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建立和建设新中国作出“大设计”

    1948年秋，全国解放战争刚刚进入第三个年头。根据中共中央五年夺取战争胜利的计划，这一年必须要有转折性的“大动作”。唯有如此，才能让蒋介石的统治早些垮台，让革命的胜利快些到来。于是，人民解放军发起了规模空前的秋季攻势。

    1948年9月，被国民党自诩为“金城汤池”的济南被华东野战军攻克，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战略决战完美开局。此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因势利导，先后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个战略性战役及其他几个重要战役。这些战役，胜利惊人，环环相扣，书写了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一幅气势磅礴、波澜壮阔的画卷。

    这些战役的胜利，也使得国民党人心尽失，政权摇摇欲坠。为“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蒋介石在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支持和策划下，发动了一场“和平攻势”。

    1949年1月1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明确指出，“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中国共产党没有其他道路可选，唯一的选择就是“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最终“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

    “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为保证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但是，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为革命的彻底胜利、为革命胜利之后建立和建设新中国作出“大设计”。

    在新年献词中，毛泽东指点江山，运筹帷幄，初步擘画了中国革命的蓝图。他说：“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1948年更加伟大的胜利。1949年我们在经济战线上将要获得比1948年更加伟大的成就。我们的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将要比过去提高一步，铁路公路交通将要全部恢复。人民解放军主力兵团的作战将要摆脱现在还存在的某些游击性，进入更高程度的正规化。”在以上基础上，我们要完成建立新中国的伟大任务。

    几日之后，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强调了“将革命进行到底”需要完成的任务。他这样形象地说：“中共二十八年，再加二十九年、三十年两年，完成全国革命任务，这是铲地基，花了三十年。但是起房子，这个任务要几十年功夫。”因此，实现“铲地基”、筹划“起房子”，就是中国共产党为“将革命进行到底”必须要进行的“大设计”。

    何谓“铲地基”？就是要除恶务尽。在新年献词中，毛泽东引用希腊“农夫和蛇”的寓言，告诫人们决不要怜惜蛇一样的恶人。在革命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以其高超的语言艺术，用犀利、尖锐的言语，把深刻的道理阐述得明白、浅显，极大地教育了许多尚未觉悟的革命群众，促使他们对蒋介石的所谓求和重新保持了警惕。

    必须彻底铲掉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必须与国民党军队进行坚决的斗争，消灭其残余势力，解放全中国。在当时，国民党还有残余部队一百多万人。根据与国民党军队斗争的经验，接下来采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解决敌人。“天津方式”，即用战斗去消灭敌军的方式是首先必须采取的方式。同时，还不能忽视和平斗争的方式，即通过“北平方式”改编国民党军队，通过“绥远方式”暂使其维持原状待后再改编。

    当“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还要警惕“不拿枪的敌人”，即那些在城市里的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和资产阶级。这些人“必然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外反动派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这一势头，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军事斗争的方法加以阻止了，于是，他们就一天比一天地更加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因此，在领导城市人民的斗争中，党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和共产党合作的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及其代表。我们要站在一条战线上，与“不拿枪的敌人”进行或公开或隐蔽的政治斗争、经济斗争、文化斗争、外交斗争等。

    众所周知，历史上的中国军队职责很单一，就是打仗、打江山。但为“将革命进行到底”，为了把“地基”铲干净，为了更好地“起房子”，此后的日子里，人民军队在进行正规化建设的过程中，还必须担负工作队的神圣职责。尽管在当时，中共中央已经决定从华北、华东、东北、西北、中原各老解放区抽调干部五万三千人随军南下，到新解放区建立人民政权，开辟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但是，这也还是不能够满足对干部的需求，因此，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210万野战军即将被化为工作队。

    根据毛泽东的新年战略设计，当我们取得了战争的最终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将在1949年“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适当的代表人物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至此，中国人民将基本完成“铲地基”的任务。

    纵观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解放战争胜利前夕，由于敌强我弱，党的工作重心一直在农村。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为夺取城市作好了准备。现如今，经过辽沈、平津和淮海三大战役后，敌我力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继续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工作方式已经不合适了。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心里是有数的。于是，在新年献词后不久就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代表党中央气壮山河地宣布，党的工作重心即将由乡村转向城市，实行由城市领导乡村的工作方式。

    这其中，尤其要处理好城乡之间的关系。“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和乡村、工人和农民、工业和农业密切地联结起来。”事实上，在由胡乔木起草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会议报告第一稿上，并没有这句话，这是毛泽东的重要加笔。“城乡统筹”，是立足于中国国情基础上制定的重大方针政策。在工作方式和工作重心转移、一个历史时期完结之时，能够提出这样顾全大局的“设计”，弥足珍贵。

    与国民党不同，中国共产党走进城市、管理城市，并不是要成为城市的特权统治者，而是要一心一意为城市建设服务。这就“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为此，毛泽东号召全体党员，要全力学习工业生产技术和管理方法，学习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这其中的中心任务和关键问题是恢复发展工业生产。首先，是公营企业的生产；其次，是私营企业的生产；再次，是手工业生产。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应该为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这一中心工作服务。这样做的最终目的是使工人和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否则，“党和人民就不能维持政权，就会站不住脚，就会要失败”。这样的战略设计，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的基本方针和策略，为新中国成立后各项工作的展开指明了方向。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战略安排，体现了党的领导、经济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有机统一，为中国共产党今后顺利“起房子”提供了实践准备。

    毛泽东1949年的新年“大设计”，高瞻远瞩，铿锵有力，斗志昂扬，激情飞扬，使在前线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士备受鼓舞，各战区指战员纷纷致电中央军委表示战斗决心，定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对于毛泽东的新年献词，司徒雷登后来描述说：毛泽东的宣言中有浓烈的火药味。的确，它给蒋介石政权以无形却致命的打击，蒋介石及国民党只能无可奈何地哀叹自己末日的来临。据说，国民政府副总统李宗仁在听到此新年献词时，神情黯然地对夫人郭德洁说：“看来，和平之机会已经失去了。”殊不知，唯有将革命进行到底，真正的和平才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