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中期风起云涌的国民大革命浪潮中，广东作为革命的策源地和中心舞台，见证了无数激荡人心的事件。在这浪潮之中，一份由中共广东区委主办的机关刊物——《人民周刊》，于1926年2月应运而生。《人民周刊》虽为地方性党刊，却以其锐利的锋芒、丰富的内容和极具特色的办刊实践，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宣传战线上一面光辉旗帜。其持久的生命力与广泛的影响力，源于其内在的、相互交织的五个鲜明特性：鲜明的时代性、坚定的政治性、深厚的人民性、彻底的斗争性和生动的艺术性。这“五性”共同构成了《人民周刊》独特的精神气质与实践品格，使其在唤醒民众、传播真理、指导斗争、服务革命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一、鲜明的时代性：紧扣时代脉搏，发出历史强音
《人民周刊》的时代性，首先体现在其诞生本身就是时代的产物。1925年五卅运动后，全国反帝爱国运动达到高潮，广东革命根据地空前巩固，工农运动蓬勃发展。然而，革命统一战线内部危机暗藏，国民党右派势力加紧反共分裂活动。与此同时，北伐战争即将开始，革命形势复杂多变。在此背景下，中共广东区委迫切需要能够给予反帝国主义运动、民族运动以理论上与策略上指导的舆论武器，以统一认识、动员群众、揭露敌人、维护团结。《人民周刊》的《本刊宣言》开宗明义：“中国人民现在在帝国主义，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地主压迫之下，他们的利益第一步是在脱离帝国主义及其工具之压迫。”这一定位，使其从诞生之日起，就将自身的命运与那个“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时代主题紧密绑定。
《人民周刊》的内容围绕时代核心任务展开。刊物设置了“一周述评”“社论”“时评”“通信”等灵活多变的栏目，如同一个敏锐的时代瞭望哨和记录仪。它持续追踪报道省港大罢工的进程与策略转变，及时评述全国各地的工农运动，并密切关注国际局势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面对1926年英国增兵上海引发的战争恫吓，《人民周刊》非但没有退缩，反而以《欢迎英国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十万大兵》为题，犀利指出这是帝国主义虚弱的表征，号召民众以更坚定的斗争予以回击，彰显了革命者的时代胆识。《人民周刊》及时地将中共中央和广东区委对时局的判断、斗争的策略传递给广大党员和群众，成为连接党的中枢与革命运动前线的重要信息桥梁和思想导管，充分履行了其在特定历史关头所肩负的时代使命。
二、坚定的政治性：坚守党性原则，传播真理火种
作为中共广东区委的机关刊物，《人民周刊》具有彻底的政治属性。其政治性，首先表现在坚定不移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纲领政策。刊物积极译介和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邓中夏通过《工钱与物价》等文，通俗地讲解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驳斥“加薪导致物价上涨”的谬论，为工人经济斗争提供理论武装。在纪念巴黎公社、列宁逝世、马克思诞辰等专题中，刊物着重宣传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和十月革命道路，强调只有无产阶级才是最有力的统治阶级，为中国革命指明社会主义方向。
在国共合作的大框架下，《人民周刊》一方面积极宣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赞扬国民党左派，维护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对国民党右派的分裂、反共行径保持高度警惕并展开坚决斗争。“中山舰事件”后，面对谣言四起、党内部分同志产生困惑的局面，主编张太雷迅速在《人民周刊》上发表《三月二十日的戒严》，指出“至种种谣言，纯系帝国主义走狗及奸人所造，乘机煽动，以遂其倾覆政府，分裂革命势力之险谋”，呼吁革命者保持团结，不上敌人的当。在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后，张太雷又撰文《关于蒋介石同志对“要不要国民党”误会之解释》，以曲折笔法揭露其限制、排挤共产党的阴谋。这种既讲联合又讲斗争的宣传策略，体现了早期共产党人在政治上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三、深厚的人民性：扎根群众土壤，诉说人民心声
《人民周刊》之名，即昭示了其最根本的立场和属性——人民性。发刊词宣称：“人民周刊是为人民利益奋斗的刊物。”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中国人民，特别是工农劳苦大众的解放。这种人民性，首先体现在其内容真正面向人民、反映人民的呼声。该刊物大量报道工农群众的悲惨生活、英勇斗争和切身诉求。它刊登广州火柴工人因生活困苦罢工的详情，报道花县土匪勾结地主残杀农民的血案，为省港罢工工人呐喊助威。设有“人民生活”“通信”等栏目，直接刊载工农来信，让底层民众的声音得以见诸报端。譬如，一封来信痛陈“资本家这些富人不知道我们这些穷人—苦力的饥饿”，另一封则详述农民遭受的压迫，请求刊物“为广大农民出口气”。这些内容不再是知识分子居高临下的“同情”或“启蒙”，而是对人民主体地位的确认和对其力量的歌颂。
