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十八大以来新闻话语方式的变革

    人民日报在祝贺十八大开幕的社论中说，十八大意味着“党和国家的奋斗历程将由此翻开新的一页”。如果借用这一说法来形容最近我国新闻业的改革，不难发现，新闻实践正在以十八大为历史契机和时代坐标，努力进行着一场全面而深刻的新闻话语方式的变革。

    说其“全面”，既有新闻管理层的大力推动，又有新闻从业者的广泛呼应；既有一向为新闻改革排头兵的市场化媒体、网络媒体的大胆尝试，又有身为领头羊的主流媒体、权威媒体的相继发力。说其“深刻”，这场变革的发生不仅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执政理念密切相关，而且面临着新的媒介技术和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巨大考验。对它的理解，不能局限于报道形式和业务经验的探讨，更应体现出变化背后的深层新闻观念革新。

    普通人成为新闻的主体

    新闻话语的一个首要问题是：让谁说话。这也正是新闻媒体要解决和回答的“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这样的基本立场和价值观问题。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商业主义新闻的报道理念在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新闻业影响甚巨，进步意义虽然不容小视，但饱受诟病的某些商业新闻模式的弊病，比如过分强调冲突和戏剧性，过分关注名流、只体现社会精英价值观等，也在我国新闻实践中时有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十八大以来中国新闻界的一些变化，可以被理解为在与历史传统和外来影响对接的过程中，新闻界对新闻选择观念进行的反思和重塑。这些变化非常明显地集中在对普通人的报道上。

    十八大召开之前全国新闻界开展的“走转改”活动即有将普通人视为新闻报道主体的明确要求。2013年1月17日，新任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在人民日报调研时，更将其提炼为“以人民为中心”的新闻理念。实际上，在1949年以来的新闻实践中，“人民”、“群众”、“百姓”、“普通人”等所指称的报道主体，在新闻话语中的地位可谓是几起几落，历经沉浮。

    上个世纪50～60年代，中国的新闻实践曾集中涌现过一大批讴歌劳动、赞美普通劳动者的报道，然而60年代中期以后，新闻报道中具体的、鲜活的普通劳动者日益被抽象的阶级符号和精神象征所取代。改革开放纠正了新闻发展方向的偏差，新闻界在80年代初又一次出现了报道普通群众和劳动者的高潮。但是，过分追逐明星、名人、大款等“精英”群体的新闻选择趋势也很快出现，普通人因其“普通”而在新闻话语中逐渐沦为“弱势群体”。90年代中期，随着新闻职业化进程的加快，一批新闻人开始重新思考新闻与生活的关系，他们认为中国的新闻报道长期存在着“盲区”，每天播出的电视节目中，专门报道老百姓的，不多见。此后，新闻界关注热点之外的“冰点”、关注“百姓故事”、强调“平民化”和“民生新闻”，无一不是对以普通人为报道主体的新闻话语方式的探索。

    因此，“走转改”活动和十八大以来新闻界对普通人新闻的关注和重视，有着长期实践的经验基础。尽管目前以普通人为主体的新闻报道有些还有生硬斧凿的痕迹，但十八大以来对普通人新闻的重视毕竟显示了新闻话语方式的重大转变。

    这种变化体现在：

    以国家倡导的方式将新闻界对普通人报道的长期探索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并与“以人民为中心”的群众路线传统结合起来，有可能开创出富有中国特色的新闻理念的新格局。

    普通人成为新闻话语的主体，而不仅仅是对象。这意味着普通人的话语权力需要在新闻报道中得到足够重视，他们的声音应该被认真倾听，普通人应被视为需要平等对待和尊重的鲜活“主体”，而不是将之抽象为一个群体符号并轻易自诩为其“代言”，也不能出于其他目的放大他们的“苦难”或拔高他们的“美德”。

