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公关学

    我现在已是80岁高龄的老人了，每天过着新时期退休“三部曲”的生活：上午打门球，下午外出逛街景拍照片，晚上在家写博客。通过网络，结识了许多新网友，多年不见的老同学、老战友、老同事又挂上钩了。在人民网的博客频道和图片频道上，挂有我从50年代延续至今的新老照片2000多幅，博文270多篇，点击率已达146万多人次。在这些博文中，既有今日生活的记录，也有往日记者生涯的追忆。

    国际公关学

    当记者出去采访，组织单位会提供条件，尤其是中央媒体，各个单位都会比较重视，但避免不了人太多组织方关照不过来的情况。尤其现在记者多了，竞争更加激烈。这个时候往往需要记者发挥聪明才智，各显神通。

    在跑外事新闻的那几年里，我经常和国际部的文字记者搭档，无论是人民大会堂还是钓鱼台，我们都相互关照，并肩战斗。有时，报社的同事一见面就开玩笑：怎么样？今天的迎宾国宴尝到了什么山珍海味？喝了几杯茅台？每次我只哈哈一笑，不做细答。别人何曾知道，我每次出发之前都要在办公室备好开水和各种味道的方便面，而国际部温宪的挂包里除了采访本和小录音机外还备有两个大馒头哩！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安检时，中央警卫局的同志在温宪挂包里摸到了两个圆鼓隆冬的东西，警觉地打开一看，彼此都哈哈大笑起来。

    国宴佳肴虽然没有机会尝到，但大家的工作热情丝毫不减，做到了“误餐不误工，嚼馍不漏风”。而且，通过采访我们还学会了新的一招，那就是国际“公关学”。

    1989年5月15日，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开始访华。当晚，杨尚昆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欢迎宴会，军乐团演奏了一些苏联名曲，诸如“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红莓花儿开”等等。拍完照片后，我在舞台后面也情不自禁地跟着哼哼起来。苏联的保镖膀大腰圆，一副生人勿近的模样，没曾想我的几句哼唱却把一边的保镖招来了，他十分好奇地向我点头示意，我用几句俄语向他问好。意外的是，这位保镖还把他们的苏联翻译找来问我：你怎么会如此准确地唱这么多的苏联名曲？我告诉他：50年代初，我曾在空军的航空学校学习工作过，我们的飞行顾问和机务顾问都是苏联老大哥。然后又给他蹦了几个俄语单词，几句话下来，彼此间的感情立马升温，我们紧握双手。我看时机已到，便向他提出想先进礼品房间拍摄镌刻有戈尔巴乔夫和夫人赖莎的大瓷盘照片。因为那个地方不让进，他想了想同意了，还亲自带我进去拍摄，抢了一个独家。

    因为那几首歌曲，我跟温宪和他都熟悉了。几天里，我们每次见面都会点头问好。5月17日，在去八达岭长城参观时，中外记者特别多也特别拥挤。我和温宪想方设法靠近戈尔巴乔夫，由于有了前两天的交流“公关”，那位保镖没有阻拦我们俩，我当即拍了一张“登上长城是好汉”的照片。说时迟，那时快，温宪也迅速把早准备好的当天人民日报送到了戈尔巴乔夫手中，他看后高兴地立即在上面签名，并让夫人赖莎也签上了名字。

    事后，我和温宪都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看来，参与国际新闻报道中，学点国际“公关学”还是十分必要的啊！

    在对歌中采访

    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的时候，我应邀来到柳州等处采访。每到傍晚，我就被鱼峰山下小龙潭畔群众的对歌场面吸引住了。

    “既不是周末，又不是过年过节，这是什么联欢会呀？”我请教一位老者。他见我背着相机，相貌不似本地人，所以笑而不答。我又询问另一位老妇，她和同伴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对我只歌不说：“柳州有个鱼峰山，山下有个小龙潭；一年四季人来往，喜听三姐把歌传。”

