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防治中，中医药大放异彩。两年前的5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专门去了医圣祠，了解张仲景的生平和对中医药发展的贡献。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中医科学院成立60周年贺信中明确指出，要切实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

    就中医药传承和发展，本刊记者专访了首届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优秀奖获得者、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直门医院肾病内分泌科主任赵进喜教授。

    中医具有鲜明文化特质

    “中国有两套医学体系，一个是中医，一个是西医。”赵进喜说，中医是相对西医而言的，是在西方现代医学传入中国以后才被提出来的。在西医传入中国以前，中医就叫医学，而不是中医学。

    “中医强调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认识全身的五脏六腑、经络气血，也是强调整体观的。”赵进喜说，中医认识疾病，强调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地域，因为时间和地点不同，常发病、多发病不同，还强调不同的体质，因为即使同一种病，针对不同体质的处置方法也会不同。

    “司外揣内”是中医的基本思维方式，即根据外在临床表现推测一个人的健康状况。赵进喜介绍，主要方法是通过症状、体征、舌苔、脉象等进行诊断。“就像挑西瓜一样，看看皮色、听听声音，判断西瓜成熟了没有。如果换作西方现代医学，则是直接用探针取出一点瓜瓤，用化学分析的方法分析糖分含量，进而判断是否已经成熟。”与西医认识病因通过分析细菌、病毒不同，中医是根据临床症状，推测病人的风寒、暑湿、燥火等疾病。

    赵进喜介绍，中医治疗疾病的药物主要是天然药物，包括植物药、动物药和矿物药，其中以植物药为主体，所以中药又称“本草”；治疗的手段主要是自然手段，比如针灸、按摩、推拿等，虽然中医也会进行一些小手术，但总体来说，创伤性的手术比较少。

    在赵进喜看来，中医不仅能治病，具有科学内涵，还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质。“如阴虚火旺、心肾不交、木火刑经等，这些描述病情的语言并不是现代医学词汇，而是具有显著东方文化色彩的语言。”

    什么是中医学？基于上述阐释，赵进喜总结道：“中医学是中华民族先人发明创造的，基于天人相应整体观，采用‘司外揣内’的基本思维方式，运用天然药物和自然手段，针对人体的各种疾病，进行个体化防治的一门知识体系。它既有科学内涵，又有文化特质；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传统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

    中医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

    2015年，在给中国中医科学院成立60周年的贺信中，习近平总书记把中医称为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赵进喜认为，这回答了“中医到底是不是科学”这一问题。

    赵进喜说，中医不仅在古代是一门科学，而且是古代最宝贵的科学。但是，它和建构于数理化基础之上的现代科学又完全不同。“中医的产生和发展主要来源于临床实践，包括一些修身养性的个人体验，中医也有解剖学的基础，但是它又受到传统哲学的巨大影响，比如阴阳学说、五行学说等。”赵进喜说。

    “在跟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历代医家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赵进喜首先提到的是张仲景。张仲景生逢汉末乱世，建安政权建立不到10年，他的宗族200多人就死了三分之二，其中多数都是外感热病去世的。大灾之后的大疫绵绵不绝。曹植在《说疫气》中写道：“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传染病肆虐，人们的生命健康遭到巨大威胁，出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写成中医经典《伤寒杂病论》。

    后来历代医家中，也不乏张仲景这样的医之大者。李东垣生活的金元时期同样战乱频发，中原地区尤甚。“为何在金元四大家里，三人都出自河北？因为那时候宋金元交战的核心区域就是今天的河北地区。”赵进喜说，元太和二年，汴梁城瘟疫流行，李东垣发明普济消毒饮，并把处方写在木牌上，在十字路口等人员聚集之地将木牌钉在墙上，供大家抄用，救人无数。

    明末崇祯年间再遇瘟疫流行，吴又可写就《瘟疫论》。他认为瘟疫不光关乎风寒湿热，还在于天地间独有一种杂气存在，它非寒非热非湿，人一旦感染了这种杂气就会传染。于是，他提出邪伏膜原理论，并发明处方达元饮。赵进喜说：“在2003年抗击非典和这3年抗疫中，达元饮依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处方。在治疗流感等多种传染性疾病中，达元饮也都很有疗效。”

    中医的保护和传承

    中医传承发展至今，并非一片坦途。清朝末年，随着西学东渐的影响，中医学受到巨大冲击。到了国民党汪伪政权时代，还曾提出废除中医的建议。当时，以北京四大名医为首的中医前辈们奋力抗争，谱写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赵进喜提到前段时间上映的《老中医》，他认为该剧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但也存在一定不足，最大的问题是着重讲师傅带徒弟，没有反映出近代中医的精髓。“实际上，近代中医最值得称道的行为并不是行医，而是办学，这才是近代中医抗争的精髓。”

    1916年，孟河医派传人丁甘仁首创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后改名上海中医学院），该校是中国第一家经政府备案的中医院校。之后，北京四大名医在兴办中医院校方面也颇有建树。

    “这幅画是蒋兆和画的张仲景，在上面题字的就是蒋兆和的岳父萧龙友。”指着办公室墙上的一幅挂画，赵进喜告诉记者，萧龙友是北京四大名医之首，他和北京四大名医中的另两位孔伯华、施今墨共同创办了北平中医学校。后因办学理念不同，施今墨又开办了华北国医学院。

    据介绍，华北国医学院培养了诸多中医人才，施今墨学派也人才辈出，前三届国医大师中每届都有施今墨学派的医家，比如第一届的李辅仁、第二届的吕景山和第三届的吕仁和。

    吕仁和是赵进喜的导师，曾直接师从施今墨。谈到师祖施今墨，赵进喜滔滔不绝。他说，施今墨有着开放的胸怀，是最早运用血压仪、体温计的医家，在《施今墨医案》中，他把西医病名引入中医诊断。施今墨的学生中，祝谌予很有名气，出师后，施今墨将他和女儿一起送去日本学习西医。新中国成立前，施今墨是当时中医研究院的专家之一，他全心致力于中医现代化和中医科学化。“施今墨既是中医临床家，又是中医教育家，也是中医改革家。”赵进喜说，在近代中国，中医学校人才培养是事关中医存亡的关键，是保护、传承和发展中医最重要的举措。

    1956年，在北京、南京、成都、上海、广州，五大中医院校成立，中医学开始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60多年来，这些院校已经培养出大量优秀的中医人才。

    进入新时代，中医在疫病防治和慢性病防治方面的优势被越来越多人熟知和认可，中医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党和国家一系列利好中医的政策法规相继出台，中医发展正迎来最好的时代。赵进喜说，全中国人民的健康需要中医，全世界人民的健康也需要中医。政策好，落实也很关键。要想办法打通“最后一公里”，让中医真正惠及百姓，实现更好的保护、传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