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行者”与“敢死队”

    2020年2月29日的下午，正值武汉疫情严峻的时候，我们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讲武汉封城期间，一位快递小哥联合志愿者为医护人员提供后勤保障的故事。故事很感人，评论也很多。那个时候人民日报社的诸位同事和媒体朋友在那里奋战。当时在中央的统一指挥调度下，全国各地驰援武汉，人同此心，大家都想为疫情中的人们做点事。但北京地区要求居家办公，我们就想以这位快递小哥的视角，出版一本书，给后人留下这一段真实的经历。悲壮也好，可歌可泣也罢，总之要留下一段信史。基于这个想法，我就尝试联系这位叫汪勇的快递小哥。

    我们试着从文中和评论中查找线索。很巧的是，置顶评论就是汪勇写的。大概意思是，“你们写我可以，但不要让读者打赏，不要通过消费我挣钱，我个人也不接受任何捐款”。他想得很细、很无私，让我肃然起敬。我们根据他微信名尝试拨打他的电话，一下就联系上了。

    那个时候汪勇已经得了好几个奖励：武汉当地党组织批准他火线入党、顺丰公司给他连升三级、国家邮政局授予他“最美快递员”称号。顺丰老总王卫夸他“汪勇，你真牛”。报道他的媒体和自媒体阅读量几乎篇篇10万+。我们很担心他不愿意出书，或者提出很高的条件。不料他听了这个信息很开心，愿意配合出版社做这件事。

    我们赶紧给分管领导打电话，领导很支持，说他也看到了这个人的事迹，可以直接用《人民日报》报道中用的“生命摆渡人”当书名。

    因为交通不便，我们连合同都没签，就开始了合作。经过沟通，我们与汪勇商量的是他口述，找人来写。起初联系了一家报道过他的杂志，但出于多种考虑，他放弃了，让我帮他找别的人。我们就联系了一位未曾谋面，也在武汉的青年作家沈嘉柯。沈嘉柯当时同千万武汉人一样被禁足，还处于严重胃病中，作为一位曾出版过百万级销量的畅销书作家，他依然没提任何条件，表示一定把这件事做好。

    当时我们确定了几个原则：故事真实、选材有代表性、言必有据。

    考虑到只写疫情期间的事，内容有可能显得单薄，就决定往前延伸，写一下汪勇的成长经历，成一本传记。

    那时候全国人民几乎都待在家里，揪心不已。疫情什么时候能结束，谁也不知道。因为事发突然，武汉的医疗资源严重短缺，各种消息都有。从不惧危险、以身殉职的李文亮医生，到写遗嘱把遗体捐给国家的肖贤友；从患了绝症坚持工作的张定宇院长，到千里赴国难的钟南山院士和王辰院士……那些让人们激愤的、感动的、奋进的人和事，沈嘉柯都逐一整理、核实，并对多位医护人员和志愿者进行电话采访。当时在武汉的医护人员分布在不同的微信群里，我们和沈嘉柯在汪勇的帮助下也“潜伏”在一些群里，亲眼见证了他们的所作所为。

    因为时间太紧张，沈嘉柯每写一部分就会及时传过来，出版社这边同步进行编校。

    因为不能确定武汉的疫情什么时候能结束，所以就选取个节点，以后的情况准备再补充或者写下一本。没想到的是，神奇的举国体制再一次发挥了魔幻般的威力：不到3个月时间就控制住了这场百年罕见的疫情灾难。

    黄鹤楼下水长流，白云千载自悠悠。居家办公的时光过得太快，武汉大学的樱花已落英缤纷。经历过生与死的考验，驰援的人们也已到了挥手作别的时刻。为了给一线医护人员送一束鲜花表达感激，几位武大校友会成员四处寻找，可把武汉花市都翻遍，只淘到几朵。打电话给武汉东西湖郁金香主题公园，回复说：你们来吧。问能给多少，答：一整个公园。而那些将要返回家乡的医护人员，纷纷要求和汪勇合影，并要求汪勇在他们的衣服上签名。

    于是汪勇又买了很多本子，像毕业纪念册一样，请医护人员写下一段话或一个故事，或者对他、对武汉的印象，并给纪念册取名“金银潭日记”。张定宇院长也答应了给纪念册写序，可他实在太忙，最终只签了个名。

    后来我们在《生命摆渡人》一书中选用了10多篇医护人员的手写留念和张定宇院长的照片及签名。

    这样的细节很多，我们在编校的过程中多次被打动。在这本书的最后，引用了一位网友的话：“我们派出的是逆行者，你们自己的全是敢死队，没有他们，十万援军都不够用的。辛苦了。”

    为了保证书稿质量，编辑部还邀请《人民日报》社会版主编李智勇老师做审读。没想到的是，他在审读意见中写道：“审看书稿时，我几度落泪。既为汪勇本人的奉献精神，又为孕育这种精神的文化土壤。中华民族历尽苦难，而文明不绝于缕，正是骨子里有这种坚韧而浑厚的利他精神。”

    小暑刚过，这本书也面世了。出版这本书，对编辑来说，是学习，是提升，更是通过这种特殊方式介入历史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