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夕日本的“外交儿戏”

    “外交无小事”，各国处理外交事务莫不小心谨慎，唯恐误国辱国，造成“外交笑话”贻笑天下。但翻翻历史，尤其是中日交涉史，不乏一些视外交如“儿戏”的例子。

    日使技穷强留书，司长月夜急退还

    日本在策划“伪满国”成立后，野心膨胀，一面操弄殷汝耕等群奸大搞“华北自治”，一面暗中援助“德王”的“伪蒙”匪军进攻绥远。

    自1935年起至1936年岁末，国民政府外长张群主持了“调整中日关系”的历次谈判，谈判实质问题在于“伪满”问题和华北问题。日本迫使中国承认“伪满国”，承认华北自治，而中国为维护领土和主权完整，坚决不同意，双方立场截然相反，谈判自然无从进展。为打破僵局，中方释放出让步的意向，意即可先将东北问题暂时放一放（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就承认了“伪满”），务先将冀东伪政府取消。

    1936年11月10日，张群与日使川樾茂开始了第七次中日谈判。以前“中国坚持先要解决东北问题才谈华北防共”，这次谈判开始，“中国最初提出废止塘沽协定作交换条件；今再让步，一定要先撤销冀东政府，才能进行谈判”。事后，日方要求将这次交涉做成文书。张群认为，这次交涉最先是用口头进行的，故不必做成文书，他明确表示：“且就中国政府的立场说，将这次交涉写成文书，更是根本不可能之事。”

    12月2日晚，张群与川樾举行了中日全面战争前的最后一次谈判，亦即第八次谈判，双方自然又是争执不下，毫无结果。

    这时，“却发生一件莫名其妙的事。川樾大使要我接受第七次会谈日方的一份‘会谈备忘录’，我一看内容完全不对，是日方片面制造的，当场拒绝，但是川樾不理，他把‘备忘录’丢下，自行离去。我立刻叫亚洲司司长高宗武追出去，川樾已上汽车而去，高宗武即把它送回日本大使馆。第二天川樾又命人投送，我又把它退回。”张群称，“川樾这种举动，看似儿戏幼稚，其实这也是日本人不择手段，‘不按常理出牌’的一种方式，什么伎俩都用得出来，令人防不胜防。”谈判无法进展之际，不自省自己的野心和贪欲，而置国家体面于不顾，使出市井泼皮的无赖手段，强留外交文书于中国外长案上，遂上演了一出“日使技穷强留书，司长月夜急退还”的闹剧。蒋介石在1936年12月3日日记中写道：“此种卑劣伎俩，世界外交上所无，而倭竟以无耻出之，人格扫地，国焉能不亡。”

    广田扯谎造谣，中方公开揭批

    1935年9月，日本广田外相对我驻日大使蒋作宾先生提出三点意见，希望中方先予以同意：一、中国须绝对放弃以夷制夷政策；二、中国对于“满洲国”事实的存在必须加以尊重；三、中国北边一带地方之防止赤化，中日须共商有效办法。是年10月4日，日本内阁通过了这个所谓的“广田三原则”。10月14日，日本内阁通过对华新政策以落实“广田三原则”。

    自“广田三原则”提出后，日方就公开大造“莫须有”之谣言，对世界宣传中国政府最高当局已“同意”此原则，既可谓是臆想，也可谓是试探，更可谓是压逼。然而，中方政府始终不曾有正式否认的表示。在日本看来，“不否认就是默认”，于是将臆想当真实。1936年1月21日，广田外相在日本国会竟称“中国方面也表示赞同之意”。日本大白天说梦话，中方岂能坐视不理？22日，中国外交部声明日方所云“并非事实”，明确否认赞同“广田三原则”。

    无论是川樾强留文书，还是广田公开扯谎，都是“技穷”之后的“外交手段”。正因为“技穷”，才只得选择“虚伪欺诈”，给世人留下“外交儿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