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与智识阶级》：预热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文物影像】
这本《共产主义与智识阶级》小册子只有10页，全书5600余字。封面印有中英文对照的书名，顶端还有一行英文小字“All Power to the Workers”（一切权力归工人阶级）。小册子的作者是“田诚”，1921年6月在汉口印刷发行。在它出版发行一个多月后，中国共产党在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宣告成立。作为较早宣传共产主义的重要著作，这本册子的作者田诚究竟是谁，至今一直没有定论。
【家国故事】
首次公开主张在中国建立共产党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相关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1920年秋至1921年春，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纷纷成立。《共产主义与智识阶级》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版发行的。虽然这篇文章的作者和写作情况还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是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成果，而且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文章探索了中国革命的一些最基本问题，公开主张在中国建立共产党。
例如，这篇文章突破了之前将中国社会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局限，提出了“公共半殖民地”的概念。在这一全新判断的基础上，《共产主义与智识阶级》重新分析了工人、农民、资本家、地主、知识分子等社会各阶级的情况，初步回答了中国革命的对象、领导者和同盟军等基本问题。文中写道，在大都市中“随处可以看见的高楼大厦，哪一个不是劳动者流了许多血汗造成的，现在住的却都是强横无人性的外国或本国的资本家”“那些替他们流过血汗的无数劳动者，或是缩在矮小污秽的茅屋里，或是流落在街道上，现出极褴褛饥饿不堪的样子”。
在农村，农民的处境更惨，文章用形象生动的语言描绘了农民的悲惨处境。“他们自己没有田地，或是自己的田地只能够养活几只小鸡，因此他们不得不向地主租点地来耕种”，但是地主却可以养尊处优地坐在家中，“得到他的佃户供奉他半数以上的田地产物”“更加上军阀的互斗、兵匪的劫掠，造成了惨痛的生活艰难的现状。一般贫民不是惨遭杀戮，就是流离失所，绝大的饥荒也就因此发生了”！
文章指出“我们——特别是无产阶级——所受的种种痛苦，都是私有财产制度赐给我们的。就是军阀官僚的专制，也是依附资本主义与私有财产制度，狼狈为奸的”，明确提出中国革命的对象应是国际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以及国内的军阀、资本家和地主。而且，对于“智识阶级”，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知识分子阶层，它认为应该把“智识贡献到劳动者的脑袋里去”。所以，文章最后呼吁，作为中国革命领导阶级的工农劳动者，应该和知识分子一道，“在国际红色旗帜之下，推广这个革命的运动”。
究竟谁是“田诚”？
这本小册子的语言极富鼓动性，文风更是大气磅礴。作者田诚究竟是谁，党史研究者存在多种说法。有学者认为田诚是李大钊先生的笔名，这篇文章应该为李大钊所作。
事实上，在中共中央第一份机关报《向导》中，曾出现多篇署名为“田诚”的文章。这些文章大部分发表于1922年至1923年间，根据《向导》的特点，这位“田诚”应该是当时中共中央的某个领导同志。有学者认为，田诚在《向导》周报上发表文章的排序，在第二届中央委员“致中”（即邓中夏）、“特立”（即张国焘），甚至在陈独秀之前，说明田诚在中央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很可能田诚就是李大钊。
而且，这篇文章“代表了当时最高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提出了中国革命最基本的问题”，也只有李大钊才能写出这样高水平的文章。
近年来，也有学者认为《向导》文章的作者“田诚”很可能是蔡和森，也有学者认为是陈独秀。无论这位“田诚”是谁，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他一定是具有深厚理论功底的共产主义者。
《共产主义与智识阶级》的出版在社会上无疑产生了巨大反响，我们甚至可以推测，这本发表在中共诞生前一个月的小册子，很可能就是一次策划已久的宣传活动的资料，对党的一大的召开起到了统一思想、制造舆论的作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1921年7月7日在给共产国际的信中说：“我们的一个同志写了名为《共产主义与智识阶级》的小册子，它当即被一抢而空，还往其他城市寄了一些。”
那么，它的出版地为什么会是汉口？事实上，在中共创建历史上，武汉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1920年8月，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该处成为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随后，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汉率先成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而且，武汉当时还是重要的马克思主义传播重镇，其重要性仅次于上海和北京。董必武、陈潭秋、恽代英等人当时都在武汉地区，通过书籍、文章等载体传播马克思主义。例如第一本介绍俄国革命和苏俄情况的书《劳农政府与中国》，就是1920年6月由汉口新文化共进社组织刊印的。所以，《共产主义与智识阶级》在汉口印发并非偶然。
二大文献：白色恐怖下的幸存
【文物影像】
相信每一位共产党员对《共产党宣言》都不会陌生。毛泽东说，正是《共产党宣言》这部马克思主义著作，使他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邓小平讲，“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正因为这本书的巨大号召力，革命战争年代的反动政府视其为洪水猛兽，不断进行封禁和销毁。然而，依然有一批革命志士在白色恐怖中用生命守护这本信仰之书，使革命的火种得以传播和延续下来……
【家国故事】
山穴藏文献
中共一大纪念馆陈列着两本早期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其中一本“9月版”的淡蓝色封面上，“张静泉（人亚）同志密藏山穴二十余年的书报”一行字格外引人注目。这行小字的背后，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共产党宣言》最早的德文版出版于1848年。1920年8月，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在上海正式出版。这是中文印行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发行后立刻被抢购一空，当年9月出版了第二版，立刻又销售一空，后来又经过多次出版。《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的出版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理论引导。
