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领域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多次提及“金融”。“必须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统筹推进财税、金融等重点领域改革，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防风险、强监管，促进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制定金融法”“强化贸易政策和财税、金融、产业政策协同，打造贸易强国制度支撑和政策支持体系，加快内外贸一体化改革，积极应对贸易数字化、绿色化趋势”。就此，本刊专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杨涛，请他解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国家金融与发展的深远意义。

    把握“放”与“管”的尺度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记者：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牵引，从“重点”到“牵引”，如何看待这种表述的转变？

    杨涛：就党的重要会议的相关表述来看，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逐渐提升和凸显。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经济建设毋庸置疑地成为核心主线，这也决定了必须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不动摇，并且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

    对于经济体制改革，我觉得最值得关注的有三方面内容。一是把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所谓“高水平”，通常是指某领域或某方面达到了较高的标准或层次。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始终坚持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当前提出的“高水平”则意味着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仅要巩固现有成果，而且应该创新、探索、推动新改革，使得经济体制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再上新台阶。二是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本次全会把这一重要任务分解为诸多重要领域的体制改革措施，包括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宏观经济治理体系、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等，由此可见，全会把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落到了各个有机组成部分，有助于推动体制改革齐头并进、协同发力。三是经济体制改革与其他领域的改革“两手抓”，除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浓墨重彩”之外，全会还强调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生态文明体制、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等改革，这些不仅是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也是经济体制改革能否顺利推进的基础保障。

    记者：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市场经济要“放得活”“管得住”。如何理解这两个词的含义？如何把握“放”与“管”的尺度，才能让市场稳定又有活力？

    杨涛：所谓“放得活”，是强调要真正激发市场经济的内在活力与动力，使其能够发挥资源配置的基本功能，服务于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所谓“管得住”，则应是指避免市场竞争与发展中的“无序”与“失灵”，从而影响经济社会稳定与居民福利。“放”与“管”本身形成了一对“跷跷板”，其平衡存在诸多挑战，这不能只依靠行政力量，更需要稳定的制度规则。对此，全会特别强调要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如“加强产权执法司法保护，防止和纠正利用行政、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健全依法甄别纠正涉企冤错案件机制”。二是“放”与“管”的次序把握还需权衡。一方面，只有真正“放开”市场经济活力，不断“做大蛋糕”，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稳固的发展基础，因此，强调“管”不能阻碍合理的“放”，例如全会强调“坚持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另一方面，“管”为“放”提供底线原则，明确市场经济活动的“雷区”与“灰色地带”，尽可能形成公平有效竞争的市场格局。三是面向市场经济各类主体，“放”与“管”要形成有效的“横向公平”与“纵向公平”。前者是指对于经济条件、发展禀赋等相同的市场主体，“放”与“管”要把握相同的尺度与原则；后者则是指对于基本条件、发展环境存在较大差异的市场主体，则“放”与“管”需考虑是否应有合理的区别对待。

    重申“两个毫不动摇”

    多种所有制经济同获利好

    记者：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重申了“两个毫不动摇”，同时对民营经济参与国家重大项目提出了具体指示。如何看待这一要点？国内民营企业通过改革可以获得哪些利好？

    杨涛：民营经济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也是承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主体之一。本次全会在重申“两个不动摇”的同时，对于充分保障民营经济利益和激发其活力提出了更多要求。如突出强调了“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由此可见，从资本、土地、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到中央大力推动的新型数据要素，都需要给予各方主体以更加平等的机会，尤其是我国已过了生产要素的大规模、低成本投入阶段，更需要集约使用与公平运用，从而带来更为丰富的市场竞争活力。再如，全会强调要“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深入破除市场准入壁垒，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经营主体公平开放，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应该说，历经多年改革探索，民营经济面临的显性壁垒逐渐减少，但各类隐形壁垒仍然较多。尤其近年来，民营经济、民间资本、民间金融运营中出现了一些风险问题，使得某些偏见性的认识进一步增加。对此，全会再次强调相关原则，也有助于充分体现坚持鼓励民营经济的政策导向与合理纠偏，从而稳定市场预期。

    记者：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释放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明确信号，不仅惠及国计民生，也将对世界经济产生深远影响。彭博社撰文指出，三中全会因其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潜在影响而显得格外突出。如何看待外媒的这种说法？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可以为国际投资者带来哪些机遇？

    杨涛：本次全会进一步突出了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中长期体制改革的重要价值。21世纪初，我国加快改革和积极加入WTO，通过参与产业、要素、资源的跨国优化配置，逐渐享受到全球经济增长的红利。虽然近年来，全球出现了贸易保护主义、经济碎片化等现象，但全球化、开放共赢仍然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在此背景下，只有坚持高水平开放，才能使我国经济在全球市场的“大风大浪”里持续经受考验，分享更多红利。同时，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国拥有全球少有的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庞大的市场空间，坚持开放也能够给全球经济发展和各国资源禀赋优势互补提供重要支撑。

