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不能成为人口“抽水机”

    费孝通先生曾经在《小城镇大问题》这本书中阐述了他的“小城镇思想”，而如今这真的成了一个大问题。现在的人都想到城市去，不管学历高低，打工也希望到发达的大城市，知识分子们就更希望到大城市发展。而费先生早有预言：“要使农村里面的知识分子不到大城市来，不解决小城镇问题就难以做到。”

    城市化带来了很多的“大城市病”，比如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在城乡一体化的社会转型过程如何重建价值观，以及在城乡协调发展中，如何让乡镇成为整个社会城乡一体的有机体和生态守护者，从而更好地融合发展？对此本刊记者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张翼。

    《人民周刊》：现在提出要严格控制城市人口，将人口分流到中小城市去。比如，北京要在2020年将人口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您认为要解决人口分流，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

    张翼：改革开放以来人口流动的主要动力来自市场。在十八大之前，哪些城市能够创造高收入的工作岗位，哪些城市就能够迎来不同层次人力资源的支持。因为以北京为中心的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更具竞争力，所以，这些城市群人口迅速增长。

    人口随资源走，这完全符合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越大的城市越易于提升自己的产业配置，也越易于在环保压力与科技进步拉力下加速后工业化进程，于是，学历越高的劳动力，也越易于在城市的扩张中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但城市既需要高人力资本的劳动力，同时也需要低人力资本的劳动力，如果一个劳动力市场仅仅由本科以上的人所组成，我们就很难想象其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幅度，这对本地人口，尤其是对老年人口而言，绝对不是好消息，因为迅速上升的服务价格，是老年人无法负担的。对此，城市管理部门必须提升自己的治理城市现代化能力，那种单纯依靠行政力量疏解人口的做法基本都是失败的。

    要解决人口集聚压力，最主要的问题是均衡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政府只有看到这一点，才能降低大城市的抽水机效应。如果听任大城市继续拥有并强势发展优势资源，城市的抽水机力量就难以消解，政府的行政能力无法降低市场所形成的抽水机作用。大城市之所以越变越大，就是政府没有以资源配置引导劳动力流动，而总是希望以行政力量疏解人口，疏解的成本很大，但作用很小。有时候，超大城市也力图将自己的部分资源疏解出去，并希望藉此拉动相关产业与劳动力也随之流动出去，但如果疏解的是劣质资源而非优质资源（比如疏解缺少市场竞争力的资源，或者疏解短线或污染资源），则非但疏解不出相关劳动力人口，而且还会在“搞死相关产业的同时却留下了相关就业人口”。要知道，只有优质资源的流动才能拉动人口的流动。

    《人民周刊》：现在农村有很多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虽然还是原来的那种亲缘、血缘的聚居，但生产方式已经不同了。青壮年都出来打工，或者通过其他方式在城市安家落户，截至2017年3月底，中国已经形成了12个国家级城市群。过去农耕文明的社会结构已发生变化，面对目前的这种社会态势，农村与城市如何才能更好地融合发展？

    张翼：城市有两个功能，一是发展能力的辐射功能，一是抽取资金的抽水机功能。在传统教科书中，我们只注意到了辐射功能，但却没有深入研究抽取功能。正因为没有防止抽水机现象的发生，在城市辐射出高房价结果后，将城市周边农村或城乡接合部转变为“睡城”，将偏远地区农村转变为“空心村”，与此同时，也将农村与中小城市的人口与资本抽离了。费孝通先生原来指出的“小城镇大问题”，到现在真的成为大问题了。在农村的原有非农产业空壳化之后，中小城市也表现出了空壳化的趋势。中小城市建了很多住房、商业房，但却难以达到盈利的目的。如果没有富有竞争力的产业，城市的发展就缺少后劲。房租的价格虽然迅速上升，但由于房价增幅快于房租增幅，所以回报率只能越来越低。

    农村的劳动力进入城市之后，农村留下了大批老龄人口。在2000年之前，还有一部分年轻的女性人口，但进入新世纪之后，种地的农民基本都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农民，这些人的平均年龄越来越大，几乎每年都在提升老化速度。

    农村的社会结构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渐变富的村委会干部，或者农村的“能人”，或者打工挣了钱的年轻人逐渐在县城或地区性中小城市购买了住房，他们越来越多地居住到了城市，农村正在逐渐转变为正式组织的权力真空地带，这会改变原有的治理结构。在村委会进城之后，种植大户和农企逐渐进入乡村，成为乡村道路、水渠、电线与网站的主要维护者，农企反倒成为服务乡村的主体。现在的村庄，老年农民、老年居民、不能进城的贫困户或者残疾人员等居住较多，但真正种地的农民在减少。乡村在出现老龄化与产业空壳化问题后，也出现了农村居民的非农化问题。当然，乡村的非农化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件好事，中国的农村就是要经历这样的过程而最终终结传统农民，并在土地流转中催生新时代的职业农民，并藉此提升这部分人口的生活质量。

    但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有些不能进城的农民还难以分享到这种市场引导的发展成果，所以，我们才需要积极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正因为如此，城市与乡村的融合发展或者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就必须解决好振兴谁、谁去振兴、如何振兴这样的难题。有些偏远农村的衰落与最终消失是必然的，但对于某些具有古文化保留价值的村落，或者有乡镇企业支持发展的村落，则可能会逐渐发展起来，在绿化发展中成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乡村。在这种趋势中，政府的投入必须以农民为主体设计，乡村的振兴也需要以农民产业的振兴为支撑，没有这一点，就无法做到城乡融合发展。

    《人民周刊》：您认为在城乡一体化的过程中，乡土的城市化社会转型将会使农村的传统模式发生怎样的改变？

    张翼：农村的发展，可能得走土地流转发展现代农业的道路。在农业生产力还处于传统阶段时，一家一户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有效的。改革开放之初的农村体制改革，解放了生产力，焕发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提升了土地利用率，提高了农业产量，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达到了以中国的地养中国人的目的。但伴随生产力的发展，一家一户的农业经营方式难以提高农业的现代化水平，或者难以在降低成本、在扩大机械化种植面积的大背景中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所以，我们当前的粮价比国际粮价要高，继续走一家一户农业经营发展的路子，难以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实际上，一家一户的农业种植方式，在市场竞争中增加了亏损的可能性。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通过土地流转，盘活农民的收入，促进大户种植或农企的发展，才能在提升单产产量的过程中，降低农业劳动力投入成本，增加劳动力的收入，一方面解决城市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另外一方面提升农民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