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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踏入教师这个行列后，就像被关在学校这个笼子里，再难与这个社会有过多交集，以致被社会的快速脚步落下，越来越远。”
方书贤已在河南开封市某所中学待了22年，他的身边曾先后来过5个男教师，但几乎全走了。
男教师去哪了？方书贤自问自答：女教师看不上男教师，公务员嫌弃自己挣得少，和做生意的又谈不来。无奈之下，男教师都躲在角落里，和同事喝着闷酒。
不过，按照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中小学教师发展报告（2012）》（以下称报告）的数据统计，一个矛盾的现象出现了：一方面是近10年来中小学男教师所占比例愈来愈小；另一方面，教师整体收入水平在不断提高。
仅仅以收入差异或男女择业观为缘由，难以解释男教师的“逃离”。
教师职业吸引力越来越弱
收入是令男教师“逃离”的一个因素。我国尽管已经作出规定，教师工资参照公务员标准，但各地情况不同，以开封为例，一位小学教师介绍，教师月薪最高能达到3000元左右，而当地公务员可拿到四五千元。
从报告可以看出，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教师职业对男生的吸引力越弱。
对农村男教师所占比重更大的一种解释是，在多数经济和文化较为落后的地方，能将义务教育读完，乃至走出去读书的多是男性。相应地，整个农村文化程度较高的也多是男性，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便留在当地做起教师，撑起了乡村的师资队伍。
留给经济发达地区的则是一个追问：一些大城市给中小学教师的待遇已是十分优越，以北京一些重点中学为例，招收教师的门槛有的抬升至硕士学历，相应的待遇则是解决户口、宿舍加5000元的中等月薪，为何仍受不到男性的青睐？
当然，这也就涉及择业观念和社会地位的因素。用方书贤的话来说，“男人要面子，对象都难找的工作，即便钱给的多了些也没人愿意去。”
除了教书还是教书
方书贤的说法并不夸张。根据《当代中国社会的声望分层——职业声望与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报告显示，大学教师排在第8名，中学教师排在12名，小学老师则排在第35名。而工程师排第4名，外企经理第10名，银行出纳员排在22名。
深圳市翰林学校语文教师武宏伟对此深有感触：“教师的社会认同度太低，家长对老师的尊重大多停留在教他孩子的那会儿。”而就教师职业的成长空间而言，因其过于“狭窄”、“难有进步”也让一些男教师望而生畏。
有一句话在教师圈内广为流传：“one day as a teacher，always a teacher”。对此一个较为夸张但还算形象的翻译是：“当你踏入教师这个行列后，就像被关在学校这个笼子里，再难与这个社会有过多交集，以致被社会的快速脚步落下，越来越远。”
这种隐痛并非所有人都能理解。武宏伟说，他曾经向很多非教师职业的朋友诉苦，但朋友多会半开玩笑地回应：“你们有寒暑假，加一起3个月，知足吧。”
不身在其中，难解其味。实际上，学校并没有给教师打开社会活动这扇窗。武宏伟发现，30年来的教师生涯，工作日要上课，周末要做继续教育，有时还给学生在家里补课“开小灶”，平日里几乎没有多少时间用来充电。
一个研究生时的同学告诉武宏伟，相对于其他领域，教育是个“落后”的部分。以前和这位同学一起做教育的都离开了教师岗位，他们宁愿去中小企业接受未知的挑战，也不愿一直做个“套中人”。在学校里，学生是“有期徒刑”，老师是“无期徒刑”。
不是简单的培养高分学生
吴国珍起初并不愿意过多谈及男性“逃离”中小学的原因。在这位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专业硕士生导师看来，外在因素列举起来总是简单，而一旦谈及更深层次的内涵原因，一来难以说清楚，二来难以为人信服。
吴国珍所说的“内涵原因”简单来说，就是男性在选择教师职业时所憧憬的教育抱负，以及现实教育环境对其的“扼杀”。
