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作”还是“败笔”？

    2012年12月3日，在纽约时报广场附近地铁站，一个名叫韩基石的男子掉下站台，后被进站的列车撞死。目击者之一、自由摄影师阿巴西拍下了当时的情景。次日，纽约邮报在头版刊登大幅照片：韩基石双臂趴着站台边，侧身面向一辆正在呼啸驶近的列车。图片说明写道：“这个人被推下站台，就快死了。”醒目的大标题是：“没救了。”

    这一报道引发了轰动，当然更多的是来自公众和媒体同行的谴责、质疑：有时间拍照片，为什么没有时间救人？ 按照该照片的摄影师阿巴西的解释，他想救人，但无能为力，因此试图用闪光灯引起司机的注意。

    就此事件，美国非营利新闻学校波因特研究所视觉新闻道德问题专家肯尼?厄比说，作为摄影师，从道义层面而言，有义务施救而不是拍照，记者首先是人，其次才是记者。

    在那一刻，救人无疑是危险和困难的，但如此近距离面对一个即将惨烈逝去的生命，阿巴西还是拍了照，事后又将照片送交媒体高调刊登。公众不禁质疑，这也是对生命的尊重吗？此照片的价值和意义何在？ 

    前些年曾经有国内媒体刊发雨天多个行人在同一地点摔倒的照片，记者自称本想通过照片表达路况不好需要修缮的意图，照片刊发后，引发舆论指责。拍摄者被指存在“等拍”、“变相摆拍”的嫌疑。

    纽约邮报如此高调地展示一个人的临死情景，缺乏起码的人文关怀。编辑人员俨然将其自己定位成了一个冷漠的看客，也想当然地将读者当做看客。其做法严重背离了道义与新闻职业道德，追求的是一种赤裸裸的、没有任何底线的“眼球效应”。从公众的谴责和媒体同行的批评来看，纽约邮报看似新闻第一的成功之作也成了最大的败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