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推动公益创新  探索建立公益金融体系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院长  王名

    第一，推动以基金会等社会组织为主体的公益金融活动。公益金融体系的建设须重提基金会的金融功能，鼓励基金会积极参与公益创投，同时推动其他类型的、经资质认定的社会组织以慈善信托等方式从事相关金融活动。政府应适当减少行政干预，制定合理的退出机制，形成完整的公益投资链。第二，开展慈善信托试点，为蓬勃发展的公益慈善事业加油。慈善信托在实践中已经通过种种机制安排获得了一定发展，但仍然面临着制度、政策上的障碍，同时由于专业性机构、人员、特有的运作机制等尚未形成成熟的经验，可以通过建立不同领域、区域、层级的慈善信托试点，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完善公益信托的相关配套措施，推动信托在公益领域的实践，通过慈善信托为我国正在蓬勃发展的公益慈善事业加油加速。第三，借鉴国际经验成立公益银行，形成完整的现代银行系统。商业性银行和政策性银行是我国银行体系中并行互补的两大金融机构。公益银行作为第三支力量，可起到弥补“政府失灵”的作用。公益银行可运用市场手段解决社会公益领域的金融问题，也可在商业性银行和政策性银行之间发挥桥梁和补充作用，形成更为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现代银行体系。第四，创新金融模式，推动公益金融的创新运转。一是要学习借鉴传统金融体系中丰富的创新产品和设计，探索社会效益债券；二是要创新小额信贷发展模式，借力公益银行推动整体扶贫计划；三是要对社会价值投资、互联网公益众筹等公益金融领域的创新采取包容性支持，推动公益金融的创新发展。第五，建立科学有效的监管机制和绩效评价机制。及时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对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与公益性金融进行协调，构筑不同金融领域之间的防火墙，推动我国金融体系改革，构建完整的现代金融体系。要建立对公益银行绩效的科学评价体系。

    环保部门法制机构工作应实现三个转变  

    北京市环境保护局  郭秋霖

    首先，法制机构工作应当进一步向事前引导和预防转变。目前，环保部门法制机构工作中事前预防和引导的意识和能力普遍存在不足，在业务部门遇到法律问题、产生法律纠纷、发生环境复议诉讼时，环保部门法制机构才介入。主要工作以解决问题、定纷止争为主，其角色相当于消防员。这种工作方式，难以适应新的环境法治形势，必须加强事前引导和预防，才能真正实现环保法治建设。

    其次，法制机构工作应当进一步向加强宏观协助转变。法制工作转向事先引导和预防，相应地要求法制机构改变以前的服务方式，即主要是对具体法律问题的论证。应当加强宏观方面的协助，即协助业务部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业务工作。

    加强宏观协助要求法制部门在协助业务部门进行法律审查出具法律意见时，要避免直接替代业务部门作出修改或保留的决定，而应首先审查业务部门是否已经进行了相关的合法性论证。业务部门没有进行合法性论证或说明的，要引导业务部门进行合法性论证后，再就其合法性论证是否全面、是否符合法律程序等问题进行审核。宏观协助并不是要求法制机构完全不解决具体问题，在业务部门面临法律法规存在冲突、缺少明确规定，需要运用法律原则和法律精神进行论证时，要主动协助业务部门进行论证，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

    第三，法制机构工作应当进一步向引导服务企业和社会公众转变。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法治社会的建设靠全体人民的推动，环境法治建设同样也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就提出了“政府主导、企业施治、全民参与”的共同防治原则。而企业自觉守法、公民自觉用法的前提是对环保法律法规的了解和掌握。

    对待传统文化需谨防三种倾向  

    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石仲泉

    倾向之一：过分抬高“新儒学”的地位。社会上和学界有一种倾向，排斥和反对马克思主义，将“新儒学”抬到至高无上地位。这是有悖我们党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和政策的。无论是传统儒学还是“新儒学”，都有其用以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积极作用，我们应当充分发挥其正能量的积极作用，但并非其所有学说、观点和理论都是正确的，更不能作为兴国、强国的指导思想。这是两个问题，不能混淆。

    倾向之二：泛用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和称谓。对传统文化的宣传要科学、精准，不应泛用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和称谓。比如什么叫“国学”？不少地方和高校都成立有“国学院”，但为什么将传统文化称为“国学”，却没有科学的论证和说明。所谓“国学”应当指在一个国家中具有统治地位或主导作用的理论学说，简言之，即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理论才能享有“国学”的称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我们国家实际上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思想的。因此，要讲“国学”，这个具有指导思想地位的理论才是当代中国的真正“国学”。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文化不宜称为“国学”。

