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建设适合中国的核电标准体系
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副总工程师 顾申杰
通过统一个性和共性、权威性和自主化的需求,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核电标准体系建设道路。
首先,利益诉求冲突解决的关键是如何固化共性需求、疏导个性需求。把核电标准体系按纵向三层结构布局,自上而下第一层为总体性和基础性标准,是核电建设营运的顶层要求和通用基础性标准,其与法律条例、部委规章的联系和接口形式关系到核电相关顶层要求在标准体系中的落实。第二层是核电设计、制造、建造、运行、退役等各阶段活动的技术标准(包括相关工业标准),其秉承第一层总体和基础要求,指导核电建设营运具体活动开展。第三层是明确第二层标准所涉技术关键或难点的实施方法、程序和指标规定等要求,而形成的指导技术操作细节的技术规范、技术条件或技术规程等标准规范。如此,前两层标准为跨堆型技术的普适性标准,可由全行业共同维护。第三层一般具有堆型针对性,因此体系在结构第三层为各堆型留有对应的标准空间,由特定堆型技术的用户单位共同维护。
其次,标准体系的权威性有赖于其成熟性和被采用的广泛性。多年来,我国广泛采用国外的成熟标准作为行业标准,忽略了标准与产业环境的相容性和标准维护的自主化。核电标准是从业人员对核电建设活动的认识,来源于相关实践的总结。当这种认识以标准的形式指导相关活动时,就会受到检验并得到反馈完善。标准体系应用越多越广泛就越成熟,成熟的体系反过来又越容易被广泛采用,标准体系成熟性提升的过程本身就是权威性建立的过程。而体系的权威性和成熟性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则取决于体系的自主化水平。体系的成熟性可通过参考成熟体系或采用成熟的素材进行体系建设来实现,当这些成熟的基础来源于行业的自主知识产权,那么成熟体系本身实现了自主化,可持续性自然会实现。
借助信息化促进农村转型与精准扶贫
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博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的项目专家 曾海军
信息化在促进农村转型与精准扶贫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从硬件设备到智慧校园。农村教育信息化不能局限于建设校园网、多媒体网络教室和配置计算机、平板电脑,还要从智慧教育的角度建设智慧校园,形成智慧学习环境,特别是更适合农村地区的移动学习和服务环境。在有限的经费条件下,不强求都建设成实体的硬件环境,基于软件系统支持和“云”环境亦可实现虚拟现实智慧教室。
从资源建设到整合共享。整合资源先从整合资源中心开始,打破现有条块分割、垂直分级的资源建设和管理模式。将资源的选择权和经费使用权直接交给学校和师生用户,建设公共服务体系或资源超市,尤其是更适合农村师生、农民和农民工的特色资源,从而实现用户主动生产、传播、交易和应用数字资源。
从课堂学习到移动学习。信息化教学应用的主阵地是课堂,考虑时间成本和付费意愿,也要关注课堂外教育、创客教育、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移动学习和混合式学习则是未来的发展趋势,思维和行动都要发生改变,从时间和技术上解放和服务师生。
从远程教师培训到专业发展。专业化发展体系和支持服务体系应该贯穿教师的整个职业生涯,包括建设教师教育“慕课”。同样,还不能忽略教师教育机构的能力建设。校本培训和研修、教师教育机构形成的网络联盟组织、教师自发组织的网上社区、企业参与建设的教师继续教育平台也要发挥更实际的作用。
从电子政务到公共服务。信息化管理能够提高效率,还要求提高服务水平,从公共服务的视角实现“大数据+大平台+大应用”。建设好教育大数据中心,重点要做好教育数据采集、统计、分析和预测工作,让用户主动参与其中,与具体业务结合,并避免产生数据负担。
克服我国全球发展战略中的“文化短板”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张晓明
首先,我国正在成为一个具有“全球利益”的国家,“一带一路”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对外战略正在从战略模糊期走向战略清晰阶段。随着经济规模的提升,我国经济的全球化程度不断攀升。可以肯定,我国已经成为又一个具有“全球利益”且准备以强大实力实现其利益的国家。我国首个全球发展战略“一带一路”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一带一路”是我国应对“十三五”时期国际环境的“顶层设计”战略,是中国走出以“韬光养晦”为基调的对外战略模糊期、走向战略清晰阶段的核心战略。面向“十三五”的文化发展战略必须以是否服务于、能否有利于实行“一带一路”战略为根本性宗旨。
