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讨论集》（简称《讨论集》）是1922年由陈独秀主编、广州新青年社出版、国内第一部介绍五四时期社会主义论战的史料集。通过搜集《讨论集》的研究现状发现，对该书有系统研究的文章尚属少量，有笼统介绍其背景、内容与意义的，详细梳理其思想资源、内在逻辑的，聚焦大讨论对确立科学社会主义的意义的。因此，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通过对《讨论集》的背景和内容进行多角度的梳理，挖掘其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社会主义讨论集》的创作背景

    五四运动在中国掀起了一场全国性的抗争觉醒，以基尔特主义、无政府主义为代表的西方社会主义思潮涌入中国，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又“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一时间思潮争鸣，百花齐放，中国知识分子开启了一场关于国家发展道路的社会主义大讨论，也称为“社会主义论战”。在这一背景下，1922年9月，陈独秀选录了当时一些进步人士在《新青年》等进步杂志上发表的25篇代表性文章，主持广州新青年社编辑出版了《社会主义讨论集》，共计510页，并列为《新青年丛书》的第二种。这部著作是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经典著作，它不仅汇集了当时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争论，更坚定了中国共产党人走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决心。

    《社会主义讨论集》的主要内容

    （一）对马克思学说的介绍。《讨论集》对马克思学说的介绍主要有三种形式，一种是专题解说的形式，一种是以马克思学说作为与反马克思主义论战的武器，一种是在比较中阐述双方论点之不同。如陈独秀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施存统的《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应用》《马克思底共产主义》是专题解说的形式。在《马克思学说》中，陈独秀通过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唯物史观、阶级争斗和劳工专政四个专题的阐述，展现了马克思学说体系的核心要点。施存统在《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应用》中明确了唯物史观的五大要点，在《马克思底共产主义》中将共产主义划分为三个时期，并详细论述三个时期的不同状态和任务。

    （二）对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批判。主要是对无政府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批判。陈独秀的《谈政治》是他在党的早期组织建立后发表的首个政治宣言，呼吁知识分子要大胆谈政治，反对无政府主义，拉开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批判的序幕。郑贤宗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他写信给陈独秀为无政府主义辩护。讽刺的是，尽管郑贤宗认为陈独秀的“忧虑与无政府主义无关”，却坦言自己并未读过克鲁泡特金的《国家论》，因此不敢妄下评论。基尔特社会主义主张中国必须先发展资本主义开发实业、增加富力，而普及教育才能实现社会主义。一些先进知识分子也批判了这种错误想法，认为在中国走资本主义改良的方案根本行不通。

    （三）对核心问题的论述。关于中国应该走哪条道路的问题，不同派别对中国发展实业的路径上存在着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方向之间的争论。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张东荪在《游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中强调，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贫困，改变这一现状的途径不是谈论什么主义而是增加富力、开发实业。马克思主义者们对张东荪这一改弦易辙、抛弃主义、盲目开发实业的主张给予严厉反驳，因为这将不可避免地重蹈西方资本主义的覆辙。他们认为，开发实业、增加富力是毋庸置疑的，但只有倡导社会主义才能确保大多数人过上“人的生活”。

    关于中国是否需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无政府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都表示反对。马克思主义者们对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有明确阐述：周佛海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论证了夺取政权对社会改造的必要性，强调若政权不被无产阶级掌握，当前的政治状况将妨碍任何社会改造的成功。李达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目的和手段，并以俄国为例，认为只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确保对资产阶级有效打击，从而为社会改造创造有利条件。总之，周佛海和李达的观点都强调了夺取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对于实现社会改造的迫切性，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目标提供了理论支持。

    《社会主义讨论集》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影响

    （一）推动科学的理论武装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讨论集》对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批评主要以马克思学说为理论武器，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先进的知识分子。五四时期，科学理论与工人阶级相结合，除了自主学习与传播的结果，更多依赖先进知识分子的外部输入和宣传，他们具备丰富的理论知识和社会责任感，注重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发掘工人阶级的力量，引导其走上无产阶级革命之路。先进知识分子在社会新思潮传播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通过不懈努力，不仅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还促进了社会主义理念在中国的深入发展。

    （二）划清改良与革命的界限，确定用阶级斗争的手段改造社会的方式。无政府主义主张通过少数人的暴动和普及教育来推动社会变革。基尔特社会主义则主张通过发展实业和教育，走资本主义改良之路。李达在《无政府主义之解剖》中指出，政权的夺取需要武装力量，而革命的成功必须依赖于有组织的武装力量，而不只是通过个体的暴动和普及理念。此外，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改良是一种不经济、难以实现的慢性改造。施存统从唯物史观的角度论述要想解决中国问题，“惟有一切被掠夺被压制的阶级一同起来实行无妥协的‘阶级斗争’”。总之，《讨论集》揭示了不同派别对中国社会问题不同解决方式的思辨，突显了当时社会主义革命和改良主义之间的理论斗争。

    （三）加深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推动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1920年，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张东荪在内地旅行后得出观点：“中国的唯一病症就是贫乏，中国真的穷到了极点”“除了通商口岸与都会的少部分人，中国人大多数都未曾享有‘人的生活’”。这引发了关于中国国情的广泛讨论。李达认为“国内新式生产机关绝少”，李汉俊分析了中国社会混乱的根源，主张只有进化到社会主义才能有效结束当前的混乱状况。因为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资本主义无法充分发展，直接走向社会主义是必要的，也能在短时间内解决社会混乱问题。这表明先进知识分子很早就认识到，中国应根据自身国情来决定走哪条道路，而不能盲目照抄外来经验。

    （四）坚定选择科学社会主义，具有举旗定向的重要意义。《讨论集》展现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上的卓越成果，即中国选择科学社会主义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这一讨论的价值不仅在于确认只有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能够拯救和发展中国，同时也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先进知识分子最终选择科学社会主义，标志着在众多社会主义派别中确立了正确的方向，具有举旗定向的重要意义，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讨论集》的思想观点不仅是理论上的探索，更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提供了有益借鉴。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历经坎坷曲折，但仍有陈独秀、李大钊等著名人物办报办刊、著书立说，有《新青年》《社会主义讨论集》等期刊书籍发表文章、传播思想。《社会主义讨论集》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文本，承载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重要功能，对于推动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起了关键作用。彼时，笔杆子是先辈们传播马克思主义、对抗旧思想的重要武器。而在当下，笔杆子则是我们每一位新时代青年坚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阵地的重要武器，而这也正是那场“大讨论”带来的新的意义。

    （作者张莉为北京印刷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袁雪为北京印刷学院红色出版研究中心副主任、新闻传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