人民性体现在其致力于唤醒和组织人民。刊物使用大量通俗易懂的白话文，甚至融入地方口语，力求让文化水平不高的工农兵都能看懂、听懂。它反复向群众阐明一个道理：解放不能靠恩赐，必须依靠自身团结斗争。它号召工人组织工会，农民成立农会，学生走向工农，结成广泛的革命联合战线。在《统一广州青年运动》等文中，张太雷强调学生运动必须与工农运动相结合。在纪念“三八”妇女节时，刊物倡导妇女解放，呼吁妇女投身国民革命。与此同时，刊物定价低廉，零售每份四仙，并时常提供订阅优惠，力求让普通群众买得起、看得到。其发行网络深入工会、农会、学校乃至军队基层。这种彻底的群众路线，使《人民周刊》赢得了广大人民的信任，真正成为“人民的喉舌”。
四、彻底的斗争性：直面矛盾交锋，激扬革命锐气
大革命时期是光明与黑暗激烈搏斗的年代，《人民周刊》从创刊之日起，就身处舆论斗争的最前沿，展现出无畏无惧、尖锐泼辣的斗争性格。其斗争性，首先指向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刊物以大量篇幅揭露英、日等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镇压革命的罪行，痛斥其“阴谋”“欺骗”与“暴力”。对于北洋军阀吴佩孚、张作霖、孙传芳等人的卖国、内战行径，予以无情鞭挞。它擅长运用具体数据和事实进行揭露，如在《埃及民众选举的胜利》一文中，用详细的选举票数对比，戳穿英帝国主义傀儡政府的虚假民意，并激昂宣告：“要知道愈压迫则埃及人民愈反抗，帝国主义之末日到了呵！”这种将中国斗争置于世界反帝殖民大背景下的国际视野，增强了斗争的说服力和感召力。
此外，斗争性还指向革命队伍内部的不正确认识。针对部分群众乃至党员对“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模糊或恐惧心理，该刊物进行耐心解释和教育。针对工会内部存在的行帮思想、分裂倾向，邓中夏撰写《评广州工会之争》，呼吁建立民主的“广州工人代表大会”以促进工人阶级的团结统一。这种内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同样是革命刊物斗争性的重要方面，旨在纯洁队伍、统一思想、增强战斗力。《人民周刊》这种彻底的斗争精神，如同刺破黑暗的利剑，在思想舆论阵地上为革命廓清了迷雾、辨明了敌友、鼓舞了士气，使广大民众在复杂形势下认清了前进的方向。
五、生动的艺术性：创新传播形式，追求宣传实效
革命宣传的内容若不能有效传播，也无法转化为物质力量。因此，《人民周刊》在坚持政治性、思想性的同时，极其注重宣传的艺术性与感染力，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传播方法。
在语言艺术上，它彻底摒弃文言八股的陈腐腔调，全面采用鲜活的白话文，力求通俗易懂、生动有力。张太雷、邓中夏、恽代英等主要撰稿人的文章，说理透彻、逻辑清晰，同时又充满激情，善用比喻、设问、排比等修辞手法，时而慷慨激昂，时而平直朴实，具有很强的鼓动性和说服力。在编排艺术上，刊物栏目设置灵活多样，除严肃的社论、述评外，还有纪念特刊、宣传大纲、来信选登、名著摘译甚至少量文艺作品。它善于围绕重大主题，如纪念“五一”、五四运动、五卅运动，纪念列宁、巴黎公社等组织专题报道，集中火力，形成宣传声势。版面设计虽因条件所限较为紧凑，但注重突出重点，从第26期起，每期刊头上均印有醒目标语：“一切革命分子在共同的革命政纲之下联合起来！”形式艺术上，最突出的是对“宣传大纲”和“口号”的运用。该刊物经常随重大事件或纪念日发布精心拟定的《宣传大纲》，系统阐述背景、意义、目标和具体行动口号。这些大纲提纲挈领，便于基层宣传员和群众掌握要点。几乎每篇重要文章的末尾，都会附上几条乃至十几条简短有力、朗朗上口的口号，如“拥护工农政策！”“打倒一切反革命派！”“世界革命万岁！”。这些口号浓缩了文章核心精神，易于记忆和传播，成为动员群众的直接号角。
结语
历史的回响，跨越时空的传承。今天，由人民日报社主管、人民日报出版社主办的《人民周刊》，其名称正源于这份近百年前的革命报刊。从张太雷主编的《人民周刊》到新时代的《人民周刊》，虽时代背景已然不同，但其为人民利益奋斗的初心不变，使命与责任在肩。百年前张太雷创办的《人民周刊》以其融时代性、政治性、人民性、斗争性、艺术性于一体的鲜明特色，在中共早期宣传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蕴含的“五性”品格更为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深刻启示。衷心希望新时代接续的《人民周刊》，在大力传承红色文化，自觉赓续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等方面作出新的更大贡献：立足时代性，使历史研究回应现实课题；坚守政治性，把握正确导向，捍卫历史真实；扎根人民性，让文化成果贴近群众需求，饱含温度；发扬斗争性，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讲求艺术性，以创新形式增强感染力与传播力。
[作者朱成山为常州大学红色文化研究院（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首席专家、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邹紫玉为常州大学2024级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