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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敦白:红色革命者的最后征程

何谦 袁幼林 《 人民文摘 》(

    1945年,时为美国大兵的李敦白随军来到中国,被共产党领导下解放区的新气象所吸引,留华长达35年。其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早期唯一的外籍党员。他以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和高昂的热情,见证了解放战争、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等历史阶段,深受毛泽东等领袖的赏识和重用。1960年代中期,李敦白到达了个人声望的顶峰,随后遭受批斗,入狱16年。

    1980年返回美国后,李敦白一直致力于推动中美从商业到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在意识形态对抗激烈的年代,他或被同胞骂作“叛徒”,或被推崇为白求恩式的理想主义者。但无论如何,他始终没有放弃向祖国的年轻人解释若干基本问题,例如:当年为什么选择中国?如何理解中国的昨日与未来?这也是老人毕生追寻的人生命题。

    “欢迎你,年轻人”

    李敦白老了。他和中国妻子王玉琳住在华盛顿州福克斯岛的一处孤屋里,窗外汪洋浩瀚,海浪声声。在铺满原木的露台,李敦白时常扶杆眺望太平洋,中国在遥远的对岸——那里是他人生传奇的起点。

    如今,在这个弥漫着浓重中国气息的家中,李敦白坚持读中文书,吃羊肉馅饺子,看定制的中国电视剧和中文电影,每年有两三个月一定会回到北京“度假”。家里每一件他爱不释手的中式藏品似乎都在提示,他过去那段长达35年的中国岁月从未真正逝去。

    2012年8月25日,三名年轻学生的到来打破这样的平静。他们是为李敦白自传纪录片而来。“欢迎你,年轻人。”微笑爬上了李敦白那沟壑满布的面颊。

    如果回到1946年,当25岁的李敦白首次踏足延安时,也能清晰听到这样热情洋溢的言辞。这名美国赴华士兵在这里见到了解放区新貌,并在周恩来的引荐下见到了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高层。

    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新世界。此前,李敦白作为“昆明美军军法处赔偿损失部专员”,目睹了国统区的混乱和腐败,尤其一个黄包车夫之女被美军军车撞死,却仅拿到8美元赔偿的事件,更让他对美援下的旧中国感到深深的失望。

    “我真诚地相信,要想帮助那些生活悲惨的人,(留在延安)这是唯一的道路。”李敦白说。而来华前,他已经在大学里加入了美国共产党,笃信工农力量将改造全世界。

    在极其缺乏人才的解放区,李敦白很快受到赏识和重用,成为共产党宣传战线最重要的外语专家之一。后来,由李先念、王震介绍,毛泽东等领导人直接批准,他成为当时唯一的外籍共产党员。

    在革命的熔炉里,这个怀有满腔热血的美国青年完全沉浸在为新中国成立而奋斗的红色事业中,很快成为新中国对外新闻报道事业的重要功臣。在人生的顶峰,他与毛泽东同坐一辆吉普车,感觉“就坐在历史的旁边”。后来,他前后两次因为“特务”的罪名蒙冤入狱,长达16年。在最绝望的岁月,随身携带的唯一一本书,是他收藏至今的《毛主席语录》。1966年10月,也是在这本鲜艳的小册子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李敦白留下了亲笔签名。 

    “人们说我创造了历史,但我只不过是被历史‘碾过’。”这句简单的话,是李敦白简单的自我总结,但更像对年轻人的忠告。只是深重的历史横贯其上,三位年轻的到访者却不时遇到困惑,就连其中一位来自中国河北的留学生赵馨,也不禁深感恍惚。

    “一个被异国幽禁16年的人,为什么仍此志不渝?”赵馨问。这也是一直以来,年轻人们对这位传奇老人问得最多的问题。“因为信仰未变,孩子。”他说。

    1980年,李敦白返美。然而,进入新世纪,李敦白在美国却被淡忘了。直到2005年,一位名叫露西·奥斯朗德的电影制作人再次叩响了他的家门。

    “他的故事不该消失”

    露西·奥斯朗德现在还能清楚记得,2004年的一天,她读到《纽约时报》描述李敦白“从毛主义到微软的长征”,发现主人公正住在距离她一小时车程的地方。对于这个险些错过的故事,露西“感到兴奋不已”。

    露西成长历程深受1960年代西方高涨的左翼运动影响。由于反战和要求平权,她在美国新左派思潮中建立了信仰。1974年11月,她第一次到中国,也第一次在北京看到毛泽东的画像,就像发现新世界一样,那时候在中国所发生的一切,令一大批像露西一样的西方左派知识青年心生神往。

    “但我也承认,像年轻时的李敦白一样,我所怀的理想受限于身处的年代。”露西说。当年纪渐长,她意识到只有对世界左派思潮有一个全面而细致的研究,才能认识未来。

    21年后,她重遇这个“险些错过”的故事后,已是职业电影制作人的她决定将李敦白的经历搬上银屏。“美国的年轻人需要去了解革命者李敦白和他所成就的那部分历史,”露西说,“他的故事不该消失。”

    露西和斯坦福大学的教授艾尔弗,以及丈夫、资深电影制作人塞勒斯组成制作小组。前者曾做过35年中国新闻,并拍摄过数部和中国有关的纪录片。

    李敦白最终同意了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他希望通过这个纪录片发出晚年最后的影响,并告诉更多美国人,他要给这个世界“留下些什么”,“以此作为实现理想的另一种方式”,他说。

    影片上映时,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正进行得轰轰烈烈。当“占领一代”由令人沮丧的资本垄断与社会不公再次剑指西方的积弊,银幕上的李敦白让他们获得新的参照。

    “从共产主义的少年梦想出发,进入社会主义的实践,到最后重返资本主义故里。”来自美国亚利桑那州的理查德如此总结李敦白的一生。但李敦白认为,他没变,只是该回家了。

    与记忆抗争

    然而,多年后的今天。李敦白的归途在相当意义上仍存在于地理空间层面。他住在华盛顿州,但生活却非常中国。妻子叫他“老李”,年轻人们称他“李爷爷”,他用中文写信,喜欢和年轻学生们在课堂讨论毛泽东当年的《论持久战》。

    “这些年来,他尽其所能地缅怀那个远去的世界。”一位20多年的朋友说,“对于美国,李敦白并非名流。他的故事因另类而被关注,很难阻止人们在未来对他的淡忘。”

    晚年李敦白似乎离中国越来越远了。他近年把咨询公司交给家人打理,甚至已经卖掉在北京的房子,送走一个又一个离他而去的曾经在中国并肩过的“战友”,他开始与自己的记忆抗争。

    在纪录片中,他再一次回望当年的狱中时光——

    “每天都是悲惨的,因为你是孤独的。但你又不是孤独,每天你都和你自己潜在的疯狂坐在一起,它在望着你。你知道面前的不是你自己,就是它。”

    有一年,他回到当年在中国战斗过的“红色根据地”,发现历史记忆已成为吸引旅游的法宝,他感到不适应。“很多历史遗存已脱离原貌,这不是我所经历的过去”。

    但无论如何,现在的他还会轻轻摩挲那本陪伴他狱中日子的红宝书。“其实,历史早已先他而去。”一位美国大学生说。

    摘自《南方周末》2012.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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