实录》等，也得到了有关决策层的关注和重视。 

    记者：看得出来您的良苦用心。现在的女性媒体比较缺乏有理性、有深度、有力量的声音，这是否也促使您想办好《新女学周刊》？

    禹燕：我觉得女性媒体可以类比戏曲中的几种行当：青衣、花旦、刀马旦。我们大量的女性媒体相当于花旦，打扮得很漂亮，活泼可爱，如红娘一样乖巧体贴，专注于生活服务；还有的媒体就像刀马旦一样，为弱势女性提供情感慰藉和法律帮助，这类媒体运作好的就具有侠义之气，运作不好的就以女性受伤害、被侮辱的故事吸引受众；还有一类就像青衣，外表端庄大方，有一种“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内涵，应该看到，一些女性媒体正在努力成为内外兼修的青衣。

    《新女学周刊》虽然只是中国妇女报的一个周刊，但我们希望她成为传媒“青衣”，让她外观看起来大气而舒服，不会让人敬而远之，但内在的东西也有底蕴。

    记者：人们提到《新女学周刊》，大概都会问：“女学”是指什么？“新”又新在哪里？请您给我们“科普”一下。 

    禹燕：“新女学”是我们为《新女学周刊》专设的命名。其实，“女学”在中国是一个传统概念，既泛指旧时的女子教育，也特指近代而兴的女子学校，而当“女学”与“新”字相遇后便有了崭新内涵。可以说，“新女学”是与性别相关的学术研究、知识传播与社会实践的集合，是女性/性别研究在中国的本土化表述。因此，“新女学”既携带着女性解放的理想基因，也秉承着女性主义的学术气质，还夹带着中国文化的悠远乡音。它不是对西方女性主义的简单传导，也不仅是少数学者的冥思独白；它致力于性别研究的中国化，它不但要推动性别平等进入决策主流，也要推进两性和谐融入公众生活。

    为使新女学“新”，我们力求做到理论上的前沿性、观点上的新锐性、态度上的包容性、表达上的策略性。另外，就是培养新人，给年轻人机会。我们有个栏目就叫《新锐T台》，给在读的硕士生、博士生一个表达平台，而他们青春的智慧也给我带来成就感。

    记者：学术问题出现在大众报纸上，而且稿件或访谈对象主要来自科研院所、专业院校，有可能会让人感觉比较“阳春白雪”，那么，您在小众话题与大众媒体之间如何平衡呢？

    禹燕：这个问题提得特别好。一张报纸，一份周刊，怎么样做更切合报纸和读者的需要？当时我们也确实费了很多心力。两个版的周刊，肯定不能面面俱到，所以只能尽可能在影响到决策层的话题上做到最大化。

    我们的定位有三个主要方面：一是为女性/性别研究者服务，二是为妇女工作服务，为有关决策者提供分析与决策依据，三是为有性别平等理想的读者服务。这就要求我们不能只讲纯粹的理论，我们有两个版面，一版是注重于理论的《知?道》，传播女学的知识和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另一版《行?范》主要是关于性别平等的实践性探索，包括在推进性别平等中一些有价值的范例。理论这部分更多是面向决策层和学界，目的是增加对决策层的影响力和专业影响力，实践这部分更多的是面向行动者，更大众一些。我们试图把大众化的传播和对决策层的影响结合起来。

    例如我们有一期对黄菡的访谈，因为她是公众人物，既有新闻热点，也有公众关注度。很多人对中国妇女报、对《新女学周刊》不一定感兴趣，但是黄菡可能就会吸引大家的关注。她对我们记者设计的问题回答得也不错，有角度有深度，传达出了一种性别平等的价值观，会在青年中产生影响力。另外，我们对一些热点话题也都展开讨论，如有一个话题为“可恶的丈母娘”，分析在家庭伦理剧中为何丈母娘的形象总是很可怕，涉及传统文化对女性的偏见、伦理价值的性别冲突等等，这样就可以吸引普通受众来看。

    性别视角与学术的新闻化传播

    ——每个人都需要一个思考问题的方法、工具：你怎么看人，人的存在、人的价值；你利用这个工具就知道如何分析、解读新闻事件。

    记者：作为一个非学术类报纸，《新女学周刊》的稿件来源却多来自科研院所和专业院校，这让我们很是好奇。

    禹燕：回想一下《新女学周刊》一年多来的编刊历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突破难点的过程。我们不是学术核心刊物，在学界影响力很小，约稿时专家学者积极性不高。我们只能尽心竭力，以推动性别平等和女学研究的热忱去感召作者，以真诚沟通和对稿件的精心编辑去打动作者，以选题设计的专业性去获得专家的认同。作为理论周刊的编辑，首先要有专业性，这样你才能理解并尊重作者的思想，并让你的思想也得到尊重。

