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坚持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整体公正理念

    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方世南在《学习论坛》撰文

    公正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价值。将公正的价值观作为现实生活的基本原则，达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的和谐，实现人人平等和每个人都能自由而全面发展，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基本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之所在。公正作为调整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特别是利益关系使之达到人与人平等的一种价值评价标准，既是现代社会协调和处理人际关系的重大价值取向，也是现代制度设计和公共政策达到科学化、人文化的基本依据。科学社会主义视野内的公正是由经济公正、政治公正、文化公正、社会公正和生态公正所组成的五位一体的整体公正。坚持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整体公正理念，维护和促进五位一体的整体公正，目的是为了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权益、政治权益、文化权益、社会权益和生态权益五位一体的整体权益的实现。只有正确认识现实的社会主义还存在的种种不公正现象，才能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过程中消除这些现象，走向五位一体整体公正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有关德治与法治关系的三种观点

    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王淑芹、博士刘畅在《伦理学研究》撰文

    目前，学界对于德治与法治的关系问题，在理解上仍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德治与法治的关系，在治国方略上应该是法治至上的独尊关系。理由是一旦把以德治国提高到与依法治国同等高度的国策上，在实践层面会削弱法治的统治地位，不利于依法治国的贯彻落实。另一种与之相对的观点认为，德治与法治关系，在治国方略上可以是德法并重的并列关系。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德治属于思想建设，二者具有不同的功能和作用。作为一个社会和国家的治理来说，既要有思想道德建设，也要有法律制度建设。因而，德治与法治可以都提到国家治理的国策层面。其实德治与法治既非“并列”关系也非“主次”关系，而是一种互补的“结合关系”。在德治与法治关系上，我国政府的一贯提法是“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主张我国的治国方略既不是单纯的德治，也不是单纯的法治，而是德治与法治的结合才是一个完整的治国方略。由此，“德法并重”“德法并举”的提法，不能反映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本质特征。

    社会转型与政府信用建设

    福建省司法厅法宣处副调研员、法学博士黄丽云在《东南学术》撰文

    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资源需要重新配置，各种社会关系也处于不断调整之中。诸多社会冲突事件已警示政府信用的弱化，为此迫切需要加强政府信用建设。政府信用是在制度、政策、行政行为等往复演进中内生性地培育信任关系的过程，凸显的是政府职责的再生产过程：政府的权力本位被责任本位所取代，以服务社会事业、保障公民权益为最高宗旨。法治成为规范和确定政府职责边界的根本性制度安排。权力运行由随意性、神秘性和偶然性转变为可预期性、确定性和可控性。政府信用是政府治理的产出状态。当前中国要实现继续平稳发展，就必须保证整个制度体系和政府系统的平稳运行，最大化地发挥政府信用的积极能量。从关系的视角看，政府信用建设与政府职责建构密切相关。实现政府职责范围的合理控制、全面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是当前全面深化改革、更好发挥政府治理效能提出的根本要求。要在法治原则的规范和指导下，通过对政府职责边界的制度化、法治化、责任化建构，实现治理主体善治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中国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协调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产业布局研究室主任李晓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撰文

    2014年国家出台《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是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内容，彼此相辅相成，并认为当前“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基于钱纳里和赛尔奎因的国际经验研究，根据世界各国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城镇化与工业化关系的一般规律，对我国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协调关系进行判断，可以发现，我国的城镇化与工业化呈现出与国际经验相似的变动规律：城镇化率随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在同一经济发展水平下，城镇化率低于非农产业就业比重，非农产业就业比重又低于非农产业占GNP的比重。我国非农业就业比重与城镇化率之差基本符合钱纳里标准，但存在城镇化率和非农就业比重低于相同收入水平下的钱纳里标准、部分地区工业化与城镇化不协调、“土地城镇化”超前于产业发展、“半城镇化”等问题。未来的城镇化政策与产业政策，既要解决当前存在的城镇化与产业化不协调问题，更要促进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提高，实现更高层次的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

