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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化的要求
——作为记者，第一要传递准确的信息，第二要正确地引导公众，把握信息传递的度和量。
记者：20日8时02分，四川雅安芦山发生了7.0级地震。人民日报记者上午12时左右已经赶到芦山县城，应该说是四川省外最早到达的媒体。请描述一下，当时现场是什么样的情况。
李舸：我们应该是最早到的。人民日报的记者19号就到了，几位总编室主编和摄影部记者正在成都准备汶川地震5周年的报道。获悉地震消息后，摄影部的记者和四川分社的记者当天上午就赶到芦山。当时我正在宁波参加中国新闻奖的评选，知道消息后会没开就赶赴灾区。大概傍晚到的成都，但是往雅安走的路上遇到交通管制。一直到凌晨两点多，几番沟通后交警才给我放行。
早上6点多在芦山县拍摄了一些现场照片。收音机里一直在播放宝兴的消息，当时我决定徒步进入宝兴。宝兴是当时情况最危急的县城，交通中断，与外界失去了联系，情况不明。当时的芦山县城就跟北京似的，到处都是熟人，全是记者。人民日报的大本营就在芦山县。当时就想往深处走，没考虑那么多。我觉得作为一个记者，一定要到大部分人无法深入的地方，一定要去信息最需要传递的地方。在那个时候，宝兴就是那个需要记者去传递信息的地方。
芦山到宝兴的路实际上并不长，也就30多公里，但是从中转站灵关镇前往宝兴县城都是山路，中间有无数个塌方点，最危险的就有两个。一路上可以看到很多人，有回家的百姓、有记者，还有救援队员。每到一个塌方点大家都要停下，等施工稍事停息，一拨一拨放人过去，然后再开始施工。到最后一个叫“老关口”的地方，我们大概十几个人，刚跑到一半，山上的巨石就开始往下滚。大石就在我身后几米的地方落下，非常非常危险，差点就给砸在那了。我当时特别清醒，边跑边扭过身拍摄。我是记者，这是记者发挥作用的时候。
记者：到一线去，这是记者的天职。发生了灾难性事件，记者首当其冲，这是毫无疑问的。只是到了现场，除了自己看到的情况之外，还应该把当地最需要传递的信息传递出来。
李舸：对。比如10年前的非典，消息闭塞，恐慌情绪弥漫。我跟报社申请进入非典病房。那时候正是北京非典最严重的时候，老百姓对定点医院，对发生非典病例的地方非常恐惧，认为有病不能去医院，发烧也不能去医院。10年前，社交媒体还没有发展起来，非典患者发不出信息，医护人员传不出消息，这个时候就只有记者进去。5月8号，3家定点医院开始同时接收患者，我进入了专门接收重症患者的中日友好医院，在那待了十几天。人民日报在一版给我开了一个专栏，叫做《来自非典病房的报道》，每天做一个题目，我就把看到的认为必须向公众交代的事情，变成新闻和专题传递出来。比如告诉大家非典病房到底是什么样的，患者的治疗方案是什么，社会寄到医院的各种物资怎么分发以及如何给医护人员进行心理咨询和解压等等，把大家关心的事通过十几天的专题报道出来。作为记者，第一要传递准确的信息，第二要正确地引导公众，把握信息传递的度和量，这非常重要。不能只是去抢些噱头：死了多少人，倒了多少房子，证明自己来过了。
我在报社工作了20多年，在信息发达的社会，同样是传递信息，发布消息，如何体现你的职业性、专业性？尤其是我们摄影记者，正在逐渐被边缘化。耗费了高成本拍摄到的照片，也许当地的一个普通人就能拍，并且通过手机发布出去。媒体的作用如何体现？我认为，用更客观的视角、更冷静的态度去看待和传递信息，这才是职业化的要求。
“思考的相机”
——“用一种肃穆的、庄重的和安静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悲伤。”我觉得这话挺值得人思考的，它在点醒记者，我们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去看待灾难性报道。
记者：面对突发性灾难事件，把握报道的度是衡量媒体成熟与否的尺度。把5年前的汶川地震和今年的芦山地震版面做对比，从中就可以看到媒体人的一种成长。
李舸：头两天更多的是传递信息，让大家都去关注发生的事情，让社会投入更多的人力和财力去帮助受灾的群众。两天过后，媒体应该迅速冷静下来，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为灾区解决问题。现在，更多的是考虑应急机制、救援体系的设置、救灾物资的发放和次生灾害的控制等更深层次方面的问题。这不是“1+1+1”的概念，而是一级高于一级的概念。在极其特殊的突发事件面前，记者应该保持冷静的头脑，什么该报，什么不该报，什么必须要报，什么可以缓一点报，对此应投入更多的人文关怀，用客观的视角，冷静的思考，理性地做出选择。
昨天我在微博上看到一条评论，谈关于媒体灾难性报道的看法，其中一句话我印象特深：“用一种肃穆的、庄重的和安静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悲伤。扯掉那些轰然而来的大字、粗体、重色和浓眉大眼的标签吧，媒体！”我觉得这话挺值得人思考的，它在点醒记者，我们是不是一定要用黑体大字，用拳头和眼泪去撩拨公共视线的关注？
记者：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速食文化的时代，为了吸引读者眼球，似乎只能依靠富有视觉冲击的画面，不管是粗体大字，还是浓墨重彩，都只是为了表达传播者所希望传递的信息。
