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大学堂散记

    当清朝由盛世转入危命，中兴祖业成了群僚之梦。1896年，司法部副部长李端棻上奏光绪皇帝，第一次请求设立“京师大学堂”。两年后，光绪戊戌变法，他任命自己的老师孙家鼐做京师大学堂第一任管学大臣，这便是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

    按照光绪皇帝的意思，京师大学堂不仅是一所大学，而且是最高教育机关，它的方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通”。1898年8月9日，光绪皇帝根据李鸿章和孙家鼐的推荐，任命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为西学总教习，并着赏给他二品顶戴。那段时间，《京报》几乎天天登载孙家鼐关于京师大学堂的奏折。营建这所大学，成了文人圈中最热门的话题。

    不过好景不长，戊戌变法仅仅百天，慈禧便夺了光绪的皇权。孙家鼐先是进谏反对，随后托病辞职。也就是说，学富五车的孙家鼐，只做了不到3个月的空头校长，连北京大学校址也没能选定。侥幸的是，慈禧废止了戊戌变法的一切，唯独留下了由美国传教士担任西学总教习的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不仅被留下，而且加速筹建。后来，慈禧把沙滩后街空闲了一个世纪的驸马府拨给了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首次招生，在1898年最后一天正式开学。

    戊戌变法失败，京师大学堂丝毫无损，直到八国使馆卫队进京。慈禧不得不下令停办大学堂，然后逃往西安，驸马府成了俄国兵和德国兵的兵营。谈判成功后，已经是1902年，慈禧回到北京，恢复京师大学堂，任命重臣张百熙做管学大臣。

    张百熙聘请一批学问家，比如桐城派名家吴汝伦是总教习，学贯中西的辜鸿铭是副总教习，教育家蔡元培是经史教习。此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组成外交部，40年前创办的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改称“译学馆”。严复因为翻译《天演论》，名扬四海，林纾翻译《茶花女》，名声更大。张百熙任命严复做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总办，林纾做副总办。译书局就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前身。

    大学堂医学堂和仕学馆的开学日期，在西文资料中也有确切的报道。1898年12月4日的《北华捷报》发布了一则写于11月的报道：“大学堂的医学系已经开办，设在位于琉璃厂的一家医院里，一名西教习正在那儿进行日常授课。据我们所知，他是医学系所设七个教席中目前唯一集主任、教员、教授于一身的人。据说语言系将在农历十月十五日开学。然而鉴于以前几次定下日期均未兑现，最近定下的这个日期是否能够实现仍很难说。”根据《孙家鼐奏拟医学堂章程折》提供的信息，医学堂计划单独招考二十名学生，因此它在11月中已经开办这一事实跟12月中举行的仕学馆入学考试并不矛盾。上文中虽然没有指明那位医学堂西教习的姓名，但显然是指原同文馆解剖学教授和后来的大学堂外科学教授满乐道。这位跟丁韪良同属美国北长老会的传教士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中也和大学堂的其他西教习一样，曾被围困于枪林弹雨的英国公使馆之中。后来他兼任《芝加哥记录报》的驻京记者，作为在率先开办的医学堂独当一面的西教习，他在京师大学堂的创办初期显然是个功臣。

    自从分部开办以后，大学堂本部也加快了开学的准备。1898年12月19日的《北华捷报》报道：“我们欣慰地从北京获悉，新的京师大学堂正在开办。有通告说，自11月29日起的十天之后，将不再接受入学申请。校长丁韪良博士已经搬入了位于大学校园内的临时寓所之中，旁边的空地上正在建造他的正式寓所。由于房屋的修缮工作延误甚久，是否能在农历除夕之前开学仍很难说。然而入学考试将在本月中举行。”五天之后，即12月24日，又有一则新的报道：“京师大学堂：可以说这所大学仍未正式开学，但我们获知课桌椅现在已经基本上准备就绪，而入学考试即将举行——但愿它能顺利举行。”直到三个多星期后的1899年1月16日，我们才终于在《北华捷报》上看到了等待已久的消息：“新的京师大学堂已于上月31日正式开学。”

    京师大学堂奏定章程中拟分设四馆，为师范馆、仕学馆、译学馆、医学馆，后又添进士馆。在马神庙的大学堂本部主要为仕学，另外还有中学和小学两个部分，但这儿的中小学跟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中小学概念有所不同。因为报考京师大学堂的基本资格就是至少要通过乡试，取得秀才的头衔，即相当于西方的学士学位。上面提到的区别主要是根据官衔和年龄来划分的，如官至七品的举人和进士即为仕学院学生；无官职，但在20岁以上的即为中学生；无官职，20岁以下的通称为小学生。根据丁韪良《中国知识》一书中的说法，大学堂的师资队伍以10名外国教习为主体，另有12名中教习作为助教。后者中除了少数几个原翰林院的编修或侍读之外，多数是教会大学和同文馆的毕业生。1899年3月6日《北华捷报》的“中国通讯员”说：“京师大学堂现有160多名青年学生，大多数为举人和秀才，他们被分班学习英语、法语、德语、日语和俄语。自从大约两个多月前，光绪皇帝这个重要的维新改革项目得以实现以来，至少有慈禧太后身边的两名高官用严厉的口吻对大学堂进行了诋毁。他们分别是礼部尚书启秀（满人）和兵部尚书徐郙。虽然慈禧想以这些诋毁为借口来关闭大学堂，但她身边一些更为明智的顾问，如荣禄和庆亲王等，力劝她不要以此进一步触犯臣民和外国公使。”

    新建的大学堂与翰林院之间有天壤之别，这儿每个房间的墙上都挂满了地图，而在架子上则堆满了用于物理、几何和化学实验的各种仪器。倘若遮住建筑物上那些翘角的屋檐，它看起来跟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同类正规大学并无本质上的区别。

    孙家鼐是一位可爱的老古董。说他是老古董，因为他是清末的三朝元老；说他可爱，是因为他并非是冥顽不灵的老顽固，在一定程度上，在一些问题上，他的思想能与时俱进，并且发挥了好的作用。孙家鼐1827年生于安徽寿县，在科举道路上一帆风顺，年仅24岁就中了一甲一名进士，力拔头筹。从1878年起，孙家鼐给光绪皇帝当老师20年之久。这位老先生思想并不僵化，他赞同康有为变法的思想和行为，并且参加了酝酿维新变法的“强学会”。1898年孙家鼐任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学务大臣，并负责创办京师大学堂。他认为洋人“学校遍于国中”，所以“威力行于海外”，这种重视教育的见解相当深刻。

    孙家鼐办京师大学堂的宗旨是：“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未有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其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当时孙家鼐已72岁，能承认西学的重要地位，已经很不简单了。

    孙家鼐确定了上述办学宗旨后，还确定了“分科立学”“严聘教习”“精编教材”“慎选生源”“学用相符”等一系列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办学方针。孙家鼐任京师大学堂校长，总计不过380天。他离职后不久发生了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重大事件，京师大学堂近于瘫痪。1902年，张百熙任“管学大臣”，实为京师大学堂第二任校长。

    1912年，帝制瓦解，为了让瘫痪的大学堂恢复生机，袁世凯提升严复做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兼文学院院长。3个月后，教育部部长蔡元培呈报袁世凯，提议京师大学堂更名“北京大学”，总监督改称“校长”，并请严复继续担任校长。袁世凯当天签署命令，“北大”二字也自此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