    审视现实市场的缺陷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副教授朱富强在《社会科学战线》撰文

    现代主流经济学极其推崇自由价格机制和企业家功能。其理由是：（1）市场主体在自由价格机制的引导下追求自利的行为可以促进社会整体福利；（2）企业家逐利的创新活动将促进基础技术进步和优化资源配置。不过，这两大信念都是以逻辑化的自由市场为基础的，而这种市场仅仅存在于前资本主义或早期资本主义的日常生活中，参与市场交换的主体是地位相似的个体，社会经济也主要由小型私有企业主导。在此情况下，市场价格就能够根据需求作出快速反应和自动调节，企业家也能根据信息灵敏地把握多变的市场形势。相应地，现代主流经济学所鼓吹的自由放任政策也是以小型私有企业和灵活的市场价格密切联系的假设为基础的。然而，这种形势在1933年就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不仅大型现代公司成为占主导地位的企业形式，而且以受到管理的价格进行交换也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市场形式。因此，尽管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确实有赖于自由的市场价格和创新的企业家，但必须对现实中的价格特性和“企业家”角色进行反思。

    资源错配引致效率损失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龚敏、博士后谢攀在《求是学刊》撰文

    劳动力、资本、土地、能源和技术等要素在企业内部及在产业间的配置方式，决定了一个企业乃至一个产业的总产出和效率。在长期，基于供求双方充分博弈而形成的要素比价体系将引导经济行为主体合理配置要素资源，从而最大化社会福利或产出。反之，扭曲的要素比价尽管能换来一时的高增长，但最终将导致产出水平下滑和社会福利损失。资源错配引致企业创新驱动力匮乏，产业结构演进缓慢。如果将改革和开发政策视为驱动中国投资、生产、出口高速增长的制度背景，那么要素比价扭曲则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造成了客观的利润空间，提升了厂商的盈利水平和投资者的回报率，但不可避免地也弱化了企业家自主创新的激励和推动产品优化升级、节能环保的动力；另一方面，生产要素低成本相当于对这些要素的所有者，主要是家庭部门征税，从而减少了家庭可支配收入，抑制了消费支出。持续的刺激投资和压抑居民消费加剧了供给与需求的脱节，最终导致内外部失衡和效率损失。

    中国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高帆在《复旦学报》撰文

    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在结构方面，需要大规模、持续性地转移农业人口，促进土地使用权流转和再配置，扩大农业经营单位的规模，把农业劳动力变成依边际产出获取报酬的稀缺性要素；在技术方面，需要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管理方法管理农业，用现代服务体系支撑农业，在土地供给刚性甚至缩减的前提下提高土地生产率；在制度方面，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和农业组织方式，增强农民依据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能力，降低政策对市场机制的扭曲效应，把具有产业弱质性的小农经济改造为具有高盈利性的现代产业。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将日益倚重土地——劳动比率、土地生产率和产值转化在更高层面的组合。土地——劳动比率的渐趋提高、生物化和机械化促进的土地生产率提高、农业多样化和支持方式转变驱动的产值转化率提高将成为我国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政策建议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陆益龙在《甘肃社会科学》撰文

    在新的历史时期，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具有重要的战略性意义。与此同时，如何维护发展相对滞后的族际社会的秩序稳定与安全，如何建设起多民族相互团结、相互融合的和谐社会，将是推进西部发展战略所面临的一大课题。处理好民族地区发展与稳定和安全的关系问题，政府在社会治理的政策选择和执行实践中需要在如下方面予以加强。首先，在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中强化民族融合政策的推进。作为族际社会，民族地区的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基础就是和谐融洽、平等发展的民族关系。要实现民族关系的和谐，根本途径就是要促进多民族能够自然地融合。所以，在民族地区社会管理中，必须增强族际社会的意识，强化民族融合政策。其次，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工作的重点需要下到基层。社会秩序稳定所出现的问题来自于基层社会，如果基层社会得不到充分发展，会使矛盾积压得越来越多，对社会秩序稳定形成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再次，在民族地区社会建设中，加强法治建设。通过法治社会建设，让社会主义国家法律深入各民族人民的心中，成为社会和谐和民族团结的基石。最后，西部民族地区发展需要采取综合性协调推进的策略。

