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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庆莲已经是大陆仅存的有过军统首脑机构工作经历的女译电员。作为见证者，她对那一段历史的述说，或许亦如民主人士章士钊对戴笠的评价，“是非留待后人评”。
发报机嘀嘀嘀作响的办公室里，译电科科员顾晓梦拿起刚译好的文件，经过女科长、情报高材生李宁玉审阅，又送到军机处处长手里。
切换到舞厅的场景，下班后的顾晓梦，穿着修身旗袍，在流光闪烁中旋转、欢笑。
这是电影《风声》的镜头。今年85岁的王庆莲没看过《风声》，却曾有过同顾晓梦相似的经历。
而她当时所在的，是比顾晓梦的汪伪特工部更正统、被美国人誉为“民国最强大最重要”的神秘组织：国民党军统局。
在军统局本部的三年，是王庆莲“最快乐的日子”，她认真工作，也流连舞厅。她的上司是破译珍珠港密电的军统女少将姜毅英，大老板是“特务头子”戴笠，二把手是电影《建国大业》里姜文扮演的毛人凤，又一个漂亮角色。
然而人生的舞台急转，流光溢彩顿作凄风苦雨。
内战前离开军统的王庆莲，在各种政治运动中成为镇压对象。劳役、羁押，发肤之痛和精神折磨，在一次求死不能之后，她鼓励自己一定要好好活下去。
活到今天，虽然她早已平反并落实政策，采访前我还是想过她会有疑虑和戒备的可能。但见面之后，这位一生坎坷的老人，却流着泪对我说：“姑娘，你能来太好了，你们要是能早几年来多好。”
她如今晚年生活幸福，领有退休金，“共产党养了我31年，我从内心里感激”。
王庆莲已经是大陆仅存的有过军统首脑机构工作经历的女译电员。作为见证者，她对那一段历史的述说，或许亦如民主人士章士钊对戴笠的评价，“是非留待后人评”。
“大部分是江山人，
不容易混进奸细”
我的身世怎么讲呢，太苦了。不到一岁就没了生父，住在浙江省江山县的外婆家，才读了六年小学，日本鬼子打过来，什么都烧光了。我一生最恨的就是日本人。
1943年4月，我刚满15岁，什么都不懂，家里经济困难，无路可走了，军统局来江山招人，我妈妈给我报名。也是运气不好，一考就考上了。
当时抗战到了很紧张的时候，人不够才临时招的。我们4个女的，16个男的，没经过培训就大概在6月8日到了重庆。有10个人被分到军统局本部译电科。
我和剩下的人被送到磁器口造纸厂的密本股做打印工作，因为敌机轰炸厉害，为了保护密码本，所以密本股设在乡下。
1944年4月，我被调回局本部译电科华南股，担任译电员，军衔是准尉，领少尉的工资。
军统局一把手戴笠和二把手毛人凤都是江山人，局本部有八个处，一个秘书室，另外就是译电科。局本部大部分是江山人，不容易混进奸细。
译电科华南股股长王威是我舅舅，其他几个华东股、华北股、密本股的股长也是老乡。整个办公室都讲江山话，别人也听不懂。因为可以看到情报，很多人想调过来，也有共产党混进军统局，想调来译电科，很难。
我们生活很有规律，上午工作4小时，下午工作4小时，晚上工作2小时。华南地区的电报，都由我们译，当然是什么情况都有的，但主要是关于日本人的。密码都是数字，不能直接译，要先做减法，再去翻不同的密码本，有的很复杂。我文化程度低，不得不更努力。虽然股长是我亲舅舅，但他对我很严格，译不成文打回来重做，任务完不成就加班。
“戴笠给我的印象比较正派”
戴笠这个人，很神气，说一不二。我们不叫他戴局长，都叫戴老板。有人小小声说一句“老板来了”，大家赶紧老老实实地干活。
老板很讲究仪表，他的中山装风纪扣扣得很整齐。军统局的工作人员，男的穿中山装，女的穿浅蓝色旗袍。有一次总务处发下来一套军便服，有个女同志（我们也都是称同志的）穿了，给戴老板看见，马上下令总务处收上去了。
老板对自己要求也严格。每个礼拜一上午，他只要人在重庆，都会来局本部做纪念周。他在上面讲国际形势，有时忘了叫我们“稍息”，我们就笔直地站几个小时，他在台上也是站几个小时。
我们的礼堂也是饭堂，做完报告就在那吃饭。八人一桌，老板也同吃，荤菜就是牛肉丝炒地瓜。
在我印象里，戴老板还是比较正派的，不像现在说的阴险毒辣的人。我也不知道我这个话说得对不对，但我接触过他，他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
上个月我到江山的戴笠故居，有个民主人士叫章士钊，他是毛主席的好朋友，给戴笠写过一副对联：“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
我看见那个对联，真是不舍得走。戴笠这个人厉害是厉害，但有坏的也有好的。包括军统局，军统局不是只搞反革命工作，也为抗战出过力的，抗战中牺牲了一万八千人，对日情报、暗杀汪精卫，都出过力气。
前几年我看到一本书，说戴笠后来飞机失事是蒋介石派人害他。我们心里不这么想。我见过蒋介石两次。军统局每年4月1日都要开“四一大会”，纪念那些为军统工作死了的人，不管工作死的还是生病死的，每个人的照片都挂在礼堂上，并把家属接过来悼念。
1946年3月17日戴老板遇难，那年的“四一大会”蒋介石和蒋经国都来了。蒋介石穿军服扎皮带，披大披风，很威武，他走进来，军乐奏响，全场鸦雀无声。
当时蒋介石在台上讲话哽咽了，心痛戴笠这样一个得力的助手没有了。从前老板去见蒋介石，都不用预约的，警卫一通报，蒋介石就用浙江话说，“哦，雨农（戴笠的字）啊，进来进来。”蒋介石很信任老板。
“大陆除了我，没有人了”
很多事情讲不清，凡在军统就是作恶多端吗？没办法，讲不清。
“三年自然灾害”，接着“文革”“四人帮”，你不揭发别人就算互相包庇。我是打就打，我不招。一个跟我一起下放的大学教授，他苦头吃不住了，有人说他有一支枪，丢在鱼塘里。其实没有的事。他趁人不注意逃到儿子那里，他儿子大义灭亲，又给送回来了。
那真不是人过的日子，一直到1979年落实政策，我老公先平反了，那天晚上我们夫妻抱在一起哭，总算熬到头了。
我是1981年落实政策的。我还是感谢共产党，在乡下的23年也给我算了工龄，到现在我退休31年，共产党养了我31年，晚年生活能平平安安过，我从内心里感谢共产党，这是我的肺腑之言。
我这一生对不起四个人：我妈妈，我没能给她养老，她反过来还得帮我养儿子；我的三个儿子，因为我，一个只读到初中毕业，一个小学毕业，另一个小学都没能读完。我后来问小儿子：从小妈妈不能管你，你恨妈妈吗？他说，不会。我心里才好受一点。
有些事，我从前不敢讲。1957年我看到一本写军统的书叫《人间地窖》，说到每年军统开“四一大会”时工作人员做招待员，其中有王庆莲。我看到那里心都寒了，不敢看下去。现在我很想看到这本书，可惜没处找了。译电科在台湾还有几个男的，大陆除了我活着，没有人了。
哎呀，人生就这么回事，转眼间，我也会很快离开这里了，85岁了，还有几年？现在有关爱老兵的朋友们关心我，我感到很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