    这时，有几位老者向我靠拢过来，其中一位抽着旱烟的老人也只歌不说：“柳州如今成歌海，鱼峰又搭新歌台；幸福山歌唱不尽，还望三姐再回来。”

    唱罢，几个人冲着我直笑，好像在说：到了我们广西壮家歌乡，不唱歌可是寸步难行啊。这般情景，我心想：不交流看来是没办法采访了，于是豁出去，现编了四句顺口溜，学着他们的调调哼唱了起来：“不登山来不逛景，就在此处听歌声；打开相机忙拍照，留下柳州好风情。”

    这一招还真灵，刚才还笑而不答的几位老人开始给我讲起壮乡的故事。于是，在欢声笑语、歌声掌声中我收获了一条新闻。 

    找个新角度

    1987年和1988年我连续两次参加了“两会”报道组。根据分工，我负责“政协”片。在预备会上，报社领导提出文字和照片稿件都要有自己的特色，最好是独家新闻。什么是特色？怎样才有独家？动脑筋、想点子，真让记者们苦苦思索了一番。

    3月24日，政协会议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大会召开时，记者们一致对着主席台往上拍。在会场跑了两个来回后，我突然发现一个绝佳的位置。因为我佩戴的红色证件可以跑遍全场，于是我走到了主席台后头，换上鱼眼超广角镜头往主席台下拍，举机一望：主席台上成员齐全，两侧聚光灯明亮，环形顶灯高照，二、三楼旁听席位清晰可见，整个画面蔚为大观。第二天一见报大家都很奇怪，怎么会有这样一个角度，人民大会堂的工作人员打趣说：“老徐啊，你又发现了一个新的特色点。”

    开幕式这么拍，那闭幕式怎么办？我一直觊觎主席台南侧三楼聚光灯室的位置，但据说难度较大。那上面谁也不让去，因此谁也没有去拍过。我找了中央警卫局的同志，却被直言拒绝：“不行，从来没有人去过。”因为我是转业军人，所以跟中央警卫局的同志都很熟悉，于是使上了软磨硬泡的功夫。“从来没有人去过，但人民日报记者就想去。”他说：“你想去啊……你想去干嘛？”“我想创新，新角度、新画面、新场面。”几番争取，最后没办法了，他说：“老徐啊，我给你出个点子，你让单位写封信，找我们的有关人员审查、签字，然后再去。”我说行。回到报社我就找了总编室主任，我写信他盖章。信上内容很简单，大致意思是本报记者（持红证）希望能拍一张具有独特角度的照片反映政协闭幕式，请大力支持。审查的领导看了介绍信都不明白什么是独特的角度。我说能上三楼聚光灯的位置就是独特的角度。三天中，我反复叙说，幸运的是，几位领导都十分理解摄影记者的心情，一路绿灯放行。

    闭幕式前15分钟，中央警卫局的一个处长领我爬上了三楼。进去一看，我们俩都傻眼了：温度极高，封闭式的窗户打不开，只有一块玻璃上有一个约15厘米的圆孔。怎么办？人很奇怪，有时候很胆怯不知道怎么办好，但有时候又很有机智。圆孔足够一只手伸出去，我的尼康相机带有自拍功能，因此右手不能按快门也没有关系。于是我迅速把相机绑在左手腕上，换上了广角镜头，侧着身子从圆孔中伸出去对着会场中心。那时候用的都是胶卷，也不知道拍得如何，只能根据自己的经验，反复自动拍摄了五张，自信确认无误为止。因为衬衣靠着玻璃的地方全是黑的，我只能“灰溜溜”地回到会场，但拍了新角度的兴奋之情始终抑制不住。

    第二天见报后，大家都说老徐你怎么又拍了个新角度？怎么上去的？怎么没通知我们去啊？我说没通知就是不让你去，而且这可不是通知的，这是申请来的！

    （作者系人民日报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