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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飘萍，1886年出生于浙江东阳，中共早期秘密党员，京报社长，杰出的无产阶级新闻战士。因反帝、反军阀，于1926年4月26日被奉系军阀杀害，年仅40岁。
邵飘萍是一位情感丰富的报人，在他短暂的一生中，有三位女人走进了他的情感世界，为这位报人涂上了一抹传奇色彩。
1909年，刚大学毕业的邵飘萍受聘于金华中学堂，任历史和国文教员。这年秋，由父母作主，他与俏丽的村姑沈小仍结婚。沈、邵两家都不宽裕，邵家不曾送彩礼，沈家也没有陪嫁，新房中只有一张旧床和几件旧家具，连被褥都不是新的。
沈小仍是典型的传统女性，性格温良贤惠，孝敬公婆，爱护晚辈，平时从不抛头露面，专心相夫教子。沈氏善于治家，家庭诸事都被她安排得井井有条。邵飘萍有二儿三女，全都是沈氏所生所养。邵飘萍对沈小仍有爱，但更多的是敬。夫妻俩情感交流很贫乏，事实上在沈、邵二人共同走过的岁月里，夫妻间从没发生过口角和争论——这种生活难说正常，毕竟一位有鲲鹏之志的才子和一个目不识丁的村妇之间缺乏对等的交流，对邵飘萍而言，“纵是举案齐眉，到底意难平”啊！
在与沈小仍结婚3年后，邵飘萍和汤修慧相识并结婚。两人完婚那天，沈小仍卧床不起，她心中充满了失望和委屈。但沈小仍毕竟是个温良女子，她以屈己成人之美的心态接受了现实。在往后的日子里，沈、汤两人以礼相待，从未有过冲突。
后来邵飘萍去北京，汤修慧还专程到杭州接沈氏母女赴京，同住京报馆内，以姐妹相称。沈氏在北京时主要主持家务，她将家庭和报馆的事务都安排得条理分明，报馆上下对她极为尊敬；而汤修慧此时已成了民国著名报人，和丈夫一起活跃于社交和新闻界。沈小仍和汤修慧可谓一内一外，都是邵飘萍的贤内助。1923年沈小仍患肺病逝世，汤修慧便抚养沈氏儿女，视同己出。
汤修慧祖籍江苏吴县，1890年生于杭州，说得一口吴侬软语。当时在杭州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念书的汤修慧生得亭亭玉立、仪态大方，课余之暇常常在自家开的照相馆里协助料理账务。这时，一位风度翩翩的男士常到照相馆来搭话，两人日久生情，这位男士就是邵飘萍。1912年，他们在浙江金华结为夫妇。
婚后不久，中国形势突变。面对时局的大反动，邵飘萍怒不可遏，在《汉民日报》连续发表《政党政治之危机》等文章，直斥袁世凯是祸国殃民的暴君和卖国贼，直呼“袁贼不死，大乱不止”。
这样一来，邵飘萍就与浙江的权贵和袁党势如水火。在险象环生之中，邵飘萍不消沉、不退缩，继续对袁世凯鞭挞不休。邵飘萍因为反袁入狱，三进三出，正如他后来所说“忽忽三载，日与浙江贪官污吏处于反对之地位，被捕三次，下狱九月”。
后来幸得夫人汤修慧和朋友们竭力奔走营救，邵飘萍才得以出狱。国内环境恶化，邵飘萍只得于1914年东渡日本避难。期间，他进入东京政法大学就读，学习法律政治。
1916年，上海新闻界为加强倒袁力量，联合电邀邵飘萍归国。为此，他毅然放弃学业，回国到上海主持《申报》《时报》《时事新报》笔政，投入护国倒袁的决战。一时间，“邵飘萍”成了新闻界一个响当当的名字。
1916年6月，袁世凯在举国讨伐声中死去。邵飘萍被史量才聘为《申报》驻京特派记者。汤修慧与邵飘萍一起来到北京，她聪明能干又泼辣，善操持家务，在新闻事业上也是邵飘萍的得力助手。加之善于交际、胆气豪壮、不让须眉，能为丈夫出谋划策、撑场子，处理事务往来比邵飘萍还果断，汤修慧堪称女中丈夫。
为了反映民众呼声，邵飘萍邀集敢于改革的爱国人士，于1918年10月5日创办《京报》，自任社长。日后，报纸在北京名气大振，“邵记者”也名声赫赫。
汤修慧的活动能量很大，她从八大胡同南班姑娘的口中，打听到很多政治上的要闻、秘闻，对于丈夫的报社帮助很大。邵飘萍殉难后，在她的主持下，《京报》再次恢复出版。1937年七七事变后，汤修慧不甘当“亡国奴”，毅然关闭报馆，抛弃全部资产，离开北平，《京报》从此停刊。1986年3月2日，著名报人汤修慧病逝于京报馆，终年95岁。