吴国珍说，愿意为教育牺牲自我，把积攒20年的知识悉数掏给学生的教师大有人在，阻碍他们释放能量的是僵化了的应试教育环境。
试想如果让一个男人站在课堂上盯着学生们念书，看着他们背书，拼命做练习，这与传统意义上的蜡烛精神相比，完全变了味儿。
中小学男教师所占比重小的现象并非中国独有。学者们对此的解释更多是男性、女性之间兴趣本能的差异。除此之外，影响这一问题的因素各国都不尽相同。吴国珍说，就中国而言，值得注意的是应试环境对教师职业“成就感”的影响。
更进一步说，在国内，一些男性对中小学教师岗位的“逃离”，折射的是他们对应试教育环境的价值不认同。
北京师范大学李琼教授十分认同的一个观点是：不能让男性觉得进了教师这个行当，就是走“读书进修、考证拿文凭、评职称”的套路，而任务就是培养高分学生。
老师“阴盛阳衰”后果很严重？
每每有关男女教师比例失衡的数据曝出后，家长总会成为反应最为激烈的群体，并提出一堆问题。
这一次也不例外。尤其是在这一比例更为悬殊的大城市里，家长的疑虑就更多。家长甚至担心，清一色的女老师，很容易发生“三个女人一台戏”的内耗，影响到老师教学心情以及与学生的相处。
这般担忧虽然有些夸张，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男女教师比例失衡对教育教学必然会有影响。一个最为流行的说法就是，“女儿国”教育如单亲家庭，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缺少父母任何一方，都会给孩子的成长造成不良影响。
李琼教授就十分认同这一说法。她表示，性别角色认知是社会化过程的重要一环，是家庭教育所不能达到的，而在学校教育中，幼儿园、小学又是一个人性格形成的主要时期，如果在这个时候接触的都是女性就会导致孩子们性别角色认知缺失。
家长们也很清楚男女教师的差异，很多男孩家长特别希望自己的孩子由男教师来教。每当孩子升学，进入新学校新班级，一些家长第一个要打听的事就是儿子的班主任是男是女。
寄希望于男教师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扮演父亲角色，这是一种理想化的情况。但就具体的班级管理而言，男女教师的确存在很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带给学生的，更主要的是“建立起一种规则意识”。
宁夏某中学政治老师杨锋感受到的就是后者。他去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宁夏南部山区任教。开学第一天，杨锋在教室里听到邻班一直闹哄哄，一个今年新来的女老师站在教室前面讲话，下面的学生丝毫不理会。他看不下去，推门进去，学生们瞧见他后，立马安静了。
这样的权威并非一蹴而就，杨锋后来发现，男教师往往会将规则看得很重，并用简单的诸如“上课该干嘛就干嘛”、“不准说话这是死命令”等来和学生“约法三章”，一旦有人违反就要惩罚，而且说到做到。
除了性格塑造即传统意义上所说的育人外，在教学风格乃至对孩子思维方式的培养上，男教师也有着女教师难以代替的作用。
杨锋到学校任教后，对教案作了较大调整。他从课程计划中抽出多个课时作为辩论课和讨论课，并在课上为学生准备一些思维训练题、填词游戏或者侦探故事。他说：“我这种方式可能不会立竿见影，但我相信他们进入高中后，一定会比其他学生更有潜力。”
这印证了一些学者的观点：男教师敢于冒险、思维活跃、知识面广，这些特点让他们很容易在课改中脱颖而出，他们身上所有的这些特质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学生的需求。
正因为男女教师在教书和育人上存在很大差异，才让众多专家学者和家长对男教师匮乏这一现象忧心忡忡。然而，深圳市翰林学校语文教师武宏伟对这一问题，另有一番见解。
他说，在应试教育环境下，男女教师对学生性格培养乃至“思维方式”的培养差别并不大。在应试环境里，教师独特的教学方法、思维方式几乎都派不上用场，学校的教学方式是重复且粗放的，“背书，背书，还是背书”。
武宏伟反问道，没了自由，没了冒险精神，在只知道做题的大环境下，孩子们不成“娘娘腔”才怪。
摘自《中国青年报》2012.9.10
