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老少边穷地区干部有“奔头”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袁刚
《礼记》有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老少边穷地区的发展,若能有一支有为的干部队伍,可谓一方之福。合理构建穷远边区干部队伍,要建立合理科学的选拔机制,也要完善干部激励机制。
用好一人,振兴一方。墨子有言:“听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其意即是说,选官授职要慎重。授官要先听听其思想见解如何,再看看他的实际行为能力如何,综合考察其才能到底有多大,后授予适当的官职,做到因时因地因才而用人,切不可盲目行事。墨子尚贤,他的说法对当今考察选拔干部仍有借鉴意义。老少边穷地区面临着严峻的发展任务,在选拔人才方面,也就更要严格把关,杜绝“靠关系,走后门”,严惩权钱交易,真正提拔任命有真才实学、有抱负、有过硬本领、有敬民之心的人。
奖罚有当,以奖为先。选贤任能以外,还需要完善激励机制。所谓激励,包含有两层意思,一是激发、奖励,二是约束、惩罚。所谓奖励,首先是在制度允许的范围内,适当增加该地区干部的薪酬,使在穷山恶水勤奋实干、成绩突出的干部,能得到名实相符的物质待遇和生活保障,不致生活有压力而捉襟见肘。其次还要做到打开干部晋升通道,不致因僻远而埋没人才。要严格遵守公平、公正、公开的绩效考核评定方法,以能竞岗,保证晋升有序竞争,打破职务晋升中“论资排辈”“亲疏有别”,在边穷地区做出成绩的干部,可破格提拔。国家在这方面应出台相关政策,内塑动力,外施压力,给予在老少边穷省份实践并做出突出成绩的干部更多的发展空间,从人力、物力、财力和制度上,提供实实在在的保障,使一心一意在边穷僻地干事创业的干部,有所“盼”也有所“奔”。
对于老少边穷省份的干部任用而言,活性尤为关键,只有使各层级干部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积极进取,真正“动”起来,老少边穷地区的发展才会充满活力。
建立农业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马晓河
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市民化,市民化的关键是进城农民落户城镇所需要的成本应有相应的承担主体。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产生的成本,可分为公共成本和个人成本。在两类成本中,政府和企业应该承担公共成本,农业转移人口应承担个人成本。在公共成本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在城镇化中应科学、合理划分相应的支出责任,建立有利于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公共成本分担机制。
一是要明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把农业人口市民化公共成本落到实处。为了有效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更好地解决社会保障跨地区转移接续问题,建议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需要的基本医疗、基本养老、义务教育支出责任,应主要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负担,中央政府承担50%、地方政府承担50%。上述负担项目实行统一标准、统一账户、统一机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就业服务、住房保障、公共文化供给等公共服务完全由地方政府负担。
二是调动企业支持进城农民工市民化的积极性。农民工所在企业也要承担相应责任,比如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以及职工技能培训等成本应按有关规定依法依规缴纳。为了减轻企业负担、调动企业支持进城农民市民化的积极性,可以采取降低缴费标准、免除其他收费项目等激励政策。同时,对于招收农民工比例高、能积极主动承担市民化成本的城镇企业,要给予相应的奖励和支持。
三是切实增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分担能力。要剥离一些进城农民不应该分担的成本;要分步实施对农民工同城同工同酬政策;要搞好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技能培训和创业扶持;最后还要加快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农村建设用地(含宅基地)征用或流转增值收益合理分配机制,切实增强农民“带资进城”的能力。
互联网立法过程中应坚持的几项原则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网络立法问题研究:欧美经验与本土构建”课题组成员 姚志伟
第一,科学立法。科学立法是立法的基本原则,体现在互联网立法领域,科学立法首先要求按照互联网本身的规律来进行法律设计,不能把传统非互联网领域的规则简单套用到互联网领域。科学立法还要求进行科学的法律移植,不能简单照搬域外法律。毋庸讳言,我国互联网法律规则的相当部分借鉴吸收了来自美国等互联网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在法律移植过程中,必须考量的是相同法律规则在不同环境下的适应性问题,避免“橘生淮北则为枳”的现象产生。
第二,民主立法。民主立法要求立法过程中遵守民主程序。在互联网立法问题上,民主立法需要破除立法部门利益化的倾向,即立法为本部门揽权、为本部门谋利的倾向。现阶段,由于人大立法资源的有限性,其他部门特别是国务院各部委的立法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应通过民主立法程序,吸纳立法部门外的主体,如独立的专家学者参与到立法过程中来,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特别是立法涉及的利益相关方的意见。还可以利用互联网便捷性高、覆盖面广的特点广泛征求民意。