    倾向之三：以弘扬传统文化的名义兜售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对传统文化一定要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原则。毛泽东认为：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文化，对封建文化一定要作具体分析：一是封建时代产生的文化，既有封建主义的东西，也有人民的东西、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和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二是即使是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在封建主义发生和向上发展的时期，它的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三是反封建主义的文化固然比封建主义的好，但也不是全部可以不加区别地加以利用。因此，他很强调对历史文化既要充分利用，又要采取批判态度。

    全球核安全治理需要新思路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  吴莼思

    自核武器诞生以来，围绕核安全治理问题，国际社会形成了一套机制和规范，如国际原子能机构、《核不扩散条约》、《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等。然而，核安全治理机制并未完全制止核扩散，南亚、中东、东北亚等地区亮起了一系列红灯。特别是在恐怖主义态势日趋严峻的当下，如何防止恐怖分子或恐怖组织制造核恐怖，成为国际社会的重大关切。

    国际社会在全球核安全治理方面需要新思路、新动力和新共识。

    首先，全球核安全治理机制应该超越“大国主导”模式，探索更加均衡、更加民主的管理方式。冷战结束以来，时代主题和全球力量格局发生了比较重大的变化，无核武器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核事务中表现出越来越积极的姿态。在此背景下，核武器国家应该更加充分地考虑和吸收无核武器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意见，以使全球核安全治理拥有更具共识的议事日程。

    其次，全球核安全治理应该更加注重发展议题。虽然防止核武器扩散涉及国际和平和安全，但这不应该成为剥夺发展中国家和平利用核能权利的借口。国际社会应该通过进一步提升核安全保障能力来降低和平利用核能中的风险。为此，提升发展议题在全球核安全治理中的地位就变得十分重要。

    第三，全球核安全治理还应该与区域核安全治理相衔接。全球的核安全离不开每一个区域的安全。中国作为东亚地区的重要国家，不仅要有全球眼光，同时也要有地区意识，要努力为东亚地区搭建一个比较可靠的核安全治理环境。

    总之，在全球和地区层面，当前的核安全治理都面临很多改进需求。中国应积极参与这一进程，提出中国方案，为本国人民和世界创造更加安全的环境。

    探索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方案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王永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勇于实践、善于创新，形成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正是针对我国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是针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世界经济复苏低迷开出的药方，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功实现转型发展的中国方案。创新是引领转型发展的第一动力。在创新中谋转型、在创新中求突破，才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协调发展是制胜要诀，是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事关发展的局部与全局、发展节奏的快与慢、发展布局的重与轻等重大关系。只有不断增强发展的整体性和协调性，才能更好更快地推进转型发展。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是当今时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基本方向之一，也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根本出路。走生态优先的绿色发展道路，全面建设美丽中国，既能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环境财富”，又能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中国贡献。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解决的是发展的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问题。共享发展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优势的集中体现。发展过程人人参与、发展成果人人分享、人们的创造热情和创新活力极大迸发，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竭的动力源泉。新发展理念全面提出了“十三五”和未来一个时期转型发展的基本方略，又借鉴吸取了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教训，回答了当今人类社会发展中遇到的全球性难题。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努力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注重创新驱动、注重整体协调、注重公平公正、注重绿色低碳、注重对外开放，就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越走越宽广。

    完善企业信用制度 

    助力商事制度改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中小企业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王继承 

    伴随着我国市场准入环境的改善，我国新增市场主体的数量有了很大的提升，2015年以来，全国新增的市场主体是1479.8万户，增长14.5%，其中企业433.9万户，比上年增长21.6%。产业结构也在持续优化，2015年新增的企业中，第三产业企业数量超过了80%。一些新兴的业态，像网络服务、电子信息产业、教育、医疗这些企业的数量都在不断增长。在当前经济结构转换，传统产业处于困难下行期，新的产业方兴未艾还未成气候的情况下，传统产业吸纳能力正在下降。需要依靠新兴企业来带动就业。“过去就业问题主要是‘两头难’，一头是农民工、一头是大学生，通过商事制度改革，大学生创业热情得到提高，农业、服务业等领域的创业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这些都对我国整体就业形势起到了积极作用。在新的经济市场主体大量涌现的同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重要性也正逐渐凸显，而其中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建立企业信用制度。 