其次,我国亟需制定“对外文化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战略相配套,克服我国全球发展战略中的“文化短板”。近年来,我国高度强调“文化走出去”,但在实施层面有与国内文化建设类似的通病:将文化交流活动等同于“外宣”。只关心硬件建设,忽略效应评价;只问是否走出国门,不问是否入脑入心。一句话,只关心外延性增长指标,不关心其内涵性的真实影响力。随着“一带一路”战略在全球展开,全球经济发展战略与文化发展战略不配套、不平衡问题将日益突出,亟需尽快采取补救措施。作为一个具有全球经济利益的新型大国,建立起有影响力和感召力的成熟文化形象已经是当务之急,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的全球经济利益得到更好的实现。
第三,以服务于“对外文化发展战略”为目标,以构建新型文化治理体系为突破口,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专辟一章论述“提高文化开放水平”,指出要以“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方式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同时,要“理顺内宣外宣体制,支持重点媒体面向国内国际发展”。
美国经验对强化政府网络安全能力的启示
赛迪智库网络空间研究所专家 闫晓丽
将部署HTTPS、解决关键软硬件漏洞作为政府网站的基本要求。
一是在政府网站全面推行HTTPS加密。目前政府网站部署HTTPS的不足10%,为更好地保护用户敏感数据、避免政府网站被篡改、保障政府网络安全,建议政府网站启用HTTPS加密,选择国产SSL证书实现HTTPS加密传输。二是要求政府信息系统及时修补关键软硬件漏洞。调查显示,我国政府网站的漏洞修复率仅为1.8%,在所有备案网站中排名最低,甚至低于个人网站。关键软硬件漏洞不及时修补,将可能被恶意利用,造成严重后果,建议对关键软硬件漏洞修补提出明确要求。
在现有政府部门互联网安全接入基础上部署统一系统监控和威胁监测。
针对政府网站接入分散、安全管理薄弱等问题,深入开展政府部门互联网安全接入工程,通过统一接口实现政府部门互联网安全接入、信息系统集中监控和安全管理,利用大数据等技术发展基于用户行为的数据分析,及时发现安全威胁。严格落实信息系统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的有关规定,采取边界防护、电磁泄露防护、终端主机防护、应用系统安全等技术措施,建立从网络层到终端层的纵深安全防御体系。加强对新兴技术安全性、可靠性的研究,对政府部门使用的云计算服务、智能终端等进行安全审查。
创新政府部门高素质网络安全人才选拔、激励机制。
允许政府部门通过黑客大赛或直接招聘等方式选拔网络安全岗位人员,创新网络安全岗位人员激励机制,提供高工资或其他补贴,创造通畅的晋升渠道,以更好地留住人才。建立优秀学生奖学金制度,资助网络安全专业方面的优秀学生,优先选拔获得奖学金的学生到政府部门工作。
城市水源安全保障路径探析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所所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汪恭礼
针对城市水源安全保障的水量、水质和风险问题,需要建立多水源保障体系、全过程水质防控体系和应急储备管理体系,全面支撑保障城市水源安全。
一、建立多水源保障体系。多元化水源供给格局是城市广泛采用的供水安全方式,一是要加强地下水恢复和涵养,建立地下水水资源储备制度,充分调蓄利用雨洪水,增加雨水入渗补源量和替代自来水量;利用调蓄工程建设地下水储备;利用湿地和蓄滞洪区,涵养回补地下水。 二是要强化地表水源储备,充分利用多水源供水条件,实现多调水,多存水。三是要增加非常规水源利用量,建设非常规水利用的基础设施,实施“海水开源”工程,发展海水淡化,采用市场化方式推动海水淡化利用工程;完善再生水利用政策,实行鼓励机制;建设海绵型城市,实施立体多层次、多功能、分流分滞雨洪利用措施。同时,城市要实行环状管网供给,避免单一线路损坏对水源供给的影响,合理的规划水源与水厂以及水厂与用户的配置关系。
二、建立全过程水质防控体系。河道作为水资源、水环境的重要载体,既珍贵又脆弱,既依赖本地区的保护又极易受上游及沿岸经济活动的影响。目前我国在水环境污染物总量控制缺乏与排放标准、地表水质量标准相适应、相统一的水环境容量核定与分配方法,需要基于流域水循环的总量控制体系,实现环境倒逼,实施“源头减排、过程阻断、末端治理”全过程污染防控模式。
三、建立应急储备管理体系。对于城市饮用水水源较为单一,在连续干旱年、特殊干旱年及突发污染事故情况下风险程度高的城市,应谋划城市应急饮用水水源和储备水源,如应急调水方案、调运应急水源、超采地下水等措施。建立城市水源预警体系,根据水旱灾害、水源地污染、地震灾害、突发事件等因素等,划分城市供水应急预案,包括基本应急预案、紧急应急预案和极端应急预案。
价值导向与电视节目的未来
中国传媒大学网络视频研究中心研究员 吴闻博
我们关注政策导向与文化软实力的体现,关键在于我们还是希望电视能够承担价值导向,如果我们把电视纯粹作为一个娱乐快销品,那他就会丧失应该具备的要素。
价值导向,这个看似属于文学作品核心的名词,理应成为电视节目的核心。一档节目无论制作多么精良,明星多么强大,资本投入多大,如果节目缺乏正确的价值导向,就不可能做得很成功。所谓的导向不一定是政治的导向,可以基于人性,基于社会的现象去做这样一种节目。在做节目的时候,都应该去遵循的一个导向,就是节目的价值,引领节目的内容,在引领节目内容的同时,策划人员再去设计节目的结构,经过节目的结构去配比明星和制作团队。可是从目前的节目生态来讲,这个线索完全颠倒。首先确定节目的明星是谁?节目的制作团队是谁?节目的广告商谁是?然后才论及节目的结构内容。只有扭转根据明星设计结构的思路,以价值观为前提的节目策划思路,应该是中国电视未来发展的方向。