第三,谨慎立法。谨慎立法是指互联网产业作为一个新兴行业,其发展速度迅猛,产业形态变化也十分快。相对而言,法律则要求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和延续性,有学者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网络是一只活蹦乱跳的兔子,而法律是四平八稳的乌龟。”为避免与实际发展变化脱节,互联网立法务求谨慎稳妥。谨慎,要求互联网立法过程中保持一种“让子弹再飞一会儿”的耐心,特别是对新近出现的互联网产业形态,保持一定容忍度,不要马上出台法律进行规制。在产业出现的初期,其形态尚未稳定,能否持续发展也是未知数,如果贸然出台法律,不仅规制路径不清楚,还很有可能给产业发展带来巨大的法律障碍,阻碍产业的成长。
应以充足为政策目标
对现有招生分配方式进行改革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曹妍
高考,作为一项教育和社会制度,在选拔社会精英、维护社会公平和促进社会阶层流动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随着我国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差距的加大,社会政策的变革和高等教育扩招规模等因素的影响,由高考录取引发的教育机会不公平问题常成为社会争论的焦点。
自我国实行扩招政策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总指数和优质高校入学机会指数均有所上升,保证了绝大多数的适龄人口在起点上获得公平的入学机会。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东部带动西部、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对少数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实施优惠等策略,使我国区域间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在扩大的基础上差异逐渐缩小,反映了我国实施的相关政策发挥了有效的作用,同时也折射出制定相关措施的必要性。虽然我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出现较好的发展趋势,但也存在相应的问题,如在分省配额的招生制度下,东部地区存在地域优势,优质高校入学机会在区域间分化进一步加剧;优质高校的招生属地化现象较为普遍,不利于优质高校入学机会在区域间差异的缩小,进一步加剧东中西部地区间乃至东部地区内的入学机会的差异,进而导致了“高考移民”的出现等一系列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非均衡发展一直是我国占据主导的政策指导观念。在高等教育非均衡资源的背景下,要实现高等教育机会,特别是优质高等教育机会在地区间的均衡,不仅需要考虑到表象的均衡,同时也应结合政策理念,从产生不均衡的深层原因着手进行政策设计。
以充足为政策目标对现有的招生分配方式进行改革。利用地区适龄人口、基础教育水平、高等教育资源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已有的历史数据进行建模。充分考虑到经济发展水平、各阶段教育能力和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可得性等因素,保证以当地入学机会有所提高,各地区差异有所下降为目标,对招生名额进行实时的系统性的预测和分配。
网络剧与电视剧的规范方式应该探索同中求异
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尹鸿
电视是一个“零门槛”大众传播媒介,覆盖广、普及高,基本不需要观众主动选择就可以收视,而且瞬间同步可以达到不同年龄、不同教育程度同时接受的“大众传播”效果。这种零门槛、同步性、大众性的传播特点,注定了电视(开路)在全世界都是规范最为严格、底线最为苛刻的媒介形式。而网络剧的传播方式与电视剧相比,有三个明显区别:第一,如果电视是被动接受的话,网络剧则是主动选择,因此它提升了接触门槛,至少大部分未成年人不会在不经意间接触到网络信息,这种主动选择的“门槛性”导致其伦理和审美标准可以成年人的思维判断力为底线。第二,如果电视是同步的空间传播、一次到达的话,那么网络剧则是延时的时间传播、累计达到,因而网络剧的影响力通常需要通过点击的积累才能形成大众传播,其时效性相对更低。如果内容出现问题,可以有一定的管理缓冲余地,其产生负面影响的程度相对较低。第三,如果电视是大众传播的话,那么网络剧则更偏向于分众传播。大众传播的受众差异大、分歧多,一些相对敏感的话题容易引起完全相反的争议,甚至导致意见冲突。但网络剧的受众则相对聚集,不同的受众群会选择不同的网络剧,往往是人以群分、剧以类聚,认知差异导致的社会意见冲突现象也会减少。因此,从电视和网络的不同传播方式、不同受众门槛、不同受众构成几个方面来看,电视剧与网络剧的规范,的确应该具有一定的差异化。
虽然目前网络剧领域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现象明显,但大浪淘沙之后,网络剧必然会在社会各种力量的推动下,也包括在不断完善的相应法规制约之下,成为中国文化内容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今天这样一个社会快速发展、文化日趋多元的时代,给网络剧规范一个健康的方向,同时开放一片自由天空,受益的终将是文化的消费者,以及一个更加理性、宽容的社会。
完成精准脱贫
重在完善公共服务体制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张晓波
让每个孩子都能接受良好教育,从出生时就提供优质的营养,有疾病时,有好的医疗措施,这是解决精准脱贫的路子。它涉及到体制的完善,政府应及时完善公共措施。
