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报道与理性思维

    对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来说，在快速传播的消息中去伪存真，在泥沙俱下的信息中披沙拣金，在对立纷争的观点中持论公正，做好社会舆论的稳定器，成为时代赋予的使命和责任，更成为其存在的核心价值。这需要媒体客观公正、真实准确地报道和评论新闻事实，更需要媒体工作者具备一项基本素养——理性思维。具体说来，就是要立场求公、事实求真、逻辑求严、分析求深、表达求准、效应求正。

    立场求公

    主观倾向性是媒体公正的大敌。坚持平衡报道是克服倾向性的法宝。不能根据个人喜好选择新闻事实，要给当事各方平等的陈述机会，特别要注意综合考虑各相关方的利益，避免坠入某一方的利益“陷阱”，导致被“绑架”或被“收购”。

    在高速公路收费问题上，当有车的人高喊“公路姓公，应当免费”时，媒体也应替没有车的人算一笔账：据公安部公布，到2011年底止，全国有私人汽车7872万辆。以一户只有一辆车，每户平均4口人计，全国拥有私家车的人口也不到3.2亿。如果公路全部免费，意味着那些使用公路相对比较少的、没有车的10亿人要为使用公路相对较多的、有车的3.2亿人平均分担公路建设费。这是不是也有失公平？苛求一项政策符合所有人的利益不太现实，但让各方的声音都能平等发出，是媒体的责任。在高速公路收费问题上，公正的态度是坚决反对三乱——乱收费、乱罚款、乱设卡。

    事实求真

    新闻的生命力在于真实。事实不真，则新闻价值全无，媒体公信尽失。

    盲从是新闻失实的重要诱因。媒体盲从，大致有三类：

    盲从于网络，稍有风吹草动，便宁可信其有。近两年，PX项目多次引发热议，多家媒体曾报道过 “PX有剧毒”、“PX会致癌”。实际上，PX只是易燃低毒类危险化学品，与汽油属同一等级，目前也没有科学证据证明PX会致癌，或者导致畸形。

    盲从于社会情绪，集中体现在涉警、涉官、涉富等领域的报道中。2012年4月，美国南加州大学两名中国留学生被枪杀在一辆宝马车中，立刻挑动了国内某些媒体的敏感神经，受害者被描绘成了“富二代”。其实，被害的两位留学生都是普通人，宝马车是从二手市场买的便宜货，一桩悲剧由于媒体的主观臆断造成了对受害人家属的二次伤害。

    盲从于名人权威，即便是专家，离开了其所擅长的领域，对问题的认识也并非都正确。2012年初，一位医学专家宣称全世界只有几个国家没有实行免费医疗，中国就是其中之一。许多媒体争相转引。可经过认真求证发现，这位医学专家的说法并无多少事实依据。

    反复核实是避免盲从的要诀。要尽量使用两个以上的信源交叉核对，少用或不用匿名信源，更不允许任何的“合理想象”。

    逻辑求严

    逻辑强调确定性和一贯性，引导我们顺藤摸瓜，得出现象背后的本质。逻辑不严，则藤索脱节，推论无从进展，甚至会走上岔路。

    “想当然”是逻辑推演的大忌。它会使人的视野变得狭窄，思路变得简单，从而导致一些极端结论的产生。部分媒体乐于将社会的一切问题归因为政治体制问题，就是浮躁情绪影响下的想当然。这样的极端思维，并不鲜见。

    遵从逻辑规律是规避想当然的根本方法。遵从规律才能实事求是地研究问题，寻求解决方案，否则，就会发生偷换概念、偷换论题、自相矛盾等逻辑错误。

    2012年初，北京宣布2011年全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12447美元，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有媒体评论说，北京生活水准、民生保障远不及香港和美国，与之相比，北京市民没有幸福感。这就犯了类比失当的错误。按照世界银行统计，美国同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47132美元、香港为31799美元，分别是北京地区的4倍和3倍左右，以这么大的差距，去进行民生待遇方面的比较，可比性不足。现实生活有时确实难以用简单抽象的符号和公式进行推理演算。但有学者提出，逻辑不仅是一种技术，也是一种态度——正确的观念需要论证和证据。

