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始建明朝,都城定于南京。后来,明成祖朱棣在位时,把都城迁到北京。朱棣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实行迁都的,迁都北京具有什么意义呢?
定都南京的利弊
要说明朱棣迁都北京的原因及其意义,必须先了解朱元璋定都南京的背景及其利弊。
在元末农民战争中,朱元璋以应天为基地发展其势力,并在应天称吴王。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当其北伐军攻下山东,即将攻取元大都(今北京)之时,朱元璋就在应天即皇帝位,建立明朝。但是否把应天定作明朝的都城,他一直犹豫不决。都城的选择,一般要把军事、经济和地理条件等各种因素结合起来考虑。应天背靠钟山,面临长江,虎踞龙盘,形势非常险要。它所在的江南地区,又是当时全国的经济中心,不仅盛产粮食,而且拥有发达的纺织业、制盐业和繁荣的商业,所谓“天下财赋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大学衍义补》卷八五,《都邑之建》上),经济条件也很优越。但从军事的角度来考虑,应天的位置偏于江左,距离对元朝作战的北方前线太远,不便于朝廷部署军事和指挥、调动部队。同时,朱元璋认为,历史上在此地建都的东吴、东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六朝都命数不久,这也是不吉利的。因此,大臣们便提出建都汴梁(今河南开封)的建议。朱元璋于洪武元年三月亲赴汴梁实地考察。考察后,他觉得汴梁地处中原,位置适中,决心在此建都,但感到这里无险可守,是个“四面受敌之地”(《国初事迹》),又决定把应天也定作都城,实行古已有之的两京制。八月,下诏以应天为南京,汴梁为北京,天子于春秋往来巡狩。
但是,就在诏书颁发的第二天,北伐军攻克大都,推翻了元朝的统治。全国的政治、军事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还要不要在汴梁建都呢?朱元璋“会议群臣”,大臣们鉴于北方蒙古贵族的残余势力尚未消灭,仍主张在中原建都,并提出几种不同的方案:“或言关中(指长安,今陕西西安)险固金城,天府之国;或言洛阳天地之中,四方朝贡,道里适均,汴梁亦宋之旧京,漕运方便;又言北平(大都攻克后改名北平府)元之宫室完备,就之可省民力。”朱元璋认为这些意见都有合理之处,但又都不适应当前形势,说:“长安、洛阳、汴京实周、秦、汉、魏、唐、宋所建国,但平定之初,民未苏息;朕若建都于彼,供给力役悉资江南,重劳其民;若就北平,元之宫室不能无更作,亦未易也。”(《明太祖实录》卷四五)朱元璋又有浓厚的乡土、宗族观念,另外提出在南京及其故乡临濠建都的方案,认为南京“长江天堑,龙蟠虎踞,江南形胜之地,真足以立国”,可作都城,但它“去中原颇远,控制(北方)良难”,而离中原稍近的临濠“则前江后淮,以险可恃,以水可漕”,以它作为中都,既可补救定都南京的不足,又可满足自己和淮西勋贵衣锦还乡、共享安乐的愿望。尽管一些有远见的臣僚持有不同意见,刘基也认为“中都曼衍,非天子居也”(《国榷》卷四),但朱元璋所倚重的一帮淮西勋贵,皆一致拥护朱元璋的方案。从洪武二年九月起,朱元璋便在临濠大兴土木,营建中都。这项工程持续了六年,终因力役供给都要仰给江南,劳费太甚,民不堪命,发生了工匠的“厌镇”事件,不得不半途停罢。朱元璋决心抛弃乡土、宗族观念,于洪武十一年下诏改南京为京师,商议了十年之久的定都问题才算解决。
在南京定都,可以免去另建新都的大量耗费,又能就近从江南地区取得粮食和其他物资的供应,这是有利的一面。不利的一面是远离北方,不便于对付蒙古贵族残余势力的侵扰。元朝的统治被推翻之后,元顺帝带着一帮大臣逃出大都,“旋舆大漠,整复故都”,“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也,归附之部落不下数千里也,资装铠仗尚赖而用也,驼马牛羊尚全而有也”(《明史纪事本末》卷一〇,《故元遗兵》)。他们图谋恢复对中原的统治,经常派兵南下骚扰,对明朝构成严重威胁。针对这种状况,朱元璋在北方边境沿长城一带,遍置卫所,屯驻军马,加强防御,并在平定辽东后,置北平行都指挥使司于大宁(今内蒙古宁城西),东与辽阳、西与大同相应援,作为北方的三大要塞,重点扼守蒙古骑兵南侵的要道。同时,在分封诸子为藩王时,朱元璋又特地将九个儿子封在长城内外,东自辽阳,西至甘肃,设置辽、宁、燕、谷、代、晋、庆、秦、肃九个封国。他授予这些藩王以雄厚的护卫兵力和军事指挥大权,以此来弥补都城远离前线、朝廷指挥困难的缺陷。