    提倡以普通人为报道主体，新闻价值观念大调整。这种调整需要纠正新闻价值观念过分看重新奇、冲突、异常和显著的倾向，要把日常生活中与群众利益息息相关的、具有普遍性、代表性的事件和现象，以及能产生广泛共鸣的普通人的人生经历展示出来，将这些事实也视为“新闻”，并且是新闻中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

    领导人活动报道模式的改变

    十八大之后变化最明显，并且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和好评的一个新闻领域是对领导人活动的报道。它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甚至引发了很多猜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相比于其他领域的报道，时政新闻中关于领导人活动的报道模式性最强，程式化程度最高，改革的难度也最大。但是正是在这个领域，十八大以来出现了一些可喜的变化。

    领导人活动报道不再天然地占据最主要位置。十八大之后，常看《新闻联播》的观众不难发现，过去人们评价《新闻联播》：“前10分钟领导很忙，中间10分钟人民很幸福，后10分钟国外很乱。”这个令人捧腹的“顺口溜”如今已不再是准确的描述了。以2013年1月11～17日的《新闻联播》头条为例， 在这一周中只有1月11日的头条是领导人活动新闻，而且是一条突发新闻——习近平、温家宝、李克强对云南昭通山体滑坡灾害抢险作重要指示，其它6条则是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春运购票、雾霾天气、火灾频发、大病医保等。央视最近公布的收视率调查显示，2013年1月1～5日《新闻联播》平均收视率比2012年上涨超过两成。①

    领导人活动报道可长可短、形式灵活多样。2012年12月13日，新华社仅用96字报道了习近平会见美前总统卡特的消息，这则消息的形式可能比它的内容更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在时政新闻领域，领导人活动报道往往是高度形式化的，并且报道篇幅常常和领导人的地位职务挂钩。而国家通讯社以如此精简的文字报道党的总书记的活动，这不仅让人看到新闻报道领域的变化，更让人看到党和国家政治生活领域的新风。

    此外，领导人活动过去还一直是新闻媒体中“国家队”的专利，但近来引发社会关注的李克强在江西九江调研活动的新闻，就不是出自“国家队”而是出自一家新闻杂志的微博。2012年12月27日，财经网微博（@财经网）以“专报”形式现场报道了李克强冒雨到江西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农民工宿舍考察的情况。@财经网发布的6条微博每条不过百余字，却新闻点密集，报道了李克强问农民工的三个问题：愿望、困难和打算，也报道了农民工向李克强反映的住房问题、新农合报销问题和创业贷款问题，没有一句空话和套话。这可能是媒体首次以微博体和网络直播的方式报道国家重要领导人活动，也是创新领导人活动报道形式的一次有益尝试。

    领导人活动报道也体现出新闻角度的变化。从1984年人民日报刊登《小平您好》这一脍炙人口的新闻摄影作品以来，领导人活动报道完成了从神到人的转变，领导人的平易亲民成为新闻报道中的亮点。新任总书记习近平在深圳的视察报道非常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但十八大后领导人活动报道的变化还不仅仅体现在亲民平和上，更重要的变化是新闻报道开始尝试真正从“政治家”的角度来报道领袖人物。

    研究60年来领导人活动报道的变化时不难发现，“（媒体）把领导人作为‘个人’来报道时相对成功一些，情感因素和道德因素都表现得让人印象深刻，这方面的经典之作也较多；而把领导人作为一个政治家，表现他们处理各种内外问题之政治能力的成功之作较少，大多为程式感很强的官样文章。”②十八大后这一情况有可能得到改观——如新华社对新任领导集体的人物特稿系列，虽然在写作手法上还不能说十分精彩，但报道关注了领导人的从政经历、个人背景、以往的政绩等，已经体现出从“政治家”的角度报道领导人的新意识。

    新闻“说话”方式的变化

    我国新闻界长期奉行的理念是“用事实说话”，但是如何用事实说话？是直接说话还是间接说话？是为了说话去寻找事实还是从事实中总结出说话的意义？这五个字引起了新闻学界和业界的长期讨论乃至争论。十八大以来新闻实践的发展，或可为这一讨论增加新的内容，引出新的思考。