    分析求深

    分析是透过表面现象，寻找本质属性和内在关系的过程。分析不深，则易被表象所困，或淹没于冗余信息，或偏执于细枝末节。

    跟风是分析难以深入的症结。近段时间，网上“哭穷”的网友越来越多，有白领发帖称夫妻月入1.8万元却“穷得吃不起肉”。另一媒体则总结出了最爱“哭穷”的三类人：矫情的中产小资、嫌贫爱富的人和不想也不会踏实奋斗的人，指出了“哭穷”情绪泛滥对社会的负面效应，让人眼前一亮。

    独立思考是防止跟风的手段。独立深入的分析是媒体在新闻同质化竞争中制胜的武器，不经思考的新闻报道大多毫无新鲜感，更经不起历史的沉淀。

    这两年，“幸福”一词突然热门起来。然而，很多议论却满足于现象的罗列，结果，不仅没有增加人们的幸福感，反而扩大了痛苦感。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人们的幸福感是边际效应递减的，而痛苦感却会以几何级数放大。今天感到幸福的待遇，延续到明天，幸福感就会减少，如果这种待遇常年不变，成为常态，就不会再有幸福感；而今天感到痛苦的问题，日积月累，会感到越来越痛苦，直至忍无可忍。

    表达求准

    表达是思想的“外衣”。再华丽的“外衣”，也需合身。表达不准，则混淆视听，再高远的思想也会被埋没。

    “眼球情结”是表达走样的根源。为了抓住宝贵的“眼球”，媒体纷纷给新闻报道穿上抢眼的“外衣”。最高级成了许多媒体偏爱的词汇，“最美”、“最牛”随处可见。在关于三峡工程防洪功能的报道中，媒体先后用过“可抵御万年一遇特大洪水”、“可抵御千年一遇特大洪水”、“可抵御百年一遇特大洪水”。每一个表述单独看，都很有气魄，可当网友把这些表述罗列在一起时，却让人对三峡工程的防洪作用究竟有多大产生了疑问。

    平和心态是消解“眼球情结”的良方。前些年，“南京儿童医院事件”引发热议。事件中，尽管患儿家属“跪求”医生这一细节非常抢眼，但考虑到家属在情急之下可能会采取这一举动，而这未必就是医护人员的过错，如写入报道，可能会加重文章的悲情渲染，故有媒体在报道中舍弃了这个细节。同时，舍弃了“事情发生后双方人员爆发肢体冲突”等表述模糊又极易引起偏激联想的情节。事实证明，这一系列表达上的稳妥处理，非但不影响报道效果，还让媒体赢得了当事双方的认可，最终推动了事件的认定和问题的解决。

    效应求正

    报道产生的社会效应有正有负，正效应可以促进社会融合、增进社会共识、推动社会进步，负效应则可能加剧社会分裂、诱发社会冲突、导致社会危机。预估报道产生的社会效应和风险是一个负责任的媒体应有的态度和应尽的义务。

    负面信息的集中过度呈现是负效应爆发的导火索。这种过度呈现，大致有两种情形：

    恶意炒作，寻求轰动效应。如2010年，富士康连发员工跳楼事件，部分媒体热衷追逐“N连跳”的“数字游戏”，产生非常不好的示范效应。

    “好心办坏事”。如2006年10月，某媒体推出深度调查报道《高招迷局》，揭露江西某民办学院采取蒙骗手段，学生进校后才发现自己是自考生，没有国家承认的学历。本希望揭露问题，推动事情的解决，却因报道时机、强度和平衡性等问题上的失误，激发了学生的愤怒情绪，火烧教学楼。

    讲求报道的适时适度是控制负效应爆发的阀门。部分媒体在前阶段“反日游行”中，对打砸抢行为详细描述与过分渲染的做法，值得反思。在坚持公开报道原则的前提下，把握适时适度原则，避免煽动仇恨和社会冲突，维护社会主流价值体系，发挥正效应，规避负效应，应成为当今中国媒体的共识和准则。

    （作者单位：人民日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