    文章发表以后引起的反响，让有的学者非常感慨：搞了多年研究，写了那么多论文，但社会影响却不大。但是通过新闻传媒的推介，却能引起决策层和大众的关注，他们觉得自己的研究有了现实价值，由此对传媒也更有亲近感了。

    记者：您的职业理想是做“学者型编辑”、办“有思想的媒体”。把学术问题用新闻的方式传播出去，既需要不惧市场的勇气又需要大胆创新的思路，可否把您的心得和我们分享一下？

    禹燕：说起如何推动学术的新闻化传播，我们也只是在以下方面努力尝试。

    首先是抓重要的时间节点，通过主题性策划，体现理论的时效性。比如我们在教师节做的《中国女教师发展报告》、在重阳节做的《性别视角下的养老制度变革》等等。其次，是抓现实热点，推动学者为改变现实而思考，体现学术研究的社会干预性，比如“建言公共政策系列”推出的《关于缩短男女职工收入差距的立法构想》、《让女性原始创新融入农业科技创新主流》等建议，不仅接地气，也都得到不同层级决策部门的重视。还有就是抓理论研究的前瞻性，体现理论传播的新闻敏锐性，比如我们关于女性与税收政策改革等文章就具有开创价值。

    记者：把“女性/性别”作为一个切入点去看新闻事件，这是一个新鲜的角度，能看到不同的呈现。

    禹燕：对。每个人都需要一个思考问题的方法、工具：你怎么看人，人的存在、人的价值；你利用这个工具就知道如何分析、解读新闻事件。比如美国校园枪击案，别人看这件事，会从很直观的角度去看，但是我们请的专家是从“母婴关系”的角度——凶手与他母亲之间的关系入手分析，这就是亮点。这位作者之前研究过母婴关系，她把过去研究过的东西，跟这个新闻一嫁接，一个很好的分析就出现了。我们很多专家跟编辑之间，就是一种精神上的沟通——他们通过看你怎么编，就知道该怎么写。有的专家越写越好，原来写的东西可能学理性很强，但是渐渐地，就会把这些新闻点也勾描得特别好。

    最近我们推出了一个“反暴力”的系列讨论，其中一篇文章谈到“足球需要女性主义”，讲的是加拿大、尼泊尔等国如何利用足球的公平游戏规则教育青少年参与反暴力，非常有新意，也有新闻点。我们就把标题改为《反思并重塑男性气质  让“足球”加盟反暴力》， 这篇文章引起不少男性的兴趣。

    女性解放与个体幸福感

    ——妇女解放的最终价值就是使个体更有幸福感。我提倡一种包容的态度。女性应该怎样做女人，要看“这个”女人愿意做什么，尊重每一个女人自己的选择。

    记者：据我们所知，您20多年前就已经是研究女性主义的“小名人”，现在也还在从事与之相关的工作，您当初是如何与女性主义结缘的呢？

    禹燕：我当初的理想实际上是当个“红学家”，去中国艺术研究院下面的红楼梦研究所。结果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以后，却被分配到出版社当编辑。离学者梦有点远，多少心有不甘。后来赶上了上世纪80年代末女性学在中国兴起的机缘，我自己呢，从小比较要强，可能也有一些女性主义的“慧根”吧，就写了《女性人类学》这本书，当时算是这个领域的“开创之作”。写完这本书之后，因为种种原因我游离在女性主义研究圈子之外。主编《新女学周刊》让我回归女性/性别研究，我感谢妇女报给这个平台。我们的黄海群社长、孙钱斌总编辑都是有性别平等理想的人，他们支持我用对学术的理解，对社会需求的理解，对新闻的理解，来推动学术的新闻化传播，让学术更鲜活，更有社会价值，为思想者搭建推动社会变革的桥梁。

    记者：您说得对。理论不能束之高阁，只有落到实处，才有现实意义。有了这么多年的女性主义研究的积淀，我们想知道，在您的观念当中，女性在社会中应该充当什么样的角色呢？ 

    禹燕：我觉得女性文化和男性文化的一大区别在于，男性文化是强调群体价值观的，女性文化强调个体价值观。女性应该扮演什么角色，要看“这个”女人愿意做什么，社会不要对她强求。我觉得有些女人，她愿意承担公共身份，愿意做更多公共领域的事情，在事业上奋发有为，社会要认可她的价值。有的女人，愿意相夫教子，她若觉得这是她的人生理想和幸福所在，社会也应该尊重她的选择。社会应该尊重个体价值。我认为，妇女解放的最终价值就是使个体更有幸福感。