不过,朱元璋尽管采取了各种补救措施,但因都城偏处江左,仍不免有鞭长莫及之虞。在晚年,他还拟迁都长安或洛阳。洪武二十四年八月,特派皇太子朱标巡视西北,绘制关、洛形势图。不料太子回来即病死,朱元璋只好打消迁都的念头,伤心地说:“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新定,不欲劳民。且废兴有数,只得听天!”(《天下郡国利病书·江宁庐州安庆备录·南京》)。
明成祖的迁都决定
明成祖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洪武三年被封为燕王,十三年就藩北平。他“智勇有大略”(《明史》卷五,《成祖纪》一),就藩后,数从备边北平的开国名将徐达学兵法。徐达死后,开国大将因受胡惟庸、蓝玉两案牵连,多遭诛戮,朱棣遂与秦、晋二王并当北方边防之任,屡率诸将出征,并奉命节制沿边兵马,从此威名大振。他拥有一支十万人的护卫武装,是诸王中实力最强的一个,早有继承皇位的欲望和野心。
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朱元璋病死,皇太孙朱允炆继位。朱允炆感到“拥重兵,多不法”(《明史》卷四一,《黄子澄传》)的诸王对他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便与大臣齐泰、黄子澄谋议削藩。到建文元年(1399年)六月,已先后削废了五个藩王,接着准备向燕王朱棣开刀。朱棣早就预谋夺位,遂于七月指齐泰、黄子澄为奸臣,援引朱元璋《祖训》关于藩王有权向朝廷索取奸臣的规定,以清君侧为名,举兵反叛,号为“靖难”。经过三年多的战争,他成功攻入南京,夺取皇位。永乐元年(1403年),诏“以北平为北京”,“称为‘行在’”(《明史》卷六,《成祖纪》二)。朱棣即位后,为防备其他藩王仿效其办法起兵“靖难”,动摇他的统治,决定营建北京,待完工后,迁都于此。
营建北京与正式迁都
然而,北京的营建工程并没有如期动工,不久连采木也停了下来。这是因为,当时还不具备大规模营建北京和迁都的条件。
历时三年多的“靖难”之役,对社会生产造成严重破坏。战争期间,“中原无辜赤子,困于道,迫于输,民不聊生,日甚一日”(《明朝小史·建文纪·机密奏》)。战争过后,“淮以北鞠为茂草”(《明史》卷七七,《食货志》一),田园荒芜,经济凋敝,国家的财政收入大为减少。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国家收入的税粮达三千二百二十七万八千九百八十三石,布帛达六十四万六千八百七十匹,至“靖难”之役结束时的建文四年(1402年),税粮只有三千零四十五万九千八百二十三石,布帛五万六千七百四十四匹(《明太祖实录》卷二一四,《明太宗实录》卷一五)。此后,虽然朱棣采取了一些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使国家的财政收入有所增长,但又发生了下面的几件事,使财政的支出大为增加。一是皇后徐氏在永乐五年(1407年)死去,朱棣为之营建昌平寿陵,十一年葬徐氏于长陵后,长陵的营建仍在继续,至十四年三月才告竣工。二是与越南发生连年的战争,接着又与蒙古进行大规模的战争。永乐七年,朱棣派丘福率精骑十万北征,次年又“自将五十万众出塞”(《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征讨鞑靼。永乐十二年,朱棣又“发山东、山西、河南及凤阳、淮安、徐、邳民十五万,运粮赴宣府”(《明史》卷七,《成祖纪》三)。营建长陵和连年的战争,都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使明廷更难以筹集营建北京所必需的巨额资财和工役。同时,当时北方的粮食不能自给,必须仰给江南。但会通河“岸狭水浅,不任重载”(《明史》卷一五三,《宋礼传》),在洪武二十四年黄河决口后更是淤塞不通。漕运受阻,陆运又十分艰难,海运则更有风涛之险。在漕运问题解决之前,北京的粮食和物资供应缺乏保证。这样,营建北京的计划就只得推迟了。
