锻造评论的思想魅力

    有思想的评论，才是最具生命力的评论；有思想的舆论引导，才是最具影响力的舆论引导。新闻媒体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通过评论引领思想，在启迪思想中凝聚思想，以评论的思想魅力提高舆论引导能力。

    评论出思想

    著名报人戈公振说：“报纸不仅报告事实，对于重要问题，且独立加以评论，且其评论乃以个人之丰富知识为依据，有时可以超越普通仅由事实观察者之意见，甚至超越一报纸之意见因而成为一般公众之意见，是即谓之舆论。”可见，评论是舆论的核心。只有抓住了评论，才是抓住了舆论的关键，牵住了舆论引导的“牛鼻子”。

    评论是思想的产品，是思想的结晶。从特性来看，思想性是评论最核心、最根本的要素。没有思想性，就无所谓评论，媒体也就丧失了生命活力。梁启超先生有“言论界的骄子”之称，他有一支“别有一种魔力”的笔。郭沫若曾感慨地说：“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习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20年前的青少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足见思想性之于评论的价值。

    为此，可以说，评论出思想是舆论引导的第一要务。也正是这个原因，新闻媒体对思想性评论极为重视。上个世纪50年代，胡乔木同志强调，党报一定要突出思想言论，哪怕写消息都要写出思想性、理论性，写出历史感。改革开放以来，当媒体进入市场，有思想性的评论理所当然地成为市场竞争的制胜武器。以前，媒体竞争更多的是拼新闻，看谁能抓独家。现在，更多的是拼思想、拼观点，看谁思考深入，看谁见解深刻，看谁的思想更能影响社会。毫无疑问，思想的竞争，才是最根本的竞争。一个没有思想、抑或思想平庸的报纸，市场竞争力自然微弱，更不用说担当起舆论引导的重任了。

    不要“八股文”

    当前，思想匮乏是评论的通病，“一言堂”、“二传手”、“八股文”、“大路货”式的评论十分常见，鲜有掷地有声、富有洞见的作品，自然难以担当舆论引导的重任。

    评论出思想，新闻媒体自身必须以解放思想为先导。1978年，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改革开放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1991年，解放日报发表署名“皇甫平”的4篇评论，担当了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舆论先导。这些评论之所以成为思想解放的旗帜，与新闻媒体自身的解放思想密不可分。

    当今时代，社会正发生深刻变革，各种思潮不断涌现。这个时代，充满了抉择，充满了疑问，迫切需要新闻媒体担当重任，为形成先进、积极、健康的舆论氛围做出努力，帮助人们解疑释惑，厘清思路，形成主流的思想舆论，推动社会走向文明和进步。

    当有好机制

    好机制，才能出实效、管长远。评论出思想，最有效的方法是更新理念，创新评论写作运行机制。

    领导带头写评论是优良传统。在新中国新闻史上，权威媒体领导亲自抓评论、写社论者不乏其人。人民日报、新华社的许多领导都是社论写作的高手，也是领导带头写评论的倡导者。人民日报原社长兼总编辑邓拓特别重视社论的写作。1952年，他亲自撰写的社论就达19篇之多。现在，不少新闻媒体都建立了社论委员会，可以说，这种机制是领导带头写评论的制度化、常态化。

    与此同时，新闻媒体要发挥其政治优势、思想优势、人才优势和群众优势，敞开大门办媒体、海纳百川办评论。这个方面，人民日报、南方日报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任仲平”是人民日报评论第一品牌，其运行机制属于项目负责制。这是一种柔性机制，是一种“活水形态”。参与者平时在采编第一线，各有积累、各有思考、各有专长，一有任务，就集合起来，集体攻关写作。而且，写作过程充分民主，不论职务高低、资历深浅，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这种机制兼收并蓄、灵活开放、厚积薄发，保证了“任仲平”的思想性。南方日报把政要人物、企业精英、专家学者聚集在旗下，建立报纸评论“智库”。这种机制很好地适应了评论专业化趋势，让评论不说“外行话”，让党报评论真正成为社会思想源。嘉兴日报实行的“评论记者工作机制”，打破了新闻实地采访和新闻评论写作相互隔离的弊端，让评论走出办公室，不再坐而论道，以采访调查获得的独到见解和感悟，启迪思想，感染读者。

    （作者侯煜系甘肃日报总编办主任，李天伦系甘肃日报评论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