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敦煌，自古就有致敬先驱、守护遗产、铭记先辈、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一代代学者踏沙而行，弘扬优良的传统，赓续古老的文明。20世纪30年代，在常书鸿等人的推动下，“敦煌学”应运而生。1996年，李承仙、常嘉煌母子继承常书鸿遗愿，在甘肃党河开凿现代石窟，完成了延续敦煌文明的又一伟大创举。
2024年是常书鸿诞辰120周年、李承仙诞辰100周年，他们的儿子、著名画家常嘉煌在本刊开设专栏“嘉煌说敦煌”，回顾常氏家族的文化苦旅。
100多年前，我的母亲李承仙出生在风云激荡的上海滩、名人荟萃的霞飞路。她曾写道：“我祖籍江西临川，寄籍广西桂林，生于1924年10月27日（旧历九月廿九日）。因出生于上海霞飞路（今上海淮海中路）宝康里，所以我乳名霞飞，霞飞为法国名将的名字。”
父亲、母亲共同创作作品的落款印章“飞鸿”，就是由此而来。这也是他们夫妻同心、伉俪情深的爱情明证。
1947年，母亲年仅23岁，到敦煌后，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辅助父亲和敦煌事业。此后的56年中，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都心系敦煌，并且长年身体力行，为国护宝、为爱耕耘。
近代敦煌文献史料里，鲜见对于母亲的介绍，在父亲巨大的墓碑旁，有一块极不相称的小墓碑：李承仙。她以这种形式，永远伴随父亲，守护敦煌。
身前身后事茫茫，欲话因缘恐断肠。实际上，母亲至今仍未下葬。
21年前，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告别仪式上，樊锦诗阿姨提议父亲、母亲合葬。可惜的是，这项提议未能落实，身为长子，我深感遗憾。
2003年春，母亲把我叫到病床前，将一串钥匙交给我说：“这是在敦煌保管的所有文献资料，一共有400箱。其中有一批是我上世纪70年代末某天连夜从垃圾堆里抢救出来的文件，你要好好保管、整理，研究后捐献给国家。”
20多年来，我独自守护着这些文献，直到今天，敦煌研究院建院已经80周年。
2024年是母亲李承仙诞辰100周年，也是父亲常书鸿诞辰120周年。过去一年，我先后在浙江大学和敦煌研究院参加了两次学术和纪念座谈会，在日本东京中国文化中心和杭州西湖美术馆举办了两个大型展览，传承父母遗志，赓续敦煌文化，介绍父母半个世纪以来的艺术成就和他们相濡以沫并肩工作的感人故事。这一年，我又将保存在身边共计1280箱物品集中在杭州，由国家有关机构进行整理扫描、研究出版。
随着这些尘封了几十年的“盲盒”逐步面世，足以证实他们的艺术成就和文化精神。
回忆和纪念我的母亲，要从我出生时说起。
我出生在敦煌皇庆寺喇嘛僧房改造的住房。母亲说，生产当天，她还挺着孕肚和父亲在研究所参加田间劳动。根据父亲在《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一书中的回忆，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甘肃省酒泉军分区接管敦煌艺术研究所后，错误把研究所的工作判断为特务性质。受“左倾”思潮影响，一些同事认为，临摹和研究敦煌壁画就是封建迷信，坚持不再进行宣传封建迷信的壁画临摹工作，提议全民参加大生产。怀孕的母亲也不能幸免。
在“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口号下，父亲、母亲不得不放弃对壁画和彩塑进行分类临摹研究的计划，全力投入种植蔬菜、粮食的农业生产劳作。尤其是孕期的母亲，克服重重困难，在千佛洞围墙内的一片小土地上，种下了哈密瓜、芹菜、洋芋、韭菜、小麦、胡麻等作物。
这段挺着孕肚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母亲并未向我过多阐述，也很少自怨自艾表达生育我的辛苦。半个多世纪后，我才从浙江大学何亚平教授的书里知道另一件感人的故事——与我出生有关的故事：“1950年春日，常老从莫高窟来我家，询问购买助产接生的书籍和器械事宜，我父母才知道常伯母怀孕且预产期已经临近。我母亲笑嗔常伯伯太天真，太书呆子气了，以为照着书本就可以接生了，那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啊！于是商定，我母亲去莫高窟为常伯母接生。4月下旬，在常伯母临产前，我母亲就去了莫高窟。那时敦煌交通不发达，我母亲是骑着小毛驴从敦煌县城赶到千佛洞皇庆寺常伯伯家的。等候了两天，平安地为常伯母接生了一个胖小子，这个胖小子就是常伯伯和常伯母的长子，现年74岁的常嘉煌先生。”