    做好“五篇大文章”

    全面推动金融强国建设

    记者：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改革要有积极的联动效应，注重整体性、系统性协调发展。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联动各行各业、千家万户。本次全会多次提到金融问题，也是对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精神进一步突出和阐述，重点体现在哪些方面。

    杨涛：在经济体制改革的综合任务中，金融体制改革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其核心就是全面推动金融强国建设，这离不开四方面重点环节。一要着力推动金融供给侧的优化。金融供给既要重“量”、更要重“质”，只有增加“有效金融供给”，减少低效甚至是“负效”的供给，才能使得金融灌溉的“水源”更加充沛丰盈。二要重视金融需求侧的匹配与培育。当前我国各类经济主体的金融需求变得更加多元化、立体化，如果金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无法满足合理金融需求，金融运行“绩效”就难以真正落地；同时，金融活动具有一定专业性和特殊性，也需要通过金融消费者教育等工作，培育更加健康的“有效需求”。三要有稳定的环境要素保障。强有力的金融业必然不是外生的、人为的，而是具有内生活力的有机体系，这就离不开各类“金融生态环境要素”的保障，为金融业茁壮成长培育优质土壤。其中，货币金融环境、风险管理与监管环境、金融制度与文化环境等，都是建设金融强国的必备选项。四要坚持对外开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金融改革开放取得新突破、呈现新局面。虽然风险与挑战并存，但只有积极参与全球竞争，不断“引进来”与“走出去”，我国金融业才能逐渐获得基于全球视野、国际水平的竞争力与生命力。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做好科技金融等“五篇大文章”。其一，数字金融是做好“五篇大文章”的主线。伴随着数字化与新技术的演进与冲击，金融机构、市场、产品、制度等都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众多金融功能与价值的实现都离不开数字化的加持，因此，数字金融贯穿于完成其他“四篇大文章”的全流程。其二，科技金融是做好“五篇大文章”的重要抓手。诸多领域的特色金融创新都是为了增强经济发展动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需要以科技自立自强来应对复杂的国内外挑战，从而服务于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多个强国建设。其三，普惠金融和养老金融是做好“五篇大文章”的重要落脚点。金融强国建设是否成功，不仅要看金融业自身的发展绩效，更要看能否补上金融服务短板，给客户带来真正的价值，从而实现金融的政治性、人民性。其四，绿色金融是做好“五篇大文章”的重要补充。从绿色金融到转型金融的探索，既能够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也是较少能够在全球形成国家共识的着力点。

    记者：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锚定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目标，对金融体制改革作出前瞻性、系统性的顶层设计，同时鼓励基层探索、敢闯敢试。如何看待会议对基层的这种期待？

    杨涛：新形势下，要更好地实现金融高质量服务实体经济，就要在国民经济几大部门的相互作用中，使得金融部门处理好与政府、企业、居民、国际的关系。其一，就金融部门自身而言，需要持续推动金融机构、金融产品、金融市场体系的结构优化与提质增效，增强自身的安全性、稳健性、弹性与韧性，减少金融运行的“亚健康”状态，起码不能给实体经济添乱。其二，金融部门需发挥好应有的基本功能，顺畅、高效推动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服务于企业、居民的正常需求，避免出现金融“血液”流动中的“堵塞”或“失血”。其三，金融部门还应不断提高对自身的要求，发掘并落实特色功能，给其他经济部门带来更多“增量价值”。其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并非是单向的，最终目的是形成金融与其他部门之间更加良性的共生、共享、共赢发展格局，因此要兼顾遵循市场规律与借助政策引导的合理协调。

    各地方必须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尽快完成地方金融管理体制改革任务，加快形成央地工作合力，强化地方金融机构日常监管，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同时，地方金融仍然有其改革探索的充分空间。一是充分探索金融与产业的内在融合模式，以数字化引领新型产业金融，实现区域资金流、物流、信息流的一体化。二是从更综合、可持续、环境优化的角度来看待地方金融发展。“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区域金融生态土壤的差异，会带来截然不同的金融体系成长演变趋势。如果把金融看作社会经济系统中的子系统，金融生态则是指影响地方金融发展的各类要素，既包括金融机构、市场、产品等内部要素，也包括经济、法律、信用、技术、文化等外部环境要素。因此，地方金融改革的目标，应逐渐转向夯实、完善、丰富、优化金融生态土壤，从而为地方金融长期、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并且足以承受各类内外短期冲击的影响。三是坚持开放视野，新形势下的地方金融是跨区域经济资源、金融资源的“排列组合”，需由过去局限于行政区域内的、传统意义上的“地方”金融改革，逐渐转向适应产业的跨区域一体化与国际化趋势、现代产业的网络化与智能化趋势上来，从而配合国家经济金融发展战略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