当《共产党宣言》在上海火热发行时，22岁的张人亚正在上海积极参加工人示威游行活动。他和其他年轻人一起贴布告、发传单，从事社会政治活动。由于工作积极，1922年11月，张人亚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党组织安排到商务印书馆，从事中共中央机关刊《向导》的出版发行工作。他得到《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后，立刻将其收藏起来。
1922年7月，党的二大在上海秘密召开。会后，中央将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决议等重要文件印在小册子上，秘密发给党内同志。张人亚深知这些文件的重要价值，拿到后进行了妥善保管。
1927年4月，“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中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搜捕、残害共产党员。当时，在中共江浙区委宣传部工作的张人亚为他手里收藏的这些党内珍贵文献忧心忡忡。1927年底，他秘密回到了宁波老家，将这批文件交给父亲张爵谦保管，随后匆忙离开。如何在一片白色恐怖中保护好儿子郑重托付的文件呢？张爵谦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就在第二年春天，张家后山上多了一座衣冠冢。张爵谦告诉乡亲们，儿子已经在上海牺牲了。他顺利瞒过了附近的村民，没人怀疑坟冢里是什么。事实上，衣冠冢里埋藏的，正是用油纸层层包裹好的文件。张爵谦默默地将这个秘密埋在心底，只希望有朝一日儿子回来，能够“物归原主”。
谁知道，这一等就是几十年。1932年，张人亚接受组织安排，在中央苏区担任印刷局局长。由于长期的艰苦工作，他积劳成疾，不幸于当年冬天去世。由于当时信息不畅，张爵谦并没有收到这个消息。新中国成立后，已经耄耋之年的张爵谦依然没有等来儿子的任何消息，他决定将共产党的东西交给共产党。于是，他打开了当年的墓穴，取出依然完好的文件，由三儿子张静茂带回上海交给有关部门。
张静茂回到上海后刻了两枚纪念章，长方形印章上书“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山穴二十余年的书报”，盖在各种书报上；另外一枚正方形的印章上书“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盖在一些重要的党内文件上。后来，这些珍贵文物分别捐献给了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和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
除了早期版本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和部分书报，这批文物中最珍贵的要数党的二大通过的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二大文件集，这是至今唯一存世的中共二大中文文献，目前珍藏于中央档案馆。现在，张人亚留存下来的大部分文物都已作为国家一级文物，保存在中央档案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和中共一大纪念馆，成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的重要见证物。
乡村传圣火
山东东营市历史博物馆珍藏着另一个早期版本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已经褪色的水红色封面隐约可见马克思半身肖像，上面是印错的“共党产宣言”几个字。这就是1920年8月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文首印版，那印错的书名也成为这一版本的重要标志。目前，全国发现的“8月版”可能只有十几本。这么珍稀的版本，为什么会出现在山东省东营市历史博物馆？
由于当初印数十分有限，加上反动政府的长期封禁，最早期版本的《共产党宣言》在新中国成立后已经难觅踪迹。
1975年1月，《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的翻译者陈望道在北京开会时，受北京图书馆之邀来到善本组参观，工作人员拿出几种《共产党宣言》的早期版本，请他帮忙鉴定。陈望道从中选出一本，认定该版就是1920年8月印刷的首版。遗憾的是，这一版本缺少封底和版权页，属于残本。
就在同一年秋天，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刘集村一名叫刘世厚的老人，将一本水红色封面的《共产党宣言》捐献给了广饶县博物馆。当时正值“文革”，博物馆对这件文物没有足够重视，一直将它放在库房里。一直到1985年，这本陈旧的册子才引起相关部门重视。消息传到北京，权威研究人员立刻来到广饶，经过仔细考证，揭开了这本书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1921年夏，党的一大代表王尽美、邓恩铭从上海归来时，也带回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宣传品。在王尽美、邓恩铭的领导下，山东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研究会学习的主要文献就是《共产党宣言》。这本书在山东各地辗转，从一个党支部到另一个党支部，从一名党员到另一名党员，到1926年，出现在广饶县刘集村党支部书记刘良才的手里。
广饶刘集党支部成立于1925年春，当时整个支部只有六七个党员。支部书记刘良才经常在晚上召集大家学习《共产党宣言》，宣讲革命道理和文化知识。大家听得津津有味，亲热地把这本书封面上的马克思叫作“大胡子”。
革命的星星之火很快由刘集村燃到广饶全县，1928年12月，中共广饶县委成立，刘良才担任县委书记。大革命失败后，敌人加紧了对广饶共产党组织和党员的搜捕。在白色恐怖下，刘良才和刘集党支部不得不销毁党的机密文件和学习材料，但这本《共产党宣言》被保存了下来。刘良才把它包裹好，藏在家里。
后来，刘良才被省委调往其他地区，临行前，他把这本《共产党宣言》交给刘集村支部委员刘考文保管。1932年8月，广饶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刘考文估计自己随时有可能被捕，就把它转交给忠厚老实、不太容易引起敌人注意的村民刘世厚保存。
抗战时期，日军和伪军曾三次“扫荡”刘集村，全村房屋几乎被烧光，但这本《共产党宣言》在刘世厚的保护下却安然无恙。解放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部队的侵扰，刘世厚仍不得不到处藏匿这本书，一直到1975年秋，他才放心地把它拿出来捐给了广饶县博物馆。如今，这本书已被评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珍藏在山东省东营市历史博物馆。珍藏它半个多世纪的广饶县刘集村也建起了《共产党宣言》纪念馆，以更加丰富多彩的形式，继续为村民们讲述那个“大胡子”的故事。
（本文节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自从有了党：文物背后的家国
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