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其庸：不灭求学求真之心

    冯先生曾说：“予少读玄奘法师传，遂仰之为师，虽万劫而不灭求学求真之心也。”这样的为学与为人理念，他一生坚持践行。　

    冯其庸，1924年生，江苏无锡县前洲镇人，以研究《红楼梦》著名于世。著有《曹雪芹家世新考》《论庚辰本》《梦边集》《漱石集》《秋风集》等专著二十余种，并主编《红楼梦》新校注本、《红楼梦大词典》《中华艺术百科大辞典》等书。

    90岁的冯其庸先生，虽然步履不似从前那么矫健，但是精神依然十分矍铄，像年轻时一样，每天仍然工作到深夜。冯先生的夫人夏菉涓先生告诉我，80岁以后，即便在病中，即便在深夜一两点钟，冯先生只要想到什么学术上的问题，也会披衣下床查书、查资料。

    求道之路，腹有诗书气自馥

    冯其庸先生出生在江苏无锡的一个农民家庭，因家境贫寒，他读读停停，一边种地，一边刻苦自学，其间经历了八年抗战，饱尝黍离之悲。没钱买书，他东借西借，不论小说戏曲，唐诗宋词，只要能借到他就如饥似渴地读，“天天读到深夜，早晨下田地前也要读，从地里回来，泥腿没洗净就进屋看书”，冯先生忆道。如此3年自学下来，他竟读了许多书，有的甚至能背诵。

    1946年春，他考入无锡国专，是在无锡国专期间，冯先生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多年后他主编的《历代文选》广为人知，并受到毛泽东的称赞。

    1954年，在无锡第一女中任教的冯其庸，奉调到中国人民大学任国文教师，离开了家乡无锡，来到北京，开始了真正的学术之路。

    潜心红学，平生可许是知音

    1700万字、35卷册的冯其庸文集《瓜饭楼丛稿》于2012年1月正式出版，煌煌巨著，厚重博雅，汇聚了先生一生的学术精华，其内容包括《冯其庸文集》《冯其庸评批集》和《冯其庸辑校集》三大部分。在为丛稿所撰总序中，冯其庸先生用很大篇幅回顾了与红学数十年的不解之缘。

    回忆起研究《红楼梦》的过程，冯先生说，在上世纪50年代的批判俞平伯、胡适的运动中，他已经认真研读《红楼梦》了。“文革”时，冯其庸遭到批判，他钟爱的《红楼梦》也被抄走，他担忧这部巨著将遭致毁灭，于是托人从图书馆借出一部影印庚辰本《石头记》，依原著行款朱墨两色抄写。那时他白天挨批斗，深夜秘密抄写，整整抄了一年，小楷狼毫笔抄坏了一大堆，却使他对《红楼梦》有了更深的理解。抄完之日，他掷笔徘徊，百感交集，吟成小诗一首：“《红楼》抄罢雨丝丝，正是春归花落时。千古文章多血泪，伤心最此断肠辞。”

    1975年，冯其庸被借调到文化部《红楼梦》校订组，担任《红楼梦》校订组的副组长，负责领导校注工作，从那时起，他正式投入《红楼梦》的研究，一搞就是40年。算上50年代的泛读，60年代的抄写，冯其庸与《红楼梦》结缘，如今已将近一个甲子。

    冯先生研究《红楼梦》是从研究曹雪芹家世入手，他坚持文献研究与地面调查、地下发掘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而曹雪芹的家世在这三方面都有丰富而可信的第一手史料，特别是他发现了《五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谱》，对它进行了长时间调查和考证，找到了大批有关曹家的早期信史，从而对曹雪芹的祖籍得出了确凿无疑的结论——辽宁的辽阳。冯先生为这一发现所写的《曹雪芹家世新考》，至今已增订了四版。

    “校注《红楼梦》很不容易，因为早期抄本很多，以哪个本子为底本成了最大的问题”，冯先生回忆，当时他主张用庚辰本，但其他人不同意，于是为了证明庚辰本的可靠性，他展开了对《石头记》抄本的研究。