    首先应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所强调的“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尽快落实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其中包括企业注册登记、行政执法、审批、企业享受扶植政策等相关信息都应尽快公开。并且，对政府信息披露的情况还应开展第三方评估。第二，应建立跨部门的信息共享和联动协作机制。第三，扩大政府信用数据的使用范围，有序地扩大政府涉及企业信息对社会的开放，税务、工商等信用信息也要向商业银行、保险、征信机构开放共享，优化信用评级调查的环境。第四，建立企业信息的“一单申报”系统，减少中小企业信息申报负担，同时也激励企业提高信息申报的质量、真实性。第五，还应进一步探索和完善信用激励和惩戒机制。现在真正能看到“黑名单”的只是在银行信贷方面，在政府采购、招投标、资金扶持政策等方面也应更好地运用这些数据。

    公共安全亟须源头治理

    北京市通州区区长  李雪峰

    公共安全突发事件的发生恰如多米诺骨牌效应，是一系列的因素或串联或并联，依次触发碰撞，导致触目惊心的事件发生。那么第一块“骨牌”是什么？安全生产领域的“本质安全”理念强调，要通过设计建造等环节使生产设备或生产系统本身具有安全性。各种“本质”不安全就是导致安全生产事故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借鉴“本质安全”思想，不科学、不合规的项目设立、审批、建设、建造等源头环节，就是造成公共安全事件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过去一年发生的多起突发事件也反复印证这些问题的严重后果，也表明源头治理失效已经成为普遍现象，成为造成重大突发事件的重要原因。公共安全治理首先就要抓好源头治理。

    完善法律法规规范和专业技术规范，为源头治理提供制度支撑。要以最严谨的态度、最科学的精神，完善公共安全各领域的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加快公共安全法律法规的制定修订，相关的政策法规要周延，形成闭环、形成系统。整合有关部门和专业资源，进一步完善公共安全相关的设计、建设的规范。

    强化市场主体责任，确保源头治理的第一责任主体切实承担起第一责任。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企业是独立的行为主体，企业首先应该对自己行为的合法性、合规性、安全性负责。出现各类安全事件，首先是企业自身的责任，其次才是政府监管的责任。决不能本末倒置。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责是要督促企业牢固树立安全生产红线意识，切实担负起企业主体责任。

    加强政府监管，切实落实政府的源头治理责任。须切实落实在源头治理上的政府部门监管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责任。具体说，在建设项目设立、企业设立等源头治理方面，具体监管部门要切实负起监管责任。源头上放松监管、造成严重后果的，需施以最严格的问责。

    中国教育如何补短板、上水平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副校长  姜耀东

    一、精准扶贫，农村教育是关键。小康社会下的农村教育，应该是在建设美丽乡村的基础上，发展高质量、多元化的农村学校，使农村学校成为“三个中心”，即乡村教育中心、乡村文化中心、乡村信息传播中心。农村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协调发展，农村人口各方面的素养，包括政治素养、文化素养、科学素养都得到普遍提升。目前农村地区的教育形势面临着诸多问题，比如农村教师整体水平较低、师资力量严重不足且流失严重，即使有特岗教师制度的补充，但是由于特岗教师的岗位不稳定、加之教学能力有限，仍然不能满足整体需求。但可以通过加大对中国基础教育的投入，提高农村教师待遇和培训，增加相应岗位的吸引力，就可以遏制在职教师流失。

    二、“双一流”大学建设，人才和管理是核心。综观近代世界历史，没有任何一个大国，可以在高等教育落后的情况下能真正成为全面领先的世界强国。我认为，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拥有世界一流水平的教授队伍，二是有一套支持教授队伍培养人才和进行尖端科学研究的政策体制。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必须紧扣一流目标，体现世界水平。但目前我国高校的整体教授队伍的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即使北大、清华这样国内顶尖大学，虽然有出色的本科生，也在某些学科取得了突破并达到世界领先，但都还不是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究其根本原因是由于我国没有一支世界一流水平的教授队伍，以及与这世界一流教授队伍相配套的政策体制。在政策体制方面，比如科研人员出国学术交流受阻和科研经费管理问题，是学校大学教授们最关心的两个热点问题，也说明我们管理水平还有待改善。在“双一流”大学建设中，只要我们人才和管理这两点抓住了、抓准了，有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中华大地上拥有更多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只是水到渠成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