过了十年左右的时间,营建北京和迁都的物质条件才逐渐成熟起来。首先,生产有了较大的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重现繁荣的景象。朱棣夺位后,继续推行朱元璋的移民屯垦政策,尤其是移民到北京屯垦,加强对北京地区的经济开发,如永乐元年“发流罪以下垦北京田”“徙直隶、苏州等十郡、浙江等九省富民实北京”,二年、三年各“徙山西民万户实北京”,十四年“徙山东、山西、湖广流民于保安州(今河北怀来西)”(《明史》卷六,《成祖纪》二;卷七,《成祖纪》三)。此外,还采取措施赈济水旱灾区,特别是受“靖难”之役影响的地区。建文四年诏:“山东、北平、河南被兵州县,复徭役三年,未被兵者与凤阳、淮安、徐、滁、扬三州蠲租一年,余天下州县悉蠲今年田租之半”,永乐元年“命宝源局铸农器,给山东被兵穷民”(《明史》卷五,《成祖纪》一;卷六,《成祖纪》二),二年“命太仆寺给山东屯牛”(万历《明会典》卷二〇二,《屯种·牛只》)。这些措施的实行,使生产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国家的财政收入因此大量增加。到永乐十一年(1413年),政府征收的税粮达三千二百三十五万二千二百四十四石,布帛达一百八十七万八千八百二十八匹(《明太宗实录》卷一四六)。《明史·食货志》载:是时“屯田米常溢三之一”,“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这就为营建北京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其次,会通河已经得到治理,可以通漕转输。永乐九年,朱棣采纳济宁州同知潘叔正的建议,命工部尚书宋礼督疏会通河,兼治黄河,由是“运道以定”(《明史》卷八五,《河渠志》三)。十三年,又命总督漕运的陈瑄开凿清江浦,打通淮河与淮南漕河的阻塞,“由是漕舟直达于河,省费不訾”(《明史》卷一五三,《陈瑄传》)。这样,贯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又复畅通,载重三五百石以至千石的漕舟可以顺利地往来航行,江南的粮食和丝绸布帛等物资源源不断地输往北方,北京的供应有了保障。营建北京的时机来到了。
永乐十四年八月,朱棣下令在北京“作西宫,为视朝之所”(《明太宗实录》卷一七九),揭开了营建北京的序幕。八个月后,西宫建成,为营建北京的宫殿腾出地方,下一步就准备着手大规模营建北京。为慎重计,朱棣于永乐十四年十一月特地在南京召集文武群臣讨论营建事宜,群臣一致上疏:“北京乃圣上龙兴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东连山海,南俯中原,沃壤千里,山川形胜,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诚帝王万世之都也。宜敕所司营建。”(《明通鉴》卷一六)营建之议遂定。
永乐十五年六月,北京的营建工程正式动工,“凡庙社、郊祀、坛场、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国朝典汇·工部·都邑城池》)。工程主要分为京城、皇城与宫城三个部分。京城也叫内城,大体上取元大都的南部,而将南边的城垣向南拓展二里多。皇城基本上取元城的旧址。宫城又叫紫禁城,里面是宏伟的宫殿。由于元宫已在洪武时拆除,这些宫殿实际上是重新建造的,它们虽仿自南京,但更加壮丽。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十万优秀工匠和上百万民工,充分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和高超的建筑技术,经过三年半的艰苦劳动,终于把北京建造成一座雄伟的城市。
永乐十八年九月,在营建工程即将完成之前,朱棣下诏自明年起改北京为京师。十二月,北京的宫殿建成。永乐十九年正月,朱棣于奉天殿受朝贺,把都城正式迁到北京。迁都之后,南京成为“留都”,南京诸司的设置继续存在,称为“留守”,北京与南京,并称“南北两直隶”。时人称:“并建两京,用南京之财赋,会西北之戎马,无敌于天下。”(《大学衍义补》卷八五,《都邑之建》上)
朱棣迁都北京,这是明朝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迁都北京后,“以天子备边”,大大加强了北方的军事力量。这对于维护北方边境的安全,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具有积极意义。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教授,本栏目文章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陈梧桐精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