    敢于“说话”。

    随着社会进入到快速发展和加速转型的时期，中国社会的矛盾也更加普遍，社会公众的诉求更高也更多元，社会的发声渠道日渐分散——在这种情况下，新闻媒体不仅要有独立思考精神、要能及时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还要在关键时刻敢于“说话”、善于“对话”，这样才可能在日益复杂的情势下建构起有责任有担当的媒体形象。  

    以十八大为契机，一些“传统”权威媒体在这一时期的“改革”让人印象深刻。如人民日报的法人微博（@人民日报），就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人民日报的形象。十八大期间，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不少网友会在子夜时分守候@人民日报发布的“晚安帖”，因为@人民日报常在“晚安帖”传递出解读十八大会议精神和领导人讲话的“锐进”之声。

    2012年11月19日的“晚安帖”是：“‘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腐败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来自最高层的警示，体现反腐决心。治理贪腐，要靠党性和自律，但权力若得不到强力约束，又怎能保障时时处处高风亮节？长期执政，克服政怠宦成的自然惰性，唯有靠民主监督。期待铁腕反腐，让权力真正在阳光下运行。安。”这条“晚安帖”被转发6000多次，评论600多次，用一位网友的话说就是@人民日报的晚安帖特别“敢说”，看后“过瘾”。还有网友表示因为看了@人民日报，颠覆了过去对党报的刻板成见，以后要更多地关注这份“第一机关报”。当然，怀疑、质疑乃至批评的声音也有，不过这也正说明人民日报作为第一机关报在微博这一新的传播平台上敢于发声的锐意进取形象已经激起了广泛的回响。

    此外，借助新媒体，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国青年报等传统“权威”媒体的优秀新闻评论总能第一时间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在新的媒介环境下，传统媒体的权威性并没有因为技术冲击而削弱。维持乃至增强这种权威性的重要途径就是提高媒体的“说话”能力。

    善于“对话”。

    冲突理论认为，冲突是现代社会中一个无法避免的组成部分。回避问题并不能化解冲突，只有倾听和对话才是将冲突纳入正常社会轨道的良性方式，而媒体需要搭建好社会“对话”的平台和话语空间。

    十八大以来一些新闻报道开始出现了这种“对话”的智慧。比如2013年1月1日起有“史上最严交规”之称的新交规开始执行，不少媒体都报道了新交规执行过程中司机遇黄灯无法及时刹车的问题，并且在报道中汇聚了司机、行人、地方交管部门、交通领域专家、公安部等不同的声音，最终公安部暂缓了对黄灯不停的处罚。这一场涉及面甚广的政策执行上的矛盾，因为有了媒体以“对话”为基础的报道，解决得较为理智平静。同样的例子还有近日笼罩中国中东部地区的雾霾天气，也正是因为媒体这一次普遍发力，大量报道了PM2.5的测量方式、空气污染的成因、我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外国治理污染的经验、灰霾与呼吸道疾病乃至与肺癌的关系等，汇集了从普通公众到专家学者的不同声音，将这一本来可能引来“民怨沸腾”的事件引导向了对环境保护的理性探讨。 

    从新闻报道主体的变化，到报道模式的变化，再到报道中“说话”方式的变化，十八大以来的新闻实践显示了新的气象，也启动了新一轮新闻话语改革的车轮。一些好的新闻报道已经体现出了改革的成效，但是正如任何改革都不可能一蹴而就，这一轮新闻话语改革也不可能轻易就获得成功，人们的观念能否与时俱进，人们的行动能否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都会影响到新闻改革的成败。  

    （作者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杨芳秀

    注释：

    ①《〈新闻联播〉改版受认可 被赞更亲民 收视上涨超两成》，http://www.chinadaily.com.cn/hqgj/jryw/2013-01-16/content_8045190.html

    ②王辰瑶：《嬗变的新闻——对中国新闻经典报道的叙述学解读1949～2009》，第180页，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