祝文秀是无锡县前州乡西塘村张巷人，生于一殷实的小康之家，因父亲闯祸，离家出走，家道中落。后来天津有戏班到她家乡物色演员，聪明美丽的文秀入选了。
1917年夏，汉口闹水灾，北京组织救灾义演。祝文秀排演《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正巧被探访亲戚的邵飘萍看见。她把所扮演的角色演活了，真可谓“回眸一顾，尽得风流”。邵飘萍看得如痴如醉，对祝文秀一见钟情，马上展开热烈追求。
虽然也为对方儒雅的风度和出众的才华所吸引，但祝文秀内心却在嫁“笔杆子”和“生意人”之间徘徊，并且生活阅历使她更倾向于后者。于是她刻意冷淡邵飘萍，只身去了上海。邵飘萍立即致信上海的好友，托他们多多照顾，并告之文秀如果要用钱可到上海申报社支取，但她从没去过。
碰了钉子，但邵飘萍并不灰心。他转而对祝文秀的母亲徐氏关怀备至，借此向祝文秀表明心迹。徐氏见邵飘萍人品才学、待人接物样样出色，对女儿也一往情深，便有心成全这桩婚事。她亲赴上海带回女儿。在母亲的撮合下，祝文秀最终决定嫁给这个“笔杆子”。1919年2月，祝文秀与邵飘萍在北平完婚。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邵飘萍主办的《京报》与全国进步报刊团结一致，紧密配合斗争的开展。这被反动当局视为大逆不道，遂以扰乱京师治安、侮辱政府的罪名下令通缉，并于同年8月21日查封了京报社。邵飘萍再次东渡日本。
新婚不久的祝文秀决定追随邵飘萍流亡日本，沈小仍和汤修慧则留下来照顾孩子并打理京报的其他事业。在日本，邵飘萍由报界挚友张季鸾推荐，为朝日新闻社聘用，生活有了着落。这段时间，祝文秀一直陪伴左右，邵飘萍常教她读书写字，这也是祝文秀后来能初具文化的原因。
1920年7月，段祺瑞在直皖战争中败北。获悉这一消息，邵飘萍立即辞去朝日新闻社的工作。回国后，刚上台的曹锟、吴佩孚之流为了显示其“开明”，马上以政府名义授予邵飘萍“二级勋章”一枚。对于这种收买，邵飘萍自然不予理会。他四处筹集资金，在宣武门外魏染胡同营建新报馆，并于1920年9月20日恢复《京报》。
1932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举行大罢工。二七惨案发生次日，《京报》以醒目大字《昨日长辛店枪击工人大惨剧》为题，报道了惨案发生和工友们浴血奋战的经过，揭露军阀吴佩孚、萧跃南的罪行。报道一出，吴佩孚气急败坏，他对邵飘萍恨得咬牙切齿。
无论环境如何险恶，邵飘萍一直得到两位夫人（沈小仍已经去世）的极力支持。汤修慧主要协助邵飘萍处理《京报》的新闻采写、报纸发行等事务，祝文秀则从事更加危险的工作。当时冯玉祥驻京郊，郭松龄在天津，她多次化装前往京郊、天津打听消息，传送信件。每天早晨，祝文秀总赶在7点前帮丈夫把大批信稿送到邮局寄发各地。祝文秀还经常按指定的地点去为我党送情报。邵飘萍让她打扮成贵夫人，把情报揉成纸团放在手巾或香粉盒子中，并嘱咐说：“派头要大，要大方。”每次碰到岗哨搜身查械时，对方一看这样一位珠光宝气的贵夫人，连忙挥手放行。由于祝文秀机警胆大，每次传送情报都能出色完成。为此，邵飘萍多次称赞她“你真行！”
祝文秀容貌秀丽、性格豪爽，骑马、击剑、唱戏都会两下子，很像一位时髦女郎，但骨子里她仍是一位夫唱妇随的传统女性。在与邵飘萍共同生活的7年中，像这样担惊受怕的生活她可没少过过，邵飘萍因此非常感激。有年除夕，邵飘萍写下“莫放春秋佳日去，最难风雨故人来”的诗句赠予。
1926年4月26日，邵飘萍被军阀张作霖杀害，祝文秀在北京待了3年零1个月后，辗转回到无锡老家定居，靠种菜和变卖家产度日。邵飘萍生前多次说过要陪祝文秀回故乡浙江去看看，可惜未能如愿。1986年4月，东阳县特地派人接祝文秀老人去参加邵飘萍烈士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并初次到“婆家”，这终于实现了邵飘萍要陪她回故乡的遗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