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佩克“太难了”

    巴西总统博索纳罗2019年11月初宣称，其近日收到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成员国的“邀请”，短期内将与欧佩克各方举行会谈，探讨巴西加入欧佩克的可能性。然而，仅仅经过一周的“研究”，巴西经济部长保罗·格德斯便表示：“对加入一个设定价格和限制产量的垄断组织没有兴趣。”

    实际上，这并非巴西首次收到欧佩克的“纳新”邀请，巴西也并非唯一收到欧佩克邀请的石油市场“新贵”。近些年来，欧佩克显然进入了多事之秋，不但“纳新”进程毫无突破，成员国“退群”也已渐成趋势。

    卡塔尔2019年初退出欧佩克，厄瓜多尔也将于2020年初正式退出，石油市场甚至一度传出“沙特阿拉伯研究欧佩克解体影响”的消息。而欧佩克如今为何陷入颓势，颓势中如何变革，也已成为石油市场讨论的热点。

    日渐萎缩的阵地

    欧佩克陷入颓势，与其大国协商议事的特征逐渐淡化有关。1960年欧佩克成立时，其“五大元老”（伊朗、伊拉克、科威特、沙特、委内瑞拉）的原油总产量为789.1万桶/日，占到全球总产量的37.6%，这“五大元老”也是当时除美国、苏联外，全球最大的5个产油国。

    “五大元老”组建同盟之后，又有卡塔尔、印度尼西亚、利比亚、阿联酋、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等“新贵”相继加入。1973年“石油禁运”爆发时，该组织总产量达到2929.1万桶/日，占到全球石油总产量的53.2%。在当时全球排名前15位的产油国，欧佩克国家占比高达73%。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欧佩克国家被其他“新兴”产油国挤出全球石油产量十五强榜单。到2018年，在全球前十五大产油国中，欧佩克占比已不足一半，而在全球前五大产油国中，也仅剩下沙特和伊朗两个欧佩克国家。大量欧佩克国家退出榜单，意味着欧佩克作为石油生产大国协调机构的功能大幅弱化。

    逐渐消失的剩余产能

    作为一个借助产量调整影响产品价格的卡特尔组织，以“剩余产能”形式彰显产量调节能力，是欧佩克影响国际石油市场的手段。然而，近些年来，欧佩克剩余产能的下降十分迅速。

    这首先源于欧佩克很多资源大国石油生产已陷入自然减产之中。在欧佩克10个产量超过100万桶/日的资源大国中，2008—2012年，有5个国家的平均产量同比出现下滑，而在2013—2017年，安哥拉也加入了这些国家的行列。

    超过一半的资源大国产量同时持续出现下滑，这是欧佩克自建立以来从未曾出现过的情况，而产量持续下滑的欧佩克成员国实际上已经丧失了产量调整的弹性。

    更为严峻的是，欧佩克核心国家沙特的产量调节能力也已不如往昔。

    首先，沙特增产能力已所剩无几。尽管参与了与非欧佩克国家发起的联合减产运动，但2018年沙特高达1229万桶/日的产量水平实际上处于历史最高水平，这也意味着该国已很难通过增产抑制油价上涨。

    其次，沙特财政状况也决定了该国无法接受太大规模的减产。2015—2017年，沙特财政赤字与GDP之比平均达到12.7%。面对30年来最严重政府财政难题的沙特，国家财政的资金需求决定其已很难为支撑油价而大幅削减国内产量。

    而沙特产量调节向来都是欧佩克的“标杆”，其产量调节幅度直接决定了科威特、阿联酋等国的产量调节幅度。沙特产量调整上限和下限的降低，实际上也进一步加剧了欧佩克的“剩余产能”危机。

    无奈变革与有限效果

    由于自身实力已无法提升，充分发掘外力以获得更多可被调用的产量调节能力，便成为欧佩克谋求变革的重要举措。因此，积极吸纳新成员，成为欧佩克最初的战略选择。

    2000年以后，欧佩克召开的很多部长级会议都会邀请非欧佩克成员国以观察员的身份或是以其他形式参加，而且欧佩克在多次会议上也都向非欧佩克国家表明组织的开放性。然而，欧佩克纳新的进程却并不顺利。尽管受到邀请的非欧佩克产油国愿意参加欧佩克组织的活动，但却不愿接受欧佩克的配额约束。

    因此，2007年加入欧佩克的安哥拉也成为1971年之后欧佩克吸纳的唯一一个日产量过百万桶的资源大国。然而，此次纳新也难言成功，因为吸纳安哥拉加盟只是提升了欧佩克的市场份额，却未能减缓欧佩克的“剩余产能”危机，安哥拉加入欧佩克不久，便出现了石油产量的非自愿性下滑。

    由于纳新并不成功，沙特等欧佩克中仍具有产量调节力量的国家积极谋求与组织外大国的合作。也正是源于这种努力，2016年底，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签署“合作协议”之后，双方合作开始朝向正规化和机制化发展，建立起由沙特和俄罗斯牵头的欧佩克/非欧佩克联合部长级监督委员会（JMMC），而这一机构建立之后，其重要程度开始压过以欧佩克部长级会议为代表的内部协调机制。

    从召开频率来看，JMMC每隔两个月召开一次，而欧佩克部长级会议则是每隔半年召开一次，JMMC会议对市场信息的获取更为及时，也能更好地根据市场变化采取行动。2017年以后，沙特等国大多是根据JMMC会议作出产量调整，而欧佩克配额的调整也滞后于JMMC会议上达成的协议。

    此外，欧佩克少数国家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的紧密合作，也在欧佩克内部引发不满，并为之后一些欧佩克国家选择“退群”埋下伏笔。

    JMMC协调机制建立之初，市场曾惊呼“超级欧佩克”的来临。然而，“超级欧佩克”的两个领袖——沙特和俄罗斯却有着不同的追求。在很多场合，沙特提出的目标是削减产量，而俄罗斯则是更倾向于接受冻结产量。

    分歧背后在于双方石油工业发展的差异，这主要是因为沙特石油产量已达到历史峰值，增产乏力，减产更符合其需求，而俄罗斯仍在积极吸引投资，提高国内石油产量，无法在产量上作出长期牺牲。

    也是基于双方的上述分歧，2016年底启动的JMMC、联合技术委员会（JTC）、欧佩克与非欧佩克部长级会议等一系列合作机制至今仍未“转正”，依然是“临时性”制度安排。而2018年沙特和俄罗斯的实际产量也都接近历史最高水平，同样标志着联合减产行动发挥的效果实际上十分有限。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