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初,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做工作报告时称:五年来,检察机关会同有关部门追缴赃款赃物计553亿元,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6220人
今年6月3日,广州市花都区政协主席,57岁的王雁威突然消失。至少3名官员在今年6月以来被公布“失去联系”,让官员“失踪”问题再引关注。
近年来失踪或曾失踪的官员,还包括贵州省原交通厅厅长卢万里、云南省原交通厅副厅长胡星、深圳市南山区原政协主席温玲等。
记者梳理约十年“失踪”的部分官员发现,出逃官员多与经济问题有关,也因此带来巨大损失。一些官员是在“听到风声”甚至被调查后失踪的。
休假式“失踪”
履历显示,王雁威是广州增城人,2011年11月曾当选为广州市花都区政协主席。
王雁威最后一次出现在公共场合是5月30日,参加一个重大项目的开工动员会。
广州市纪委曾在定期发布会上透露,王雁威曾通过区政协办公室转达到区委办公室请假治病,后来离开工作岗位。
7月25日,广州市纪委工作人员说,市纪委已会同有关部门对这类官员“失踪”情况进行研究处理。
根据《公务员法》规定,旷工或者因公外出、请假期满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归连续超过十五天,或一年内累计超过三十天的,应辞退。截至记者发稿时,王雁威失踪已超两月。
这种“休假式”的理由,王雁威不是孤例。据介绍,湖北省公安县畜牧兽医局局长蔡道明失踪当日,对妻子称身体不适,要去看病。此后,即失去联系。
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认为,这些失踪官员,都会存在一些违法、违纪问题。组织部门可能谈过话,或者官员听到自己要被调查或被举报的风声而逃走,也不排除个别官员反应过敏失踪。
8月8日,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表示,也不完全排除官员因家庭矛盾而失踪,但可能性极小,负气出境就更没可能性。不排除这些人实际上已将情人、财产转移出国,制造因为家庭矛盾负气出走的假象。
被调查后出逃
深圳市南山区原政协主席温玲,在被调查期间失踪。
2012年1月6日,温玲已卸任南山区政协主席,正式退休。公开资料显示,她1997年任南山区科技局局长时,还曾当选深圳首届“十大优秀青年公仆”。
2012年4月,深圳市纪委对温玲涉嫌严重违纪问题进行立案调查。有媒体援引网络举报称,温玲涉案受贿金额或达2亿元。
温玲之弟去年6月曾对媒体称,姐姐因孩子结婚赴美。
今年7月24日,深圳市纪委发消息开除温玲党籍和公职,经查,温玲在南山区工作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牟取利益,由其亲属代为收受他人所送公司股权,并在组织调查期间私自出境,至今未归。
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认为,公职人员被调查期间,若需限制其出境或采取强制措施,有关部门需要寻求司法机关配合。有时候,程序协调、审批也需要一定时间。因此,发生在立案前或刚立案后的失踪案例并不少见。
李永忠说,中国每年有十几万党员、公职人员受到党纪、政纪处分,但真正够条件被采取强制措施的占极少数。已被采取强制措施又失踪的案例几乎没有。
姜明安认为,我国现行的法规对地方和部门“一把手”的监督还不到位,“同级纪委管不了,上级纪委又太远”。一些高级别的领导,特别是部门“一把手”受约束小,个别领导甚至消失很多天后,才被发现失踪。
“不堪逼债出走”
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曾总结过近年官员失踪事件的共性:一是违规参与经营活动亏损严重,避走躲债;二是因担心腐败问题东窗事发而潜逃。
今年6月23日,湖南省醴陵市有关方面消息称,该市王仙镇财政所所长邓元华未向上级部门请假,已失踪超20天。此前,网络上有传言称邓元华携款近300万元失踪。
事发后,醴陵市检察院介入调查。对邓元华失踪的具体情况,醴陵市有关方面未公布调查进展。坊间多有传言称邓元华喜欢赌博且输了很多钱。
王昌宏的失踪也与债务有关。去年3月13日,一则《湖南郴州农机局登报寻找失踪副局长》的电视报道在网络上传播。据介绍,王昌宏2011年11月起长期“不正常上班”。
2012年4月22日,郴州市纪委监察局人员找到王昌宏,他已做过保安、司机等人的工作。据其交代,他做官的同时还是个商人。炒期货赔了400多万,因不堪逼债出走。
去年1月底失踪的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官员李华波,失踪前还曾向局领导请假。失踪后被曝出从2006年开始往境外转移资金,数额达9000多万元。
据报道,李华波一家四口一起失踪。2012年2月,鄱阳县财政局党组副书记程四喜接到李华波的电话,称自己逃到了加拿大,“这几年,我贪污了很多公款”。
出逃与巨额损失
失踪的官员们并非都能长期隐匿下去。
据媒体报道,涉嫌受贿5000多万元的贵州省交通厅厅长、贵州高速公路开发总公司总经理卢万里,得知有关部门在调查他后,2012年1月“失踪”。后据调查,他用名为“张唯良”的护照跨越边境。
卢万里逃至南太平洋岛国斐济。3个月后,被押解回国,2005年底,卢万里被执行死刑。
2007年,云南省公安机关在侦办一起经济犯罪案件时,发现云南省交通厅副厅长胡星有重大嫌疑。2007年1月,案件侦办过程中,胡星消失了。据报道,消失前胡星还代表交通厅参加了一次省里的会议。
胡星出逃后,中国警方对胡星发出A级通缉令。后来,在专案组办案人员的规劝下,胡星从新加坡回国受审。2007年8月,胡星因受贿罪被判无期徒刑。
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说:这些年,中国不但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签订了相关协议,谈判、协调协商力度也在不断加大。失踪官员被引渡或遣返归国受审的案例越来越多。
“没有遣返或引渡归国的人,他们在国外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想跑出去也越来越困难了。”李永忠说。
今年初,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做工作报告时称,5年来,检察机关会同有关部门追缴赃款赃物计553亿元,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6220人。
央行网站曾刊登完成于2008年6月的课题报告《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该报告引用的中国社科院调研资料披露,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达16000~18000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
技术与制度“预防”
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林喆认为,公职人员出逃时,往往会把财产转移至境外。这样的大批资金流动,银行应该引起注意并向有关单位汇报。“银行应该成为反腐败的生力军”。
今年“两会”上,有政协委员提出建立“公职人员名单管理”体系,建议把官员及家属、利益关联人在银行、证券、房地产等行业的信息纳入监督平台。林喆认为,这个体系一定程度上能防止腐败行为,包括防止官员出逃。
李永忠指出,对于官员提拔乃至失踪官员,几乎没有责任倒查机制。“没听说有部门因官员出逃而受到处分。”不能做到“守土有责”,也是致使官员失踪(外逃)问题的弊病之一。
姜明安认为,必须重视制度建设,“制定法规,从源头上防止官员失踪”。目前已有地方政府如广东珠海,着手制定预防腐败的法规。姜明安呼吁中央也要尽快出台预防腐败的法规。
在李永忠看来,目前技术不断发展,对防止官员失踪或外逃已有很好的效果,但这属于技术层面,“微观角度”。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从宏观角度进行权力结构改革,“这需要更大的政治智慧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