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终结“大逃港”

    从1978年下半年到1979年上半年，是广东偷渡外逃之风最严重的时期。偷渡的不仅有农民，还有干部、职工及其子女，甚至十几岁的中小学生也结伴偷渡。1978年，深圳农民的年收入是134元，而仅一河之隔的香港新界农民的年收入却是13000港元，差距实在太大。因此，边防地区普遍流传“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人家八分钱（指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回来）”“内地劳动一个月，不如香港干一天”的说法。宝安某生产队24户108口人，竟有22户102人外逃，耕地丢荒。

    大批群众偷渡外逃，给收容遣送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1979年1月至6月3日止，深圳收容站收容人数已超过10万（包括港英当局1月至6月初遣送回的3.3万多人），比上年全年收容总数增加一倍。收容站人满为患，生活设施无法适应，收容间过于拥挤。时值夏天，卫生条件太差，臭烘烘的。有时部分收容人员没有饭吃，开水供应不足，有时饮生水也困难，受伤的收容人员不能及时医治。在遣送途中，经常发生偷渡人员跳车逃跑、群众围观，偷渡人员被抢走，偷渡人员殴打押运人员、抢夺押送人员武器的恶性事件。押送人员出于安全考虑，曾采用手铐和绳索捆绑的办法，结果造成了不良影响。

    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了解情况后，立即召集省委有关领导和部门负责人开会，他严肃地批评说：“我们自己的生活条件差，问题解决不了，怎么能把他们叫偷渡犯呢？这些人是外流不是外逃，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不能把他们当作敌人，你们要把他们统统放走。不能只是抓人，要把我们内地建设好，让他们跑来我们这边才好。”当时，很多人由于仍然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束缚，对此批评在思想上都接受不了。

    据习仲勋夫人齐心回忆，当时“有人反映习仲勋对反外逃不重视，实际上，他不是不重视外逃问题，而是反对以‘左’的方法处理外逃问题。他认为，把偷渡的人一律当成犯人对待，会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令他深思的是，这种沿用以往‘左’的观点、方法和措施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外逃问题的。必须清理‘左’的遗毒，采取标本兼治的积极态度，从源头抓起，把经济搞上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外逃问题”。

    作自我批评

    为此，习仲勋派省革委会副主任黄静波前往深圳贯彻落实反偷渡外逃的政策。5月5日，黄静波到达后，听了深圳市委副书记方苞等人的汇报，说：“民政部对你们很不满意，把那么多人关在收容站那里，条件又差，这样不行。省委已经决定了，你们今天就要把人都放走、运走。”方苞说：“一个晚上不能放走那么多人，要不3天内就会像1962年那样出现外逃高潮。我们刚刚开始搞改革开放，如果在这时大批大批的人跑出去，会造成不好的国际影响。投资者会觉得我们的政策和环境不稳定，丧失来内地投资的信心。这样不仅中央会批评我们，改革开放也不能顺利进行。”虽然黄静波觉得方苞说得有道理，但是他的组织性极强。他是带着省委的命令来的，一定要完成任务，坚持要深圳把收容站的人运走或放走。最后，深圳市委服从省委的命令放人。结果，5月6日，来自惠阳、东莞、宝安等地80多个乡镇的7万群众听信谣传，误以为开放边境，纷纷涌向边境前沿，强冲边防，“两个海防前哨不到半小时就被人山人海吞噬了”。由于深圳市委事前已动员一切力量做好围堵工作，最终深圳市2万多名偷渡群众只跑出800多人。后经深圳市委和边防部队全力以赴劝阻教育，才将事态平息下来。

    不久，习仲勋在了解到边境实情后，觉得当时还未做好防范措施，就仓促做出统统放人的决定，和边境实情不大相符。他赞同方苞提出的做法，并作了自我批评。

    向中央“要权”

    广东毗邻港澳，两地人民生活差距大的现实，使习仲勋深刻地认识到，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尽快缩短与香港的差距，才能稳定人心，有效地抑制住这股偷渡外逃风。在1978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向中央建议，给予广东更多优惠政策，让广东能够优先发展，在对外开放中起到龙头作用。

    习仲勋在向邓小平汇报时，提出在邻近香港、澳门的深圳、珠海以及汕头举办出口加工区。这个提议点燃了邓小平的思路，他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当时分管工业建设的省委书记王全国回忆说：“开始我发言是叫加工出口特区，以后我们写成出口特区，后来中央正式定名为经济特区。”

    1979年9月21日，在省委召开的地委书记会议上，习仲勋在向与会者说明中央决定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的由来之后说，这一政策一方面是省委向中央“要权”要来的，另一方面更是中央从搞好四个现代化建设出发，对体制改革所作的一个重要决策。

    1980年8月26日，中国经济特区正式诞生。当年负责特区筹建工作的吴南生后来回忆说：“最令人感到高兴和意外的是，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最困扰着深圳——其实也是最困扰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是完全消失了！”没过多久，有些偷渡到港澳去的人见家乡经济发展了，又成批成批地回来了。

    1984年2月24日，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两特区，回到北京后，他发表谈话：“听说深圳治安比过去好了，跑到香港去的人开始回来，原因之一就是就业多，收入增加了，物质条件也好了，可见精神文明说到底是从物质文明来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