政府完善公共服务应包括几大方面,第一要提高民生保障水平。“十三五”规划提出了基本公共服务的清单,明确政府的职责,提高公共服务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和收入政策,城镇新增就业,“十三五”提出来累计要达到5000万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6.5%以上。实施全民参保计划。稳步提高社会保障的统筹层次和水平,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要提高到90%,等等。第二是提高教育和健康水平。教育主要是普及高中阶段的教育。高中阶段教育的毛入学率要达到90%,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的年限要提高到10.8年。同时还要实施“健康中国”的行动计划,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人均预期寿命在“十三五”期间要提高1岁。第三是土地制度改革。这次的土地制度改革的试点方案把集体土地上市作为一个重要的改革内容。首先从农村的建设用地来看,在符合规划和相关制度的前提下,农村集体的建设用地跟国有土地可以同地同价,可以跟国有土地一样上市交易。其次就是要使农民的承包经营权进一步丰富。根据2007年《物权法》的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具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能。比如说流转、出租、入股经营,这些权利都给农民了,但是有一个权一直没有给,就是抵押担保,这就跟我们的《物权法》和《担保法》相冲突,所以要修改法律。最后是征地制度改革。一个核心环节就是要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所以要完善耕地价格。这涉及到融资问题,涉及到工业化、城镇化的成本问题,所以地方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比较谨慎。但是不管怎么说,一旦土地改革成功,农民收入自然会稳定提高,脱贫是自然而然的。
教育改革改变的不仅是学校课表
北京四中校长 刘长铭
网络时代更有利于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更有利于学习者采取专题探究式学习。我们今天做老师的最怕“专”,我们通常把这个“专”理解为偏科,其实不是,“专”的学习不应该是偏科,而是高度综合的学习。一个专题往往涉及很多领域,甚至跨学科、艺术、人文、技术等多个领域。
今天网络技术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碎片化的学习,提供了很多线索,这些线索需要我们进行整理,需要学习者有高度的热情和效率。我们在开展学生研究性学习的过程当中,如果这个问题真正由学生发现的话,他们的热情绝对不是考试可以相比的,会释放出无限的创造力。
教育改革的本质,改变的仅仅是学校课表吗?我们在做教学改革的时候,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在高考制度下,为了让学生获得较好的成绩,我们教导学生不要偏科,要均衡,于是我们得到了这样的知识结构图。这张图的本质就是一个矩形,这种才智结构的特点就是窄、密、均、缺少个性。在当前的考试制度下,我们常常把全面的发展理解为均衡的发展。实际上真正具有突破性思维能力的人,他的才智结构不是这样的,而是一种叫作埃菲尔铁塔式的才智拓扑结构。一个学生有他最感兴趣的学科,跟这个学科关系越紧密的,发展得越好。比如说这个学生对物理感兴趣,数学可能就会强一些。每个人有不同的才智结构,个性被充分体现,所以我们经常要求学生每年读几十本书,涉及多个学科领域。为什么?不同知识领域的边界,不同领域之间的缝隙、边界,常是产生新思想、新观念、新知识的地方。在自然界中,所有的生命都发生在石头缝当中,光秃秃的石头上是不会有生命的。所以教育改革的本质,不仅仅是改变学校的课程表,而且发生在人的大脑之中。改变教师的行为模式,改变人脑中构建知识体系的方法和过程。
如何严防地沟油流入食品经营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林伯强
地沟油非法生产加工和使用过程的特点决定了在治理中应采取疏堵结合,以疏为主的政策措施。要从地沟油的源头上解决问题。在回收地沟油过程中,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需要支付给宾馆、餐厅等一定的报酬,由收费改为付费。在激励的同时,增加对餐厅等的监管,对其违法出售废弃油脂的行为依法查处,大幅度增加其违法成本。
废弃油脂的回收不管是生物柴油企业自己或者是第三方收购,都应该加强监管,借鉴一些地方成功模式,对运输车辆实行实时监控,防止向非法渠道流出。根据地沟油相关产业的特点,地方政府应该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由政府主导和监管地沟油再利用的所有环节,主要把生物柴油应用到市政公共车辆上。这样既可以保证生物柴油的销售,还可以对地沟油生产、加工和使用的过程进行全方位地监督。
生物柴油成本高于传统燃料是短期内的既定事实,对于相关企业的补贴也无法避免,因此需要构建合理的成本分摊机制。首先,地沟油的回收和再利用属于可再生能源行业,国家财政应当予以扶持。其次,地沟油的再回收是城市环境卫生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地方政府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地沟油是宾馆、餐厅的废弃物,也应为后期处理付出一定的成本,只是在实际过程中,要改变收费的方式和渠道,不能在回收餐厨废弃物的过程中增加费用,可以增加到其他收费项目上。另外,现在一些城市中有很多餐厨废弃物的回收人员,这些人很多既没有政府的许可,也没有得到应有的监管。政府需要统一规范这些人员,进行资格审查,予以许可后在监督下合法收集。这样既能保证废弃油脂流向合法生产企业,又不至于这些人员铤而走险、非法贩卖废弃油脂。最重要的是,地沟油一旦回流餐桌,将造成庞大的后续健康成本,全国上下需要一致努力应对,尽可能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