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国家如何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拉美模式的失败之处就在于一味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却忽视了财富分配关系的调整和社会进步目标的关注，结果导致了“有增长而无发展”状况的出现。

    谈及“中等收入陷阱”，便自然会联想到“拉美发展模式”。“拉美发展模式”在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挣扎给我们鲜明地展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源。

    在这方面，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墨西哥。2009年，墨西哥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终于迈入了高收入国家行列。但是在墨西哥，社会各个阶层对于墨西哥的现实普遍不满，尤其是广大的社会底层民众，并没有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反而深陷于“发展的痛苦”之中。

    据墨西哥农业部长弗朗西斯科·马约尔加介绍，1950年墨西哥的城市化率为42.6%，1980年达到66.3%，已接近于当时欧洲城市化率。2008年进一步提高到77.2%，超过了德国、意大利等发达国家。然而，过度城市化导致的城市贫困以及相伴而生的贫民窟成为整个社会难以治愈的顽疾。据统计，墨西哥居住在城市贫民窟中的人口达到1470万人，约占城市总人口的20%。政府无力向贫民窟提供水、电等基础设施，长期采取放任不管政策。居民用水要靠自我组织起来建小型的水塔、水泵或盗用城市供水系统的水，用电则从附近的输电站偷电。贫民窟的子女也很难接受较好的教育和医疗服务。根据当地人介绍，贫民窟里每100个上小学的人中只有40个能升入初级中学，其中20人能上到高中，只有1个人能进入大学。

    阿根廷的情况也同样如此。遥想当年，二战后阿根廷人均收入5252美元，高于西欧核心12国平均水平超过10%。随后的半个世纪，阿根廷却陷入不断的政治动荡与经济危机之中，常年有高达4位数的通货膨胀、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债务违约、穷人饿死在“世界的粮仓与肉库”。

    失败的原因众说纷纭，但从发展机制理论来看，答案其实非常明显——微观制度失效与宏观管理失败，而分裂的政治势力角力与错误的发展理念分别强化了这种失效与失败。

    微观方面，阿根廷长期以来出口行业孱弱无力，早年实施的进口替代政策、畸形的各类行业管制措施、低效庞大的国营体系、过高的汇率定价虽历经改革，仍旧无法扭转颓势，2000年之前出口占比常年在10%以下。缺乏了出口的贡献，阿根廷在20世纪60年代依靠投资拉动的经济繁荣迅速遇到问题，过剩产能飙高、低效企业吞噬大量资源、贸易逆差积累之下，债务开始累积，微观低效转化为宏观失败。

    宏观方面，阿根廷维持了庞大的政府公务员队伍（3700万人口却有200多万公务员），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财务支出缺乏约束，以及历史上长期大量补贴国有企业与被保护行业，造成大量财政赤字。财政赤字与贸易逆差的组合令阿根廷央行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大量发行钞票充作财政开支，导致高昂通货膨胀与并发的国际债务危机。

    通货膨胀的最大弊端在于对穷人的抢劫，恶化了阿根廷近乎世界第一的分配不均状况，其基尼系数长期维持在0.5以上。按照美国制度经济学家阿塞莫格鲁的论述，分配不均让阿根廷政治成为不稳定民主的典型，也为各派政府轮流坐庄、执行互不衔接的政策打下了最重要的民意基础。左派政府上台则搞大政府、大福利，虽有助于分配不均状况的改善，却使通货膨胀与国际收支恶化，免不了在危机中下台，穷人因福利而改善的境遇迅即因通货膨胀的抢劫而再度恶化。右派上台则使权力与资源进一步流至富豪阶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社会不安定局面加剧。

    如此，极端恶劣的分配不均等状况在民主制度框架内演绎为民粹主义与权贵主义的跷跷板行情，你方唱罢我登场，在动荡与危机中，昔日的经济大国虚掷了半世纪时光。

    由此可见，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并非经济学规律，而是社会框架出现问题的结果。墨西哥、阿根廷的教训更多地不在于经济方面，而在于经济之外。导致阿根廷跌入陷阱的两大因素，一是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均日益严重；二是政府行为被权势集团主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