    有人会疑惑，女性回归家庭是否是妇女运动的倒退？其实，国外的实践表明，一些回归家庭的女性，如果受过很好的教育，一旦履行了家庭的阶段性责任之后，就会成为公民社会很重要的力量，参与公共事务。国外很多社会运动都是由家庭主妇发起和推动的。经过家庭生活的沉淀之后，她们看世界的方式会不一样，对人和人、人和社会关系的理解会不一样。所以，我提倡一种包容的态度。

    记者：现在中国女性地位有很大提高，特别是近些年，甚至有那么点矫枉过正。比如“妻管严”现象，比如相亲节目中流行的“女选男”，再比如女孩喜欢“灰太狼式好老公”……您怎么看待这些现象？

    禹燕：电视相亲节目中流行的“女选男”模式，可以说是编导者为迎合当代年轻女性的择偶愿望而做的选择，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女性自主意识的增强。但仔细观察也会发现，在“女选男”的表象下，根深蒂固的择偶观、男强女弱的性别观仍时有表现。在我看来，电视相亲节目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有时它张扬着女性的权利，有时又以弱化甚至伤害女性自尊为噱头，依然摆脱不了男性主导的观念惯性，需要加以适度引导，使这个平台能传达更多正面的性别价值观。

    人们常说的“妻管严”现象，只是反映了个别家庭对夫妻关系的选择，就整个社会而言其实并不具有普遍性。有相关调查显示，在家庭消费上，虽然夫妻可以共同商议，但购买大宗商品的决定权往往在丈夫手里，另外，在家务劳动时间上女性也普遍多于男性。我想，女孩之所以喜欢找“灰太狼式好老公”，一方面是她们的自我意识在增强，另一方面还是因为“灰太狼式好老公”太少，“他”只是儿童动画片中虚构的角色。

    记者：您如何评价一百多年前兴起的国际妇女解放运动？如何评价中国“五四”以来的妇女解放？中国有个口号是“妇女能顶半边天”，这个调门应该说是很高了，但实际上问题解决得怎么样呢？

    禹燕：这是一个宏大而深邃的问题，我谈点个人的理解吧。一般来说，国际妇女解放运动经历了三次浪潮，发端于19世纪后半叶的第一次浪潮主要是为妇女争取选举权、教育权、就业权。第二次浪潮20世纪60～70年代兴起于美国，并波及各主要发达国家，主要内容是批判以父权制为核心的不平等的社会权力结构，推动女性走向公共领域，强调消解男女差别。第三次浪潮从20世纪80～ 90年代开始并一直持续到现在。概括地讲，女性解放运动经历了从争取女性权利，到批判男性权力，再到反对二元对立、认同性别差异、寻求性别融合的历程。女性解放运动既是一种社会运动，也是一种理论思潮，对推动社会变革、推进社会公正以及变革传统知识体系都起到了历史性的作用。

    中国“五四”以来的女性解放运动既有男性思想家和革命家的倡导，也有觉醒的知识女性的参与和推动，和西方女性的独立奋斗有很大区别，所以有学者以“与男共舞”来概括，这一特点也决定了中国女性解放在思想与路径上的独特性。当时提出的许多思想、目标现在仍然具有特殊价值，值得深入挖掘，所以《新女学周刊》专设了《女史重建》专栏来回顾历史并向先驱们致敬。

    “妇女能顶半边天”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口号。应该看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妇女解放确实取得了许多值得称道的成就，但是，也不必讳言，我国的妇女还面临不少问题。女性在很多领域获取资源、机会、保障的能力与水平都低于男性，女性、女童受暴力侵害的事件也时有发生。因此，要真正贯彻男女平等这个基本国策，需要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向互动中协力推进。其中，立法的完善是前提，执法的到位是保障，社会观念的变革是基础。

    记者：您似乎更倾向两性之间的一种温和合作的精神，而非性别之间的对抗与竞争。

    禹燕：我理解的女性主义既是一种思想方式，也是一种生活态度。性别平等与社会公正是它的核心价值。性别平等不仅是男女平等，不仅关注女性权益，也关注男性权益，还要关注其他性别少数群体的权益。作为一个女性媒体人，我希望能借助中国妇女报这个平台，以理性、包容的态度把性别平等的理念传达出去，得到更多人的关注。 

    今年三八节，我们报社还联合中央主要新闻单位负责人共同发出了《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媒体倡议书》，号召媒体做性别平等的传播者、守望者、践行者，就是希望媒体能在这方面做得更多，不只是女性媒体，而是所有的媒体人，都能参与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