再从中国电视节目走出去的角度来说,我们要从文化价值、文化产业的体系去生产这些节目。节目本身所蕴藏的东西,我们可以称之为意识形态,甚至可以说是政策导向,但是这种传播一定要在符合国内需求的同时,具有出口的价值,否则我们的节目不可能走向世界,我们永远只是基于一个技能上的讨论,去说模式重要还是体验重要,是该学欧美还是学韩国还是学台湾,只有从技术上升成为道,成为文化体系的重要一环,中国电视才能真正到走出去的时候。这个道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在于相关的政策。在中国电视节目发展的整体脉络中,政策出现什么变化,而这些变化对于中国从一个单个的节目成为一个产品,再成长为一个文化产品,究竟起到鼓励的作用、推动的作用,还是跟随性的作用,还是无关痛痒的作用,这恐怕是我们要考虑的节目背后政策问题。
如何解决司法审判与司法行政的冲突与整合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董治良
如何解决司法审判与司法行政的冲突与整合,是建立依法独立公正高效权威的国家审判制度的重要内容。
一、实行司法行政事务和司法审判相分离的省以下由省统管的一体化管理体制。在法院经费方面,借鉴国外司法行政的基本经验,应建立相对独立的司法财政制度,将法院的经费单独列入财政预算。在现行体制下,可以建立国家和省级两级财政支持体制,由最高人民法院编制自身以及专门法院的财政预算,经国务院财政主管部门汇总编入国家财政预算,直接上报人大审议,由全国人大批准后执行;省高院编制地方各级法院的财政预算,经省级财政主管部门汇总编入地方预算,直接上报人大审议,经人大批准后执行,由其负责分配、管理。
二、实行法院各审级内部的审判功能和行政功能相区分的内部管理体制。法院系统完全可以通过制度安排区分行政功能和审判功能,还审判组织以独立地位,去除司法审判的行政化。建立审判权与管理权优化配置、以审判权为中心的法院内部管理结构:审判事务专属法官之职权,法院管理事务的决策权属于法官或法官集体,行政事务执行权由法院行政管理人员完成。随着社会的发展,专业分工的细密,法院部分行政后勤管理上应该以社会化管理为主。如法院保洁、食堂、车辆等都可以选择专业的社会服务机构承担,法院安全保卫可以委托保安公司承担,值庭警戒、押解等委托武警部门承担。
三、遵循司法规律,实行司法人员分类管理。以审判职能为中心,司法人员可以大致分为:审判人员、审判辅助人员(法官助理、书记员、司法警察)、司法政务人员(办公室、人事处、行装处等部门人员)。在现代法制社会中,法官职业是法律职业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因而法官具有其他类型人员不可替代的特殊性。随着全面依法治国的推进,法官职业化将成为必然趋势。
财税改革需重视结构性问题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 高培勇
我国税收中,能够融入价格的份额较大,目前大部分属于流转税。减少流转税,有助于减少税收对价格的干扰。
当前,减税是政府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之一。我以为,既然把财政政策的重点放在减税上,必须明确当下的减税政策和以往的思想、思路、站位是有所不同的,不能放在和以往同样的平台上去评估。
比如,税价关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深层次目标,无疑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不过,这里所说的市场当然不是交易场所,而是引导资源配置的价格。换言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实际是让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状况的价格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因而,价格信号是否真正能反映市场供求关系是关键。
再如,减税操作。观察时下有关税收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作用的讨论,就会发现,减税成为唯一的操作指向。但是,与以往主要聚焦于需求侧总量调节的减税操作有所不同,这一次立足于供给侧且落脚于结构性调整的减税操作,必须要从总量进入到结构。也就是说,减税操作应有明确的指向,实现精准调控——究竟要给谁减税?减什么税?减多少税?这就意味着,基于需求侧的调控也好,立足于供给侧的调控也罢,这一次的减税操作都需从结构着眼,往细节处使劲,与税制体系的结构性优化调整结合起来。相对而言,减税的初衷固然重要,但减税的最终归宿才是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实行的减税操作的根本目的。无论是可产生大规模减税效应的“营改增”,还是属于边边角角意义的小微企业减税,都应当循着如此的线索来操作。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棋局上,税收政策的操作要循着与以往大不相同的理念、思想和战略来进行,以税制的结构性改革推进并实现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