李舸：这就跟我们摄影记者用的镜头一样。过去我更愿意选用大广角，夸张的视觉表现。因为卡帕说过，如果你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而你要想离得近，视角就必须要广，这样才能把你所需要的信息都装到镜头里。1999年，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我去采访了，拍摄的照片获得了当年度的中国新闻奖。那是用鱼眼镜头拍的，抗议的学生、示威的标语，把信息装得很全，冲击力很强。那时候，我们强调影像的冲击力和表现形式，把更多的信息装入镜头传递给读者。但是现在我更愿意把变形的东西还原，用不变形的镜头去表现眼前的事物。这次芦山地震采访，因为事先没有任何准备，我只带了一个微单相机，只有一个24mm的定焦镜头，而我觉得足够了，没觉得缺了什么。要在过去心里会很不踏实，不背一个大照相机，不拿一个大广角，不带一个长头，我会觉得心里很虚，干不了这活。现在不一样，用微单相机我照样能把活干好，手机都可以拍照，22号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照片《叔叔，喝水吧》我就是用手机拍摄的。
现在，作为记者的我，心态逐渐地回归朴素的视角，回归那些最真实、最原始的东西。其实我们要揭示的，还是人性本身，是那些纷繁复杂的事物背后的东西。
这其实又说到了另一个话题，摄影记者不要过分地强调设备。要想拍出好作品，关键的是设备后面的那个头脑，而不是设备前面的那个镜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在说“思考的相机”。
凝固的意义
——喧哗散去时，最终留给人们的，肯定不是那些嘈杂本身，而是一个凝固的影像。
记者：同样是头版头条照片，一张用鱼眼镜头拍摄，一张用手机拍摄，我觉得从这两样东西上面，反映了您多年的心态变化。
李舸：我现在开始学会用一种更理性的、更客观的，或者更安静的方式去记录。前段时间，几位搞摄影理论和评论的朋友出了一本书叫《非像说》。这本书让我感触良多，或者说它解决了一个问题，一个我工作20多年来一直思考的问题。摄影有一块叫做“纪实影像”，可以说这次在芦山地震中拍摄的照片都可称之为纪实影像。书中提及了一个观点，纪实影像应该更多地去掉标签化、形式化的东西，回归影像的本我或者本真。什么是本我？就是反映纯粹摄影语言的东西，没有概念化的标签，完全遵循摄影规律，就叫本我。本真是什么？本真就是拿设备的我这个人，或者用设备记录的你那个人，遵循自己的心灵感受，发自内心地去表达一种真实的心灵体验。
我觉得做新闻，或者说搞摄影，“两节”特别重要：一个是情节，一个是细节。什么是情节？情节就是讲故事，关注人物的情感和命运。我们讲故事的时候，一定会牵扯人物的情感，一定要感受这个人物在其特定环境中的命运。细节是什么？细节就是最有表现力的那个点。比如说，人物的肢体语言、面部表情和其它一些在画面中呈现出来的东西。我觉得现在回归影像的本我规律和本真规律，表达摄影者本身的情感，关注对方的命运，是当下我们应该做也必须做的事情。
记者：在当下的媒介环境中，一个重大的突发事件发生时，公众第一获取信息的渠道是网络和电视。海量的信息会灌到公众脑子里，这个时候纸媒能起到什么作用？
李舸：我们的报道永远是晚一步的，已经没有独家新闻可做，但是我们可以有独家观点、独家视角。纸媒在当下的所谓“快”的传播价值，可能不如网络和电视，但是当这个新闻沉淀下来后，它所呈现的社会价值、新闻价值，甚至是它的历史价值、影像价值、文献价值，也许是其他媒体无法表达的。
从汶川采访回来后，我做了一个课题叫《凝固的意义》。汶川地震5周年了，每当我们闭上眼睛回想，或者，我们再去回忆芦山，肯定不是那些嘈杂：破碎的废墟、遇难者的遗体抑或英勇的救援队员……在我们脑海中出现的，一定是一个凝固的、反映人物情感和命运的影像。比如汶川地震时，一个中年男子背着自己的亡妻骑着摩托车回家的照片。我想它肯定会印在很多人的脑海中。喧哗散去，最终留给人们的，一定是一个凝固的影像。
一个新闻事件结束后，能够留给人们思考的，留给人们去想象和回味的，一定是那个凝固的东西，而它正是纸媒当下需要寻找的。媒体的报道如果没有深层次的情感观照，没有深层次的社会责任体现，那么这条新闻做完就完了，也就淹没在信息的洪流中了，谁也不会再记起。
记者：但是这个凝固的东西也是最难探寻的，没有多年的经验积累，没有长年的思考体会，没有对细节的发现和把握，也许失之交臂也未可知。面对那样的灾难，我们如何才能做到平和、冷静？如何在那些废墟和悲伤中找寻新闻的价值？
李舸：在汶川采访的时候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5年前，我们这些记者谁都没有经历过那样的灾难，当我们到达现场时，会受到很多客观条件的影响，比如说现场的声音，清理废墟的声音，呼唤亲人的声音；比如说气味，弥漫在空中的腐味，各种各样杂乱的气味；当我们面对活动的影像时自己会被感动、会流泪。我们都会用一种非常的情绪去表达什么。但是当你晚上坐在地震棚里真正冷静下来时，就会发现你所拍下的那些照片并不是你最需要的。
我觉得记者一定要有读者意识。当读者看到你的报道时，他会过滤掉很多东西，闻不到气味，听不见声音，那么这时候你要打动他，一定要把那些“碎片”抛开，把真实性和整体还原。除了感动之外，要迅速转向，因为时间有限。一个成熟的记者，一家成熟的媒体，一定会在某一个时刻迅速转向，转到那些最能够关注人本性的、最能够反映新闻价值本身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