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筝

    王安忆：上海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总字数达500余万字。长篇小说《长恨歌》在2002年获得我国文学界大奖——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天下母亲都爱操心，我妈妈是天下母亲中最爱操心的。在她眼里，儿女全是没孵出蛋壳的鸡，她必须永远孵着我们。

    姐姐上小学最惧怕的是毛毛虫和图画课。她画出的人全有一副最可怕的嘴脸，图画老师只能摇头，叹息也叹息不出了。有一次，她有点不舒服，可是有一项家庭作业却没有完成，那是一幅画，要画一只苹果。她为难地哭了，妈妈说：“我来帮你画。”吃过晚饭，妈妈拿来姐姐的蜡笔和纸，在灯下铺开来。她决心要好好画一只苹果，为姐姐雪耻。妈妈画得很仔细、很认真，运用了多种颜色。记得那是一只色彩极其复杂的苹果，一半红，一半绿，然后，红和绿渐渐接近，相交，汇合，融入。姐姐则躺在床上哭：“老师要一只红的。”

    妈妈时常辅导我们功课，尤其是算术。她不希望我们去搞文科，而要我们搞理工科。她明白理工科的基础在小学里便是算术了。有一次，临近大考，她辅导我“换算”。她一定要问我：“一丈等于多少米？”我说：“老师只要我们知道一米等于多少市尺就行了。”可是，妈妈说：“万一有一道题目是一丈等于多少米，你怎么办呢？”她的逻辑是对的，我想不出任何道理来反驳，于是便只能跳脚了。

    其实，她辅导我语文恐怕更合适一些，可她并不辅导，只管制我读书。第一次看《红楼梦》是在我小学四年级，妈妈把那些不适合我读的地方全部用胶布贴了起来，反弄得我好奇得难熬，千方百计想要知道那胶布后面写的是什么。

    后来，我和姐姐先后插队，终于离开了家，可我们却像风筝，飞得再高，线还牢牢牵在妈妈手里，她时刻注意我们的动向。后来，我到了一个地区级文工团拉大提琴，妈妈凡是路过那里，总要下车住几天。有一次，我告诉她，我们去了一个水利工地演出，那里有一座大理山，有许多大理石等等。妈妈便说：“这是个散文的意念，你可以写一篇散文。”这时候，我已年过二十，大局已定，身无所长，半路出家的大提琴终不成器，在我们身上寄托的理工之梦早已破灭。又见我一人在外，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反倒生出许多无事烦恼，便这么劝我了。之后，闲来无事，写成一篇散文，不料想这成了我第一篇印成铅字的作品，给了我一个当作家的妄想。

    然后，我便开始舞文弄墨，每一篇东西必须妈妈过目，然后根据她的意见修正，才能寄往各编辑部，再聆听编辑的意见，再次修正。她比编辑严格得多，意见提得极其具体、细微。我常有不同意之处，可是总不如她合乎逻辑。讲不清楚，于是又只好跳脚了。

    然后，我去了北京讲习所，风筝的线仍然牵在她手里，每一篇东西总是先寄给她看。不过，与先前不同的是，妈妈同意让我听了编辑部的意见以后，再考虑她的意见。这时，我如同闸门打开，飞得飞快，一篇连一篇，她实在有些应接不暇了。终于有一天，她紧接一封谈意见的信后又来了一封信，表示撤销前一封信，随我去了。风筝断了线，没头没脑地飞了起来，抑或飞上天，抑或一头栽下来，不过，风筝自己也无须有什么怨言了。这后一封信是在我爸爸的劝说下写的，爸爸劝妈妈不要管我，随我自己写去。这是爸爸对我们的一贯政策，他对我们所有的担心只有一点，就是过马路。

    长大以后，说话行事，人家夸，总夸“你爸爸妈妈教养得好。”有所不满，总说：“给你爸爸妈妈宠坏了。”似乎，对于我们，自己是一点功绩也没有的。想来想去，儿女总是父母的作品。他们管也罢，不管也罢，都是他们的作品。风筝或许是永远挣不断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