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后，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当时党内许多领导干部和党员都以为有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就会像俄国一样很快取得胜利。但出乎人们意料的是，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一度取得了重大胜利，但由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的背叛，革命不到三年时间就遭遇失败，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倒在了血泊之中。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发动武装起义，深入农村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再次取得了重大胜利，全国红军人数最多时达到30万人，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红军不得不进行长征，根据地和红军损失92%，白区工作几乎全部被破坏。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简单照搬马克思主义书本和外国革命经验，是不能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193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长征路上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纠正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此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明确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觉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并在它的指导下制定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先后指导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胜利，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中国1956年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又及时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任务，开始独立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经过20多年的艰辛探索，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两次结合所形成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改变中国？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解放思想，正确理解和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第一次结合和第二次结合的成功，都是从解放思想开始的。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是在结束了王明教条主义在党内的领导以后，才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也是在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以后，把人们的思想从“两个凡是”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这说明，要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必须首先解放思想，正确理解和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掌握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武器。中国共产党解决这个问题的成功经验可以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必须完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针对党内外存在的没有认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机械照搬、断章取义、随意歪曲、错误附加等问题，中国共产党进行了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再认识，引导全党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形成了正确的理解和科学的态度。

    第二，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理论武器。为什么要强调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呢？这是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有些科学真理反映的是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律，以及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运动的一般规律，对于解决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问题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和指导性。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也有一部分同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相联系，只对这些具体事件或具体问题具有真理性和指导性的原理，我们通常称之为具体结论，这一部分科学真理就不属于普遍真理的范围。我们要解决中国问题，只能选择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为指导，以对整个人类社会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科学原理为指导。

    第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行动指南不是具体答案。恩格斯多次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条，而是方法。他提供的不是现成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毛泽东形象地用“有的放矢”来表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出是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中国革命之“的”。在这里，马克思主义是武器、方法，而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具体答案。用这个“矢”去射中国革命之“的”所产生的结果，即我们今天称其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答案。邓小平同样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他还特别强调，我们“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当前实际，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第四，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理论武器解决中国问题，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又在解决中国问题中得出马克思主义新结论，成功地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有机统一起来。这是中国共产党创造的一种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有效方法和成功经验。

    第五，在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反对两种错误倾向。毛泽东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提出要反对主观主义。主观主义包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两种不同倾向：一是不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验主义，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具体问题时产生的教条主义。邓小平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结合当时改革开放实际，同样也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实际问题上的僵化保守思想。

    二、准确把握基本国情，坚持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

    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问题的时候，是从当时的中国实际出发，使理论为分析和研究中国问题服务，还是从理论出发，用理论来剪裁中国现实生活？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遇到的首要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实际运用问题上，是坚持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

    关于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去解决各国的实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已经给出了十分明确的回答。他们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而“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时完全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这个要求，坚持一切从中国的具体实际情况出发，尤其是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毛泽东明确指出，要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就必须以中国的国情为对象，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研究该问题。他在领导全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撰写了大量研究中国社会的著作，并号召全党要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国内国际的环境、革命的敌我友各方动态等进行系统而周密的调查研究。他特别强调要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确定中国革命的任务、对象、动力等一系列问题。他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书中指出：“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

    如果说毛泽东在对中国基本国情的研究中，十分重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那么邓小平对中国基本国情的研究则十分重视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因为中国和俄国的革命一样，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的，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与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存在很大差距。列宁逝世后，苏联对这个问题缺乏清醒认识，错误地认为其在1936年已经基本建成了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并很快宣布苏联开始向更高的共产主义社会过渡。苏联的这种做法严重影响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使这些国家普遍对本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水平估计过高。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比苏联还要落后的国家，但在1958年以后也受到苏联这种认识的影响，出现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水平估计过高和急于向社会主义更高阶段甚至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这种错误认识是中国出现“大跃进”和“左”的错误的重要根源。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坚决纠正了这种严重脱离中国实际的“左”的错误及其造成的影响，经过探索认识到像中国这样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在革命胜利后必须经历一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来实现现代化、社会化、商品化，这个阶段由1956年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开始，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结束，前后大约需要100年的时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含义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中国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二是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都是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提出来的。这些路线方针政策符合中国实际，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实践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优越性。

    三、运用实事求是的方法，得出符合实际的科学结论

    怎样才能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其根本的方法是实事求是。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最重要的东西，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活的灵魂，我们过去搞革命靠的是实事求是，现在搞现代化建设仍然要靠实事求是。按照毛泽东的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第一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是社会主义时期的第二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个理论武器，研究中国国情的具体过程，揭示事物之间内部联系的过程，认识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的过程。总之，是要通过实事求是的方法，达到对中国国情的正确认识和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为我们的行动提供科学的根据。通过实事求是的方法，正确认识中国的基本国情，并从中引出必要的结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任务。

    要做到实事求是，就必须解放思想。毛泽东同志发表的《反对本本主义》等著作，目的就是要把人们的思想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真正做到按照实事求是的方法解决中国问题。邓小平认为，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条件，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目的，只有思想解放了，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集中阐述了怎样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被视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后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同时，提出了与时俱进；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同时，提出了求真务实。这样就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系统的方法论，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农。实事求是是核心，无论是解放思想还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都是为了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既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精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都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实事求是的方法，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创出来的。

    四、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三个有利于”价值取向

    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是一个实践探索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认识深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取得了伟大成就，也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失误，不能认为在这个过程中所形成的一切观点都是完全正确的，都是符合客观实际的。这就需要一个对理论的真理性进行科学检验的标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在如何对待毛泽东的著作和观点问题上就突出表现出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成功解决了这个问题，全会明确指出，在毛泽东的著作和言论中，只有那些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科学真理的，才属于毛泽东思想。这个标准既适用于毛泽东思想，也适用于所有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经过这次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深入人心，成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一大特点和优势。

    在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同时，邓小平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还根据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提出“三个有利于”的价值判断标准，即“主要是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个价值判断标准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价值判断标准和人民利益价值判断标准的综合运用和创造性发展，为我们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确定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不能做的提供了科学的判断标准，对于彻底解放人们的思想，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利用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