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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为什么印度总理莫迪要在古吉拉特邦接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答案一：他从2001年起担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至2013年当选总理后卸任，一直是这个地区任职时间最长的“一把手”。
答案二：这个相当于中国省一级的地区是印度经济增速最快、最具发展空间的地方。
如果还有答案三，那一定是如莫迪所说：古吉拉特邦就是印度的广东。
改革、开放，修建基础设施，简政放权，这些中国人无比熟悉的关键词，正以古吉拉特邦为中心，向整个印度扩散。
要想富，先修路
古吉拉特中央大学中国文化社会系主任库马尔说，古吉拉特邦的农村100%通路，“这在印度是个奇迹”。
“中国有个说法，要想富裕，必须先通路。莫迪抓住了这个事情。”他说。
印度的基础设施缺乏，一种说法是该国每年25%的工业产出在运输途中损失。
印度的GDP增速已自2010年的10.5%下滑至2013年的4.8%。除了官僚主义，基础设施被认为是主要制约。
这个国家独立后一直采用政府集中管理的方式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在久久未能取得进展后，于上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向私人资本开放基建领域，但效果不尽如人意。
从1999 年开始的10年里，印度建设了约1万公里公路。
世界经济论坛的《国际竞争力报告》显示，印度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在148个国家中排名第85位，两个最大的城市新德里和孟买，排名均落后于北京和曼谷。
古吉拉特邦与印度其他地区的第二大不同是极少停电，库马尔同样毫不吝啬地用“奇迹”予以褒奖。
在首都新德里，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几乎天天停电。还有孟买，相当于上海，是金融中心，可是高楼很少。因为没有电，没办法给电梯供电。
最大的障碍是官僚主义
商务部研究院中国海外投资咨询中心副主任李志鹏回忆说，他经常带中国企业团队去印度参观，虽然相对于印度其他邦来说古吉拉特邦很不错，“但是感觉还是对企业限制比较严格，效率比较低下，拿批文困难，特别是土地方面，所以还是有一些企业撤回了投资。”
而这已经是古吉拉特邦大力改革后的结果。
“印度发展最大的障碍就是官僚主义。但莫迪很善于统治这些官员，知道如何有最好的效果。跟官员打交道时，交流得也比较清楚，知道让哪个人做什么事情。”库马尔称。
古吉拉特大学商学院教授查瑞总结说：“古吉拉特模式”基本上就是最低政府治理原则——最少的干预，给予社会和公众最大的自由。“最低政府治理和行政效率是结合在一起的。政府的角色主要是促进者而非控制者，一个例子是古吉拉特邦对于那些想要在这里发展核心工业的企业，给予土地上的便利。”
显然，这位经济学家是莫迪的拥护者。“他带来的好处简直不胜枚举，简短地说就是他亲手给政府建立了一套管理机制，使得私营领域和公共领域的经济运行速度加快。”
不过，改革的阻力显而易见。
此前为推动航空业发展，印度政府曾允许一些私人机场团队通过公私合作方式运营国有机场，但公开招标遭到工会和国有航空公司的反对。2013年10月，印度航空业员工曾在全国范围内绝食反对私有化。
在阻滞大型交通项目的征地问题上，虽然1894年颁布的征地法案赋予地方政府征用私有土地进行公共服务项目建设的权力，然而权力滥用现象严重，结果遭到农民的强烈反抗。
2013年8月，印度出台新土地法，但能否成功推行一直受到质疑。独立于联邦政府财政的印度铁路预算，也因掺杂了过多的政治因素而困难重重。至于电力问题，电力部门都是中央和地方政府拥有的大型国有企业，对其改革一定会引发利益冲突，所以这些都需要莫迪拿出勇气和智慧。
北京大学南亚学系主任、印度研究中心副主任姜景奎说，莫迪曾经提过多种“中国模式”，包括上海模式、北京模式，“上海是金融中心，印度的金融中心虽然是孟买，但他希望把古吉拉特邦打造成金融中心。北京模式就是发展文化。其实，他希望都能为我所用，他是非常容易在实际利益方面接受新东西的人。”
古吉拉特人很像中国广东潮汕人
2011年，已有问鼎印度中央政府苗头的莫迪访问中国，受到中国领导人的接待。事实上，他在10年内曾4次访问中国，只不过因为是印度地方政府领导人，未引起太多关注。
与北京、上海相比，广东之于古吉拉特邦确实更为特殊。
比如，古吉拉特邦在地理上与广东十分相似。它位于印度西北，面临阿拉伯海。作为一个小半岛，古吉拉特邦向西、向西南都是海洋。古时，中亚的雅利安人就是通过古吉拉特邦与印度内陆贸易，而且它距离孟买也不远。莫迪自己也曾提到，古吉拉特邦是印度发展的排头兵，率先革新，率先做一些别的地方没有做的事情，让古吉拉特邦成为带动印度腾飞的试验田。
库马尔表示，古吉拉特邦有好多人到广东做生意，“现在广东的很多印度人都是古吉拉特人，比如佛山陶瓷市场里古吉拉特人也很多。”古吉拉特邦有个叫摩拉比的地方，就类似于陶瓷基地，“两个地方的来往特别多。现在印度的房地产业刚刚起步，需要陶瓷产品，所以摩拉比的人就到广东买一些新设备、新材料。摩拉比每年12月都会举行陶瓷展览会，95%的参展者都是中国人。”他说。
在库马尔看来，古吉拉特人很像中国的潮汕人，“如果有两个选择，当公务员、做生意，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做生意。”他解释说，古吉拉特人在印度种姓制度中处于第三等级，自古就善于经商，“印度大公司、大企业的老板，很多都是古吉拉特人。他们把所有的想法用来做生意，谋求古吉拉特邦的地位上升，因为他们觉得如果有吃有喝，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
莫迪本人也曾说过：“我身上的每一滴血都知道怎么赚钱。”
复制“古吉拉特模式”面临挑战
在民族和宗教情况复杂的印度，莫迪能否于全国范围复制“古吉拉特模式”，仍是一个疑问。
印度是联邦制国家，邦政府权力巨大，“放到全国来说，基本不太可能统一政令，强迫其他邦政府完全遵照执行。所以莫迪不得不和地方势力妥协，就像当初国大党执政时，虽然也有一套改革政令，但地方政府按自己的设想运行，中央政府也没办法。”中国学者贾海涛说。最新的消息是，印度铁道部已经根据莫迪的要求，准备建设一所铁路大学。
印度铁路委员会因此在2014年7月与中国国家铁路局的官员会晤，其结果是该大学在课程设置、管理和资源利用最大化等方面，将参照中国模式。这是印度首次为铁路开设专门课程。印度铁路委员会的官员说：“我们正计划访问中国，以便对铁道大学的运作有最直观的体验。在教授与铁路有关的课程方面，中国在全世界遥遥领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