    在对早期抄本的研究中，最令他兴奋的是上世纪70年代，他与吴恩裕先生一起发现了己卯本避“祥”“晓”两字的讳，从而考出了它是怡亲王允祥和弘晓家的抄本。这一结论，是有《怡亲王府藏书书目》原件上同样的避讳来确证的，而这部沾有两代怡亲王手泽的《怡府书目》上，还有鲜红的“怡亲王宝”“讷斋珍赏”等印章，更是不可动摇的确证。同时，这一确证也间接证明了己卯本留下了曹雪芹《石头记》原本的款式，大大增加了己卯本《石头记》的珍贵性。

    因此，己卯本是怡府抄本的发现，揭开了《红楼梦》抄本研究上崭新的一页，开创了《红楼梦》抄本研究的一个新天地、新路径。

    正像冯先生赠友人的一首诗：“红楼奥义隐千寻，妙笔搜求意更深。地下欲请曹梦阮，平生可许是知音。”“平生可许是知音”一语，也正是冯先生倾心四十载钻研《红楼梦》的精神写照。

    实证求真，看尽龟兹十万峰

    在众多的实地考察中，冯其庸先生十次进疆的经历早已传为佳话。“中国的西域，外国人在100多年间做了那么多工作……”叹惋之余，他希望用自己的行动求得更多的发现。

    冯其庸先生做学问讲究“三到”：历史文献典籍到、地下考古发掘文物到、地理实地考察到。“实地调查和读书一样重要。”冯其庸先生一有机会就到全国各地游历。

    自1986年至2005年的20年间，冯先生以古稀之年陆续完成十进新疆、三登帕米尔高原、两次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等壮举，实地踏看了玄奘取经在中国境内西行和东归的全部路线，拍了近万幅照片。

    他曾有诗云：“看尽龟兹十万峰，始知五岳也平庸。他年欲作徐霞客，走遍天西再向东。”1998年8月，冯其庸先生第七次到新疆，再上帕米尔高原，于海拔4700米的明铁盖山口，找到了玄奘取经回国的山口古道，此古道为玄奘东归后1355年来第一次被发现。这一发现，轰动了中外学术界，存疑了1000多年的问题豁然开朗。

    谈起艰辛的高原沙漠之旅，冯先生道：“对我来说，乐大于苦。我的游历是和学术调查联系在一起的，每有收获，那种喜悦不可名状，足以抵消一切付出！”

    2005年8月15日，冯其庸先生以83岁高龄第三次上帕米尔高原，为玄奘立东归碑记。这一年9月26日，他由米兰进入罗布泊，到达楼兰，又经龙城、白龙堆、三垄沙，入玉门关到敦煌，在大沙漠死亡之海里停留17天，终于确证了玄奘取经东归的最后路段。

    也就是在当年，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成立，冯其庸先生受时任校长纪宝成力邀出任新中国第一所国学院第一任院长。9月下旬，国学院开学之际，一份署着季羡林和冯其庸名字的报告递交到党中央，提出“建立‘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从事中国西部文化历史语言民俗艺术方面的研究，其中特别是西域中古时期的多种语言，急需培养人才继承下去，以应国家将来不时之需”。

    报告上去不到10天，当时还在新疆考察途中的冯先生，在罗布泊的营帐里得到北京消息，中央领导对报告作出了批示，要求教育部和财政部大力支持，冯先生无比高兴。

    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创之始，冯先生从德国请回了西域专家沈卫荣先生，从新疆请来了西域考古专家王炳华先生，而且还陆续引进了一批人才，并派人到海外学习，目前已经有能够处理古藏文、蒙文、梵文、吐火罗文、粟特文等方面的人才，可以把握于阗文、回鹘文、叙利亚文、中古波斯文等多种语言文献材料，一个西域历史语言研究的新天地，已经慢慢展开。

    冯先生曾说：“予少读玄奘法师传，遂仰之为师，虽万劫而不灭求学求真之心也。”这样的为学与为人理念，他一生坚持践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