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5日至18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要求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会议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和政策引导，进一步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发展普惠金融对实现共同富裕具有促进作用，能够拓宽金融服务的覆盖面，使更多农村地区和低收入群体享受到更多更好的金融服务，促进农村经济协调发展。日前，中国银行原行长李礼辉就普惠金融问题接受本刊记者采访。
记者：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发展普惠金融。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发展普惠金融”；刚刚召开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为进一步做好金融工作指明了方向，对普惠金融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您认为，应当如何更好发展普惠金融、增强农村普惠金融的活力？
李礼辉：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积极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落实好防范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重点领域风险的各项举措。”农村金融机构大多属于中小金融机构，是农村普惠金融的主体，目前又是风险累积的重点领域。按照三中全会精神，防范化解农村金融机构风险、增强农村普惠金融活力的根本路径，一是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二是促进农村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
按照联合国提出的概念，普惠金融是指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各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要点有三个：机会应平等，成本可负担，商业可持续。
传统模式下，金融服务通常无法顾及经济学上的“长尾群体”，包括城镇和农村中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也包括低收入的新市民和农民。主要原因是，“长尾群体”的信用发现难、信用识别难、风险管控难，传统金融业务的准入门槛高、风险定价高、运营成本高；依靠传统的金融业务流程和方法，难以解决“长尾群体”的信用识别需求，难以有效控制风险损失概率，难以降低边际运营成本，因而普惠金融无法保持一定的盈利空间，也就难以实现商业上的可持续发展。
数字经济时代有了解题的新路径：通过数字技术创新以及配套的制度创新，扩展“长尾群体”的信用发现，扩展供应链的信用传递，既要解决长尾太长的问题，也要解决风险成本和经营成本过高的问题，让普惠金融成为可持续的商业模式。
记者：普惠金融业务快速发展，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贷款规模大幅增长，农村金融机构在快速发展的同时，是否也面临着风险和挑战？
李礼辉：我国普惠金融业务发展较快。2022年末银行对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的贷款余额59.70万亿元，其中单户授信1000万元以下的普惠型贷款23.60万亿元，同比增长23.60%。在普惠型贷款中，包括农村金融机构在内的4000多家中小银行占63.81%。
值得关注的是，目前只有少数农村金融机构实现了规模化经营和可持续发展，大多数农村金融机构面临巨大的发展压力和挑战。
一是业务规模偏小。
2022年，我国农村金融机构3883家，包括农村商业银行1600家、农村信用社572家、农村合作银行23家、村镇银行1649家、农村资金互助社39家。资产总量约50万亿元，占银行业总资产的13.2%。其中，北京、上海、重庆早就对农村金融机构实行整合，各只有1家农村商业银行，资产规模均超过1.1万亿元。21家农村商业银行进入中国银行业百强榜单。但大多数农村金融机构体量小，平均资产规模不到130亿元，有的资产规模只有数亿元，营业收入不足千万元。
二是经营风险偏高。
农村金融机构的核心财务指标地域差异巨大，信用风险集中度偏高。长三角、珠三角多数农村金融机构的资产回报率（ROA）高于1%，净资产回报率（ROE）高于10%，但东北、西北多数农村金融机构的ROA不到0.5%，ROE不到5%。2022年农村商业银行的平均ROA只有0.53%，比银行业平均水平低0.23个百分点。2022年9月末，农村金融机构账面不良贷款率为3.29%（实际更高），大幅高于银行业平均水平；拨备覆盖率为139.60%，大幅低于银行业平均水平。
三是创新能力偏低。
近几年，我国金融业加速数字化转型升级，保持高强度的科技投入，全国银行业年度信息科技投入超过2000亿元，国有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科技投入占营业收入的平均比重超过3%。上市的农村商业银行是农村金融机构的翘楚。2022年，重庆农商行总资产1.35万亿元，营业收入289.91亿元，营业收入占总资产比重2.15%；常熟、张家港、无锡、江阴、瑞丰等5家农村商业银行的营业收入分别为88.09亿元、48.27亿元、44.80亿元、37.80亿元和35.25亿元，总资产为2879亿元至1596亿元，营业收入占总资产的比重为3.06%至2.12%。这些农商行有财力、有能力实施数字化转型，实现业务升级发展。