文化的脉络伴随着国运的起伏。我有幸生逢盛世，新中国成立，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敦煌的文化遗产事业和文物保护工作。1951年，为配合抗美援朝，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敦煌文物首次在故宫展出，周恩来总理亲自到场观展，《人民日报》开设“敦煌文物展览”专栏。我跟随父亲、母亲进京，住在故宫午门不远处的东朝房宿舍。父母每天行程忙碌，他们一早把我锁在宿舍，中午抽空回来看看我，总要很晚才能结束一天的工作。后来，担心我的安全，他们就把我寄养在北京的外祖父家。
外祖父不苟言笑，看起来很严肃，他是受周恩来总理、黄炎培关照的同盟会会员。在母亲的口述里，外祖父是一位文人革命家：
我的父亲李宏惠，原名李容恢、云麾，笔名李寄缘、茹荼。光绪三十一年（1886年）生于广西桂林。原籍江西临川温圳镇杨溪李家村（今属南昌市进贤县）。曾跟随孙中山推翻封建帝制，是反清革命家。父亲从小苦读诗书，所学经典作品倒背如流，被称为“神童”。就读于广西师范学堂时，得到堂兄、时任两江师范学堂监督的著名书法家、教育家李瑞清的赏识，被收为特级门生，推荐他公费去日本东京的早稻田大学留学深造。父亲在广西桂林时，已受孙中山反清革命思想影响，与正在东京的孙中山结识，常与孙中山彻夜长谈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国之事。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父亲李容恢是参加同盟会的第七位签名者。
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他所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宗旨被采纳为同盟会纲领。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同盟会的成立，对改良派的批判，为辛亥革命的爆发作了有力的思想准备。孙中山派人到国内外发展组织、宣传革命。
父亲受命回国于广西师范学堂继续学习并且从事革命活动，毕业时被人告发，清廷四面追捕。
父亲逃到南京投靠他的堂兄李瑞清，任南京两江优级师范学堂讲义管理员。父亲博览群书，得以深造，一生治学由此开始。其间，父亲仍不忘革命。
1911年4月，孙中山发起广州黄花岗之役，父亲受命负责攻打广东水师提督衙门。同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1月，父亲在广西邀集同志参加学生军，赶到武昌支援革命。1913年4月，袁世凯准备发动内战，消灭南方革命力量，并且暗杀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孙中山看清袁世凯的反动面目，主张武力讨袁，1913年7月发动二次革命。父亲李容恢随即邀集数位同志去北京，买通关系潜入怀仁堂，在袁世凯宝座下埋设炸弹。可惜在袁世凯召见日本公使尚未入座时，其爱犬突然滑出袍袖跑上宝座，致使炸弹提前爆炸，炸袁事败。
父亲李容恢奉命跟随南方将领李烈钧在湖口起义讨袁。又奉命出使湖南、安徽、南京、上海等地请求响应和支持，催促湘军驰援江西，鼓舞南京、安徽讨袁军的士气。
随后，孙中山策划上海起义，父亲李容恢被任命为陆上总指挥。但二次革命失败，父亲随孙中山流亡日本。1914年，协助孙中山在日本建立中华革命党。父亲受命转赴南洋群岛新加坡、槟榔屿，襄办《国民日报》《光华日报》。受孙中山之托任南洋筹款总代表，旋赴苏门答腊、爪亚等地为革命筹募基金，同时任南洋荷属巴东日里华侨学校校长、《苏门答腊》日报主笔。因工作努力、成绩斐然、筹得巨款，并亲自携带回日本。孙中山听到李容恢筹得巨款归来，亲自带领中华革命党员到横滨港码头迎接。孙中山先生一生从不出门接送人，即同仁所说“接人不下台阶，送人不出厅门”。至码头接人只此一次，可谓殊荣之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