    科技成果转化与环保产业发展

    江西财经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教授卢福财、博士饶超在《江西社会科学》撰文

    环保产业对技术的依赖性很强，不论是环保产业资本项目的附着效应，还是环保产业劳动者的附着效应以及技术转化效应，都是环保产业发展的重要保证。科技成果转化能力与环保产业发展高度相关，科技转化能力的提高能非常有效地促进环保产业发展；环境科技成果转化以及环境科学研究对环保产业发展的影响并不是独立的，环境科技成果的转化和环境科学研究的交互作用可显著地促进环保产业发展；环境治理投资、环境政策执法力度对环保产业发展起到促进作用，而政府的信访工作则并不是特别有效。因此，环境科研不能简单地只集中于各地方政府层面，而是要进一步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促进我国环保产业的关键手段是科技成果转化，要建立以创新为导向的各项激励机制，鼓励具有突破性的科技创新或可以与生产紧密相连的科技成果，控制科技数目的虚增，着重提高科技成果的质量；环境科研的最终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技成果转化的效率，要培育以市场为导向的科技研发需求信息平台；政府应加大对环境治理的直接投资力度，加大对环境的执法力度，提高居民环境保护意识，进一步深层次改革政府管理体制，提高环境指标在地方官员考核指标当中的权重等。

    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特征

    玉林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唐世纲在《重庆高教研究》撰文

    作为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大学制度是一种协调、制约和干预大学办学活动的普遍、稳定的规则或规范体系。现代大学制度以维护和保障学术价值为旨归，是大学办学活动有序、稳定地进行的基本保障力量。解析现代大学制度的特征，除了尊重学术性规律之外，还应从合理性、合法性、价值性和文化性等方面进行考察和研究。现代大学制度的合理性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大学制度要合乎大学的学术性本质，充分尊重大学办学活动规律；二是大学制度的设计与制定必须合乎制度运行的“内在逻辑”，规则或规范之间不能相互冲突和矛盾。现代大学制度的合法性是指合乎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和伦理追求，现代大学制度不但具有“法”的意义，而且也是一定伦理观的实体化、现实化和制度化，现代大学制度本身需要接受伦理批判。现代大学制度的价值性集中表现为现代大学制度不仅仅是客观的技术性规范，也是一种价值性规范，任何现代大学制度的背后都有相应价值观的支撑。现代大学制度的文化性主要是指任何现代大学制度都必然承载传统文化精神，完全脱离具体文化土壤之文化传统的普适性的现代大学制度是不存在的。

    我国网络社交工具发展历程与启示

    上海体育学院体育新闻传播与外语学院院长杜友君、杜恺在《现代传播》撰文

    对1994年至今20多年我国网络社交工具发展的时间轴顺序、媒介特性、媒介模式进行梳理，将BBS论坛、校友录、博客定义为“旧社交工具时期”，QQ空间、人人网、开心网等功能性社交网站定义为“中社交工具时期”，微博、微信、小圈子客户端定义为“新社交工具时期”。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首先，从社交工具提供的内容属性及设计特点来看，我国网络社交工具的发展所经历的三个阶段之间有着很深的内在联系，前后时期的产品设计或多或少有着相互效仿的痕迹，但是这些产品内容和设计理念上的先天缺陷并不影响对网络社交工具自身社交属性的强化。其次，我国网络社交工具的发展从电脑时代向手机等平板化载具转变的趋势在目前看来是不可逆的，区别在于物理屏幕的大小选择和曲面屏幕的可实用性上。再次，我国网络社交工具从开放性传播到圈子性传播的转变正在拓展更多的壁龛市场，专注特定目标受众的社交工具产品链将更加丰富，从而也会反过来区分出更多层次与类别的媒介受用群体。

    微传播的社会效应及其治理

    南京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副教授、马列原理教研室主任王锁明在《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撰文

    所谓微传播，是指借助数字通信技术，运用文字、图像、视频、音频等方式，以微博、微信作为媒介，通过移动便捷的显示终端，进行以短小精练为文化特征的一种传播活动或传播方式。在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助推下，微传播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当前，微传播在给人们带来便捷与希冀、赋予人类新的生存领域与生活方式的同时，无序、混乱与信息真假难辨等现象也相伴而生，概括起来主要有：（一）出现虚假信息的泛滥；（二）助推社会情绪的极化；（三）造成人际关系的冷漠。如何有效治理微传播中的乱象，进而规范微传播舆论的健康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是一个艰难、复杂而长期的过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一）政府有关部门需加大对互联网舆论的监管和引导力度；（二）互联网企业要切实担当起网络“第一把关人”的社会责任；（三）网民群众应自觉增强理性精神与道德自律意识的培育和养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