进入百强榜单的农村商业银行实践经验证明，在普惠金融场景中，数字化技术可以发挥关键作用。例如，通过大数据风控技术，可解决银行与客户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实现风险可承担；通过线上化业务模式，可解决人工服务成本高的问题；通过新型系统架构，可实现高弹性、低试错成本，优化成本结构；通过互联网产品设计，可快速应对市场诉求；通过数字化精细运营，可覆盖小微企业成长全周期；通过数字化精准营销，可提高小微企业融资便利性。
但是，更多的农村金融机构规模不够大、收入不够多，缺乏单独建设技术平台、单独开发系统的财力和人力。而且，由于目前我国信用数据共享水平偏低，小型农村金融机构可以应用的信用数据数量少、质量差，加上缺乏挖掘数据的能力和外购信用数据的财力，很难提升经营普惠金融业务能力。
记者：在数字化转型成为行业趋势的背景下，农村金融机构如何克服资源有限、技术实力不足等挑战，有效提升普惠金融服务能力，构建可持续的农村金融普惠生态体系？
李礼辉：“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和“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任务。我们应该遵循问题导向，以解决农村小型金融机构实际问题为目标，尊重市场机制和科技规律，面向农村、农业、农民，深化农村金融机构体制改革，探索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之路，探索可持续的农村金融普惠之路。
第一，集约化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
建议以地市级农村商业银行为龙头，对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进行并购整合；以省级信用联社为龙头，对农村信用社进行并购整合；以主要的金融机构投资者为龙头，对村镇银行进行并购整合。通过并购整合，减少农村金融机构法人数量，实现集约化管理和规模化经营，从根本上解决资本实力薄弱、区域风险集中、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
建议建立省级农村金融科技中心，集合资本和科技力量，引进有技术和资本实力的投资者，统一负责金融科技研发、运行和维护，建立互联互通的科技平台，实现信息共享、产品共享、服务共享。设计有效的激励机制，例如，参与的金融机构既要按照各自客户数向中心支付固定费用，还要按照新增业务、新增收入的一定比例向中心支付浮动费用，中心的薪酬水平与收入挂钩，并可设计股权激励机制。
第二，共享性数据支持和数据服务。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三项关键改革：其一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包括构建全国一体化技术和数据市场；其二是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我国依托人口数量、市场规模和移动服务率先发展的优势，在市场交易和公民行为领域已经形成全球领先的数据资源供给格局。宏观层面，海量的市场交易和公民行为数据是我国数字金融发展的宝贵资源。微观层面，不同金融机构占有数据的数量、质量及其挖掘数据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决定一家金融机构经营普惠金融业务的实际能力，包括普惠金融业务的数量和质量、风险成本和经营成本。
目前，公共数据和移动支付数据的共享模式不够完善。例如，涉及居民和企业的财务数据和行为数据，分散在金融机构、金融监管、工商管理、税务、海关等不同的局域系统中，共享水平不高，形成行政性数据鸿沟，影响数据价值的深度开发。又如，我国移动支付用户规模高达9亿，数字化支付成为主要的数据入口，互联网平台拥有超大规模的个人和企业数据，但互联网平台与金融机构之间的数据关联、数据共享尚未达到成熟的模式，数据价值未能充分发掘。
金融业是数据密集型行业，必须实现保护信息安全、发挥数据价值、提升经济效率、推进普惠金融等多重目标的协调统一。
应该进一步推进公共数据开放共享。例如，建立跨部门、跨局域数据共享的征信系统，整合不同部门的数据资源，执行统一标准，为更多的小微企业和个人积累信用记录，赋予信用标记，实现信用增值。
应该在有效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充分挖掘和发挥数据要素的价值。例如，互联网平台与金融机构之间的数据关联应该明确定义和区分信用数据及非信用行为数据，明确定义和区分数据加工、信息引流、数据托管、征信服务等核心功能，优化技术架构，提高征信服务效率。可以集成运用多方计算、联邦学习、数据脱敏、差分隐私、可信计算等技术，实现数据可用不可见，在实现数据共享的同时保护数据隐私，在提升数据资源价值的同时保护数据安全。
第三，穿透式金融协同和金融监管。
数字化技术创新正在改变金融服务模式，并将农村金融纳入交互交叉交集的金融生态圈。例如，应用区块链等数字化技术创建的供应链金融平台，可以将金融机构、核心企业、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物流企业以及海关、税务、商检、外汇管理等行政机构纳入互信互联互通的多方协作架构，为企业提供配套的融资、保险、结算等金融服务和外汇管理审核、国际贸易账款监管、对外支付税务备案等公共服务，全面提高金融服务和行政服务的效率。
建议建立穿透式的金融监管系统。集成应用数字技术，共享多方监管数据，执行一致化的合规标准，覆盖所有的金融机构，穿透不同领域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业务，从而实现金融监管全流程智能化，超越流程复杂、耗费资源的现场监管，降低监管成本和被监管成本。
第四，政策性资金支持和利息补贴。对于农村金融机构发放的普惠性贷款，央行给予一定比例的低成本资金扶持，财政给予一定比例的利息补贴，降低农村金融机构普惠金融业务的资金成本和风险成本